新疆考验：以法治疆或将成为一个分水岭

　　多元的新疆需要长治久安，更需要公民社会的缔造和现代文化的孕育，以法治疆或将成为一个分水岭

　　《财经》记者 欧阳洪亮

　　在2011年8月穆斯林的斋月到来之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连续遭遇多起暴力恐怖袭击。

　　7月18日，多名暴徒攻击了地处南疆的和田地区和田市公安局纳尔巴格街派出所，杀害了1位协警和2名普通妇女群众。随后的处置中，警方击毙其中14人，抓获4人，1名武警战士因此牺牲。

　　同样地处南疆的喀什地区喀什市，两名暴徒抢劫了一辆汽车，冲撞人群，造成8名群众死亡，27名群众受伤。7月31日，喀什市区再次发生暴力恐怖案件，造成6名群众死亡，12名群众受伤，3名民警受伤。

　　连续的暴力恐怖事件，使新疆成为舆论瞩目的热点地区。

　　事件固然不幸，但也在中央政府及新疆主政者的预判之中。今年3月全国“两会”期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张春贤对形势的判断是：“总体可控、总体向好、总体稳定；但是稳定的基础仍然很脆弱、个别时期稳定的形势还非常严峻。”

　　就在“7·5”事件两周年之际，2011年7月4日晚10点多，轻车简从的张春贤现身于热闹的乌鲁木齐大湾夜市，与烧烤摊档的维吾尔摊主拉起家常，并被市民簇拥着举杯共饮。

　　更早前的今年5月，入疆履新一年之际，张春贤在《求是》杂志发表署名文章《推进新疆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完整阐述其治疆思路。其中，“反暴力、讲法治、讲秩序”与“以现代文化引领”在文中被着重阐述，颇具新意。

　　张春贤之意，着力于跳出刚柔轮回，把新疆带入“现代化的社会”。

　　中央政府对新疆的治理历史，可追溯到2100多年前的西汉，其后治乱循环，与中华腹地的王朝兴替一体相连，而手段之刚柔相济、恩威并施，不脱前现代管制范畴，与内地治理模式并无大异，惟因新疆地处边陲而更突出“反分裂”色彩。历史上的“维稳”，亦非一味高压，也讲究“攻心为上”，注意笼络当地上层精英，以“羁縻”之道谋取地方和靖。

　　进入近现代以来，伴随民族国家的构建和现代化进程的启动，传统治疆模式迭遇挑战。另一方面，新疆经济已进入跨越式发展的快车道。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0年底，入驻新疆的世界500强、中国500强企业比2009年增加了113家，达到308家。中外历史经验表明，值此外生型“现代化”与传统社会文化结构及管制模式叠加相交之际，政经转型的难度与挑战将成倍放大。

　　全球化和现代化背景下的新疆，亟待新的政治智慧和治理思维模式。

　　2009年“7·5”事件的发生，也在催化新的管理思路和方式。该事件至少造成197人死亡，1721人受伤，被官方定性为一起典型的境外指挥、境内行动，有预谋、有组织的打砸抢烧事件。2010年4月，王乐泉履新中央政法委副书记，新疆党委书记一职由张春贤接任。

　　今年58岁的张春贤历任交通部部长、湖南省委书记，政声颇佳，被认为是一位将开放思维、传统修养和共产党党性结合于一身的高级官员。

　　入疆一年多以来，张春贤综合施策在民生工程、公共服务、经济发展以及照顾弱势群体方面，以亲民措施打开局面；另一方面，又对“疆独”继续保持高压态势，并着力消除其社会基础。

　　“从保障和改善民生着手，是实现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最重要的切入点，也是我们全部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今年5月18日，自治区政法委秘书长郭永辉对《财经》记者说。

　　而张春贤的“三驾马车”论，则阐明其治疆的纵深思路：“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础，稳定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前提，思想文化是解决一切问题的精神动力。”

　　系列恐怖的频袭，或将给新政实施带来某种不明朗的压力。但张春贤8月5日在自治区党委常委会议表示，几起案件的发生不会改变新疆前行的步伐。

　　历经“7·5”事件和系列恐怖事件之痛的新疆，需要的是普世规则意识，首先是法制意识。某种程度上，比之经济的现代化，新疆的长治久安更依赖于现代文化的氤氲繁育、法治精神的深入人心、公民社会的孵化建立。

