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驻华大使称中印两国发展差距为十五年

　　本报赴印度特派记者 李宏伟

　　尽管印度媒体也和全世界一样关注中国高铁降速，不过，当《环球时报》记者8月初随中国媒体团到印度采访时发现，一些印度人却在将中印列车时速的快慢对比看成是中印发展速度快慢的对比。中印对比的话题在印度官员、学者和民众等各个层面都是流行话题。中国军事发展、航母试航、公共交通建设乃至上海的高楼大厦都被印度媒体反复讨论。印度官员向来喜欢为他们繁荣的都市找到中国对应的模版，孟买常被拿来与上海相提并论，班加罗尔也因IT大企业云集被人称为“印度的深圳”。这些比较和谈论流露出印度的雄心，在他们眼里，“中国能，为什么我们不能”成为社会上很多层面的流行语。与此同时，在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也有印度官员说：“我们追求的就是慢而稳，任何激烈的东西都不适合印度。”

　　“印度火车应该提速”

　　两列火车7月31日在印度孟加拉邦迎头相撞后，印度媒体像往常一样纷纷对本国落后的铁路系统进行抨击。不过，《印度斯坦时报》一篇题为“低速避免了更大灾难”的报道说，由于火车行驶的速度只有每小时30公里，所以事故没有造成严重的人员伤亡。在中国人听来，这颇有一点隐喻的味道。据记者了解，很多印度人通过印度24小时新闻频道了解了温州动车事故。但看过中国动车事故的印度人还是很佩服中国的速度，他们认为，“归根结底这是人为的原因，而不是因为速度快，印度的火车应该提速”。

　　忽略列车速度的对比，以很多标准看，印度都正在崛起成为21世纪的一个主要大国。中国媒体团这次采访的印孚瑟斯和塔塔等印度大公司都已建起庞大的商业帝国，并扩张到了世界各个角落。即使如此，当8月初中国媒体团访问印度时，印度官员和学者毫无例外地保持着谦虚的态度。“北京和上海已经达到了完美的境界，而我们仍然在发展之中。”班加罗尔《德干纪事报》常务编辑妮娜·葛帕尔的话或许代表了一些印度同行的实际想法。葛帕尔说：“作为后起者，我们尊敬中国。”

　　印度驻华大使苏杰生认为，中印间的发展差距为15年。但也有人认为相差更多。印度一家人寿保险公司的常务董事曾在接受印度门户网站Rediff网采访时说，中国经济领先印度20年。印度的经济改革起步于1992年，现总理辛格当时刚出任财政部长，在他的主导下，印度摒弃了长期奉行的国家主导经济发展模式，开始大规模私有化，从此印度经济开始高速增长。仅从外汇储备来看，1991年，印度外汇储备不足10亿美元，而到了2010年，外汇储备为2973亿美元。但这与中国近3.2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相比明显少了很多。

　　中印差距最显著的领域是基础设施建设。印度真正意义上的高速公路屈指可数，其他道路更加考验人的耐心。牛、三轮车和汽车齐头并进，一些人赤脚走路，耍蛇人在交通拥堵时扑向旅游大巴施行骗术。中国媒体团从德里出发到莫卧儿帝国时期的都城阿格拉，200多公里路程开车却走了5个小时。各个城市间的高速公路十分狭窄，拥堵不堪，而大约1/3的村庄没有正规道路。

　　停电在印度是家常便饭。即使在五星级宾馆和机场，每天都会有几次停电。对于印度媒体而言，每年夏天用电高峰期间，开设专栏让读者分享自己在拉闸断电时的遭遇心得已经成为一种习惯性策划。据《印度时报》报道，2008-2009财年内，全国因为停电造成的经济损失达95亿美元。这些基础设施的缺憾也给其他国家制造了很多商业机会。去年12月，温家宝总理访问印度时，中国公司获得了很多火电项目，其中上海电气和当地公司签订了83亿美元的合同。上海锅炉厂有限公司工程师钱云峰在8月上旬刚完成了对印度项目的实地考察，他告诉记者：“国内已经不再建新的火力发电厂了，国家发