　　新疆再认知

　　新疆民政厅公布的数据显示，从今年4月20日至今，新疆已从内地接回新疆籍流浪未成年人394名。而据新疆社科院一份调查报告，内地共有3万至5万名这样的新疆儿童，超过九成是被诱拐离家。近十年来，这个数字翻了10倍。

　　目前新疆已与27个省、市、区民政部门和救助管理机构对接签订了《关于开展救助保护内地新疆籍流浪未成年人工作协议》，并承诺在2011年底以前，将内地新疆籍流浪未成年人全部接回。工作组分赴内地各省份走访，对接协调接回工作。

　　长期以来，大量犯罪组织拐骗控制新疆流浪儿童“闯口里”(到内地)，进行偷盗、敲诈勒索等犯罪行为。在形成内地令人头痛的治安问题的同时，也使得新疆地区和少数民族的形象和声誉被严重“妖魔化”。不少内地城市，对新疆的印象已经在能歌善舞的维吾尔女孩和善做生意的“买买提大叔”之外，添加上偷窃者、暴力分子、难管理群体等新标签。

　　“尤其‘7·5’事件之后，这一标签被大大加深。”新疆社科院研究员吐尔文江说。甚至在内地部分城市，新疆旅客在住宿、交通上都遭遇诸多障碍。种种复杂的因素，丑化了新疆形象，形成了民族间的傲慢和偏见。这种傲慢与偏见也严重影响到新疆的向心力。

　　今年3月的全国“两会”期间，在回答《财经》记者关于如何看待此种“被歧视”的现象时，张春贤表示，这需要各地正确地认识新疆；新疆也要通过自身的发展，将自己的形象、自己的素质展示于世，改变外界的不良印象。

　　对自治区来说，接回流浪儿童是改变全国人民对新疆印象的第一步。该计划正是在张春贤的力推下全力进行。此前，张春贤还通过与维吾尔人阿里木义结兄弟，树立新疆人的新形象。

　　阿里木，在贵州省毕节市烤羊肉串赚钱为生，用八年卖烤串攒下的10多万元，资助了上百名贫困学生，在新华社“中国网事·感动2010”年度网络人物票选中，高居榜首。张春贤在网上给阿里木投了一票，并接见阿里木，代表家人送给阿里木1万块钱和一件衣服，并与其用拉钩的方式结为兄弟。张春贤褒奖阿里木说：“你心胸开阔、善于包容别人，开放和包容是一种态度，新疆也需要这种态度。”

　　阿里木的善举打破了地域和民族的界限，树立了新疆人的新形象。张春贤此举也收获了维吾尔人的好感。7月4日，在大湾夜市与市民一起吃烤串时，烧烤摊主对他说：“你是阿里木的兄弟，也就是我们的兄弟。”在“7·5”事件两周年的敏感时间现身夜市，张春贤在表达官方对新疆稳定的自信同时，也在向外界释放新疆安定的信息。

　　由于极少数分裂分子的极端恐怖案件，喀什被外界看做一座恐怖之城。但在新疆当地学者看来，喀什其实挺安全。喀什公安部门的数据显示，当地刑事案件、治安案件发生率比国内平均水平还要低。出生、成长于喀什的新疆问题研究者、曾任职新疆建设兵团史志办的陈平认为，内地和在疆的汉族干部和群众，都需要以理性和客观的眼光看待新疆和新疆少数民族。

　　在他看来，新疆文明成长于丝绸之路，伊斯兰文化与汉文化有着不同的源头，新疆少数民族的民族特性、文化和社会心理等与内地有较大差别。民族间要互相尊重彼此的文化，包容对方的习俗，而不是一味地以自我为中心。

　　“在新疆问题上，包容和务实是一种非常理性和建设性的态度。”陈平说。

　　反思旧模式

　　2011年7月5日，“7·5”事件两周年。当天，乌鲁木齐街头和往昔没什么差别。“我们连巡逻警也没有增加。”自治区政法委一位官员说。

　　在新疆，看不见的变化正在发生。

　　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央政权对新疆的治理历程，上世纪50年代的重心是军事剿匪平叛。60年代，毛泽东提出“新疆的主要危险是苏联现代修正主义”，这一提法被部分人解读为新疆的主要矛盾与内地省份存在差别。改革开放后，新疆与内地基本上同轨提倡发展和法治。但自1990年以来，新疆的分裂势力破坏活动抬头，制造多起暴力恐怖事件。时值苏联解体之后的中亚大变局，新疆境内“三股势力”(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和暴力恐怖势力)开始活跃并频频发动恐怖袭击，新疆稳定面临严重威胁。

　　此后，新疆执行“稳定压倒一切”治疆方针，对“三股势力”采取高压态势，予以坚决打击。同期新疆经济发展则落后于其他省区，民族与经济等问题呈现复杂交织的局面。

　　“7·5”事件发生，则撕开了背后种种问题累积的缺口。

　　陈平认为，对“三股势力”实行的“高压态势，露头就打”八字方针，被延伸到了广泛的社会生活领域。高压措施，加剧了民族群体的自闭倾向，其对宗教的依附更强烈。而经济建设、民生发展同期被弱化。

　　在吐尔文江看来，虽然新疆部分社会矛盾并不为内地所有，比如民族矛盾和宗教矛盾，但内地所有的社会矛盾新疆也有。高压维稳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公众的不安全感，也挤压了正常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空间，刺激了一些少数民族同胞的反感心理。比如一场普通的交通事故，司机是汉族，受害者是维族，就可能演变成民族问题。

　　在情势裹挟之下，处理问题有时会从政策出发，而不完全按照法律程序，法外施恩现象常有发生。比如，司法实践中对少数民族犯罪存在“两少一宽”(少抓少判，量刑从宽)。这是导致民族关系紧张的原因之一，当地汉族认为政策“反向歧视”，维族人也不觉得公平。

　　上世纪90年代以来，维族干部在政府工作人员中所占比例逐年减少。招工中也有类似的情形。新疆师范大学社会学系所做的一项调查中，来自自治区的相关统计数据显示，1997年以来，少数民族大中专毕业生就业逐年下降，未就业学生中少数民族占比例达80%以上。

　　新疆师范大学民族学教授崔延虎介绍，少数民族青年普遍面临升学、就业、户口、拆迁等系列社会问题，因此群体心理弥漫着一种悲观的情绪。2003年，这个问题曾被有关部门关注，但未能引起足够重视并加以解决。调查资料显示，“7·5”事件中，来自南疆未就业的大中专毕业生占有相当比例。

　　吐尔文江认为，许多遗留问题因此产生。一方面，高压政策打击面太大，容易陷入民族问题的漩涡，伤害许多与此无涉的民族同胞，把很多人推到了对立面；另一方面，政治运动式的维稳，使得以法律作为规范准则处理社会秩序的制度体系难以形成。

　　回归民生常态

　　“7·5”事件过去近一年后，通过大规模的实际调查和反复论证，2010年5月17日至19日举行的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确立了治理新疆的新思路、新模式，包括将新疆社会主要矛盾重新定位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

　　由此，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成为新疆核心主题。

　　一位新疆历史学者认为，“7·5”事件留下的创痛，使得民族间的隔阂加深。而鸿沟的消弭，需要长期的时间。摆在新上任者面前的，是如何弥合这道伤痕。“新书记怎么做，许多人都在看着，尤其是维族精英们。”

　　当地政府官员观察到，在部署稳定工作时，张春贤除了提“反分裂，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与以前不同的是，提出“反暴力，讲法治，讲秩序”。2010年8月19日，在阿克苏市发生的针对治安联防队员的自杀式袭击案，官方事后定义其为“暴力犯罪”。

　　张春贤对少数民族干部的民族生活习惯亦着意保持尊重。

　　新疆师范大学民族学教授艾山江说，上任一年多来，张春贤的身影，出现最多的是在南疆农村、北疆牧区、城市棚户区。他看望普通市民、跟牧民拥抱，非常注意细节。

　　张春贤上任第一件事，是解决历史遗留的“五七工”(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响应毛泽东“五七”指示，走出家门参加生产劳动，进入企业不同岗位的城镇职工家属)待遇问题；半个月时间，全面开通了“三断一限”(切断互联网、手机短信息和国际长途电话，以及限呼国内长途电话)的局部通信管制。这一系列回归常态的措施，缓和了民众的紧张感。“维族人特别注重细节，不需要多少钱，需要的是人情的关怀。”艾山江说。

　　2010年，新疆财政支出用于民生的投入突破1000亿元，接近一般预算支出的60%。这些资金重点投在提高城乡居民最低保障水平、实现零就业家庭“清零”、提高离退休人员待遇、富民安居、定居兴牧、天然气利民等方面。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如此密集的惠及民生的政策出台，财政投入之多，受益面之广，前所未有。

　　与之相对应，统计数据显示，2010年，新疆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幅达15.9%，高出全国平均水平5个百分点。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速度五年来首次赶上全国平均水平。

　　治疆思路和风格的转变，也引发一些担心。对此，自治区政府一位高层官员告诉《财经》记者，目前是内紧外松，反恐和反分裂不会有丝毫松懈，且会更加专业化。社会不能被“稳定”绑架，但执政者的头脑是清醒的。

　　寻找普世规则

　　“归根结底，高压维稳不是一个现代社会的治理模式。没有法律尊严的民族团结是靠不住的。”陈平认为，“7·5”事件说明新疆民族团结的基础非常脆弱，更说明法律尊严远未树立起来。

　　某种意义上说，树立法律尊严、加强法治建设，是新疆最紧迫、最关键的事。

　　2010年8月19日，阿克苏市发生致6人死亡、15人受伤(伤亡皆为维吾尔族)的严重暴力犯罪案件。此后专门召开的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上，张春贤要求围绕“讲法治”，切实维护法律尊严，加强法治教育，引导各族群众以合理合法方式表达诉求。

　　“法律是悬在那里的。恐怖活动是行使暴力，已经超越了民族问题、宗教问题，是一个法律问题。不管是谁，行使暴力就是犯法。罪责清晰，处置有法律依据，为何要往民族问题上靠？”在陈平看来，“反暴力、讲法治、讲秩序”，把打击分裂分子和恐怖活动纳入了法律构架下，跳出了将反恐问题民族化的恶性循环。

　　新疆在跨越式发展，实现经济现代化的同时，社会管理也需要现代化。新疆是一个复杂的多元社会，更需要培育置于文化、习俗、信仰之上的普世规则和价值。“一个有弹性、有活力的公民社会，是不会出大问题的。”陈平说。

　　更有论者认为，实现以上诉求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包括维汉在内的新疆各民族知识分子精英能够共同构建一套关于新疆历史和央地关系的主流话语架构，凸显“新疆的历史和现状系由各民族共同戮力打造”，以求同存异，面对历史共业和未来。

　　“7·5”事件后，新疆的民族社会心理呈复杂化趋势，张春贤由此提倡：各民族要互相尊重，互相欣赏。

　　2010年，乌鲁木齐经历了23年来最寒冷的冬天。连续多日零下20多摄氏度的天气，让这个城市出行难，加气难。自治区党委指令各政法系统抽调500多辆车，免费搭载赶路的市民。特警、民警白天步巡，夜晚车巡，扶老弱病残孕上下车，帮助负重旅客顾客提东西，背负行走困难的人士上楼过桥。此举继而引发了私家车主发起“绿丝带运动”，邀请同路者搭乘“顺风车”。

　　乌鲁木齐市经调查和论证后，在六天后出台降低出租车营运成本、增加出租车投放、提高公交车司机工资待遇等一系列措施，并加快制定构建城市综合交通体系的规划。

　　此外，从少数民族选拔“一把手”的新政也在低调试点中。目前，已有多个乡镇由少数民族担任书记。自治区方面透露，下一步，试点将在县委书记层面展开。

　　不过，执政者要获得认同，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

　　受访的新疆问题专家认为，要使得新疆各民族心态回复平和，需要解决各民族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解决互信、公平问题，需要解决就业上、生活上、社会资源获取和政治资源分配上的不均衡等系列深层次问题。

　　跨越式发展隐忧

　　张春贤到新疆时，正值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召开，中央政府对新疆的投入力度前所未有。2010年，新疆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达到历史最高的3539亿元。“十二五”期间，这一数字总额将超过2万亿元。2010年11月3日，中国迄今距离最长的750千伏超高压输电线路正式投入运行。原煤储量占全国40%的新疆开启“西电东送”，相当于每年外送600万吨标准煤。

　　在担任湖南省委书记时，张春贤曾为这个中部省份引进大量知名企业的天量投资。如今，不少投资者又来到新疆。在位于乌鲁木齐南郊的迎宾馆内，张春贤经常接待这些远方的商贾。

　　与此同时，援疆也规模空前。第七批援疆干部达到了2600余人，几乎是此前十年援疆干部人数的总和；对口援助新疆的省市则扩大到19个，翻了1倍多。除了乌鲁木齐与克拉玛依外，对口支援的范围基本覆盖全疆。

　　改革开放以来，以维稳为大纲的新疆发展速度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中央先后启动过六轮援疆，但效果并不理想。在喀什市的疏附县、英吉沙县，《财经》记者发现，政府过去为村民建设的抗震房，现状堪忧。在喀什市荒地乡一村，记者沿路走访15处政府在2003年至2008年援建的抗震房，只有3户入住，其他村民或因无力完成配套投资，或无钱装修，至今住在原来的土坯房中。

　　新一轮规模空前的援疆也面临同样的忧虑。

　　新疆当地一位学者告诉《财经》记者，规模空前的援疆在短期内给被援助地区带来了民生、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发展的改观，但也带来了一些不良后果。由于急功近利，且对新疆和少数民族文化了解不深刻，希望复制自己成功模式的援疆方在项目设计、实施方式上都是内地或沿海的思维和方式。但东部的成功经验并不一定适合新疆，盲目嫁接内地模式、沿海模式，就可能好心办坏事。

　　在其看来，决策者和援疆干部很容易忽略三个问题：一是新疆少数民族对发展的理解和内地主流理解并不完全相同；二是现代化对传统来说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威胁，如果不注重方式，会激化矛盾；三是现代化过程中经常出现的文化反抗问题。

　　当地人对援疆的一个不满是，在内地省份援疆的过程中，援疆项目基本上都是内地本省份企业包揽，在这种被援助中，并没有多大参与的机会。有当地维吾尔人抱怨：“为何不直接把钱拨下来，让我们自己来建，而要让外地省份的人来把钱赚走呢？”

　　在疏附县，广东省对口援建的广州工业城，总投资达30亿元。已经招商签约的27家企业中，绝大部分来自内地，只有一家是本地维吾尔人经营的企业。

　　一位喀什的援疆干部则抱怨当地的复杂性和工作开展的难度：“政策还没出政府大院，还在制订中，就可能变味了。”

　　另一个担忧是，谁将是跨越式发展的最终受益者？除了经济现代化，跨越式发展最终将为新疆带来什么？

　　依附喀什的跨越式发展，定位为建材城的英吉沙县也迎来了黄金发展期。当地一位汉族商人对《财经》记者说，由于汉族商人更容易获得项目，而人口占全县90%以上的维吾尔人处于明显劣势，“这样下去，他们肯定会有意见的”。

　　一位维族学者则担忧，以现有的体制，跨越式发展最终受益者可能是汉族人。当地少数民族担心更多的是承担资源的损失、环境的破坏，利益分配的失衡，最终可能引发更复杂的矛盾。

　　在做大当地经济社会蛋糕总量的同时，如何设法让当地少数民族参与到这一进程中来，如何合理分配社会财富，使维族同胞共享发展成果，至关重要。这是消除维汉畛域、凝聚国民意识的途径，亦是跨越式发展成败的关键。

　　怎样的“现代文化”？

　　“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础。稳定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前提，思想文化是解决一切问题的精神动力。”张春贤多次重复概括他治疆思路的三驾马车论。他亦提到，新疆的长治久安要使地区的民众成为现代的公民，地区的文化应该成为现代的文化。

　　从今年3月开始，新疆将陆续组织2万多名大学生到内地进行培养锻炼，开拓眼界。在入疆一个月后发布的施政宣言中，除了工、农、牧业现代化和城市化等物质方面的跨越式发展目标外，张春贤引人注目地提出了“以现代文化为引领”，引发解读纷纭。

　　位于中西交汇点、背靠强大中央政权且多民族并存的新疆，需要什么样的现代文化引领？又可能拥有什么样的现代文化？

　　接近自治区决策层的一位官员表示，政府宜超越“我者”与“他者”的思维，以社会的世俗化和宗教的包容性，使新疆经验能够成伊斯兰世界的现代化范式之一种，从而使新疆真正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区域中心。

　　新疆地处丝绸之路，是多元文化交流的广阔平台，维吾尔文化是东西文化的交界边缘，也是伊斯兰文化的边缘。历史上各个游牧民族来来去去，在因地理分割而成的不同绿洲形成短暂的微型文化和自治。到目前为止，维吾尔人内部也存在明显的文化差异，共有七个支派。汉文化对现代维吾尔文化的形成过程影响微小。不必讳言，新疆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大汉族主义，这也是民族隔阂和对立的原因之一。

　　维吾尔文化也面临改革的压力。客观上，其对现代化和市场经济表现出一定程度的不适应性；西域民族的率性、快乐性文化与工业社会的专业化、理性化存在着不协调性。

　　吐尔文江认为，要从落后保守进化到现代开放，这需要互相的沟通和交流，固守本文化的中心主义是行不通的。现代文化的多元性决定了它不排斥维吾尔文化，但也要求后者能包容其他文明。

　　“多元文化在新疆是不争的现实，也是宝贵的资源。‘以现代文化为引领’意味着各民族文化在新的时期都需要赋予新的内涵。”中国社科院宗教所助理研究员晏琼英说。

　　一个现实的难题是，维吾尔人口的城市化程度还相当低。以双语教育为例，南疆一位政府官员认为，自治区政府提出2020年前要在南疆全部推行双语，但看起来并不现实。在南疆边远地区如和田，少数民族人口占96%以上，且绝大部分人口在闭塞的乡村，日常生活中汉语的应用相当有限。

　　在喀什出生的晏琼英认为，双语教育在现实中的作用，可能在一代人之后才能显现出来。

　　从全国的统计数字看，维吾尔语正规出版物的数量、质量，和其人口数量相比，处于非常低的水平，尤其是偏远农村的维吾尔人几乎很难通过母语出版物获得现代信息和知识，这使得南疆部分维吾尔社群成为信息孤岛。

　　“政府有必要加强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出版物的建设，这也是从正面积极应对地下出版物和极端思想泛滥的有效方式。”晏琼英说。

　　在乌鲁木齐闹市，可自由购买《参考消息》的维文版，只是内容简单，单张印刷。其他维文报章亦定价较高，而内容形式难以满足市场需求。

　　目前，自治区政府正在逐步试点新的政策，包括出资改变正规经文学院太少的状况。

　　另外一个敏感的问题，是宗教如何适应现代化。在新疆，宗教呈现两方面特征，一方面反“三股势力”的斗争，让宗教问题高度政治化、敏感化；另一方面，有些地方政府过于粗暴简单，正确介绍宗教知识的读物缺失，极端思想滋生发展，引发暴力恐怖个案，反过来又使得宗教的敏感化加强。

　　对宗教活动的评判，相关标准也含糊不清。南疆一位维吾尔族官员曾在会议上感慨：“对于宗教活动怎样是非法，怎样是合法，什么又是正常的民族文化，说实话，我们这些民族干部，以前也是有些分不清的。”

　　在2010年阿克苏“8·19”事件后召开的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上，张春贤列举埃及总统萨达特被刺后该国剔除宗教暴力的例子，提出“树立具有中国特色而又符合宗教基本教义的、适合时代发展的、健康的宗教观念，以宽容和理性的态度正确对待信仰差异，尊重其他宗教的信仰特点和活动礼仪”。

　　晏琼英认为：“宗教其实是一种文化，政府层面首先要放松紧张情绪，不要贴标签。”

　　不过，晏琼英亦认为，文化传统的更新是一个群体自身建设的事情，不是外部可以设计和给予的。“政府要做的不仅是经济现代化，社会管理也要现代化。创造一个政通人和、经济有序、广开言路的大环境，激发各民族群众的聪明才智，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事实上，除去民族、边疆与宗教问题的乘数效应，新疆与内地所面临的挑战从根本上说并无二致，无论是民众如何更好分享经济发展成果，还是如何在经济现代化进程中循序推进社会现代化和现代法治政治文明建设，均是有待全体国人破解的命题。

　　从这个意义上讲，新疆的法治化进程亦是全中国政治现代化进程有机的一环，并将因民族、边疆与宗教问题的综合求解而做出自己的“特色贡献”。■

　　本刊记者李微敖、实习生郭志东、兰启昌对此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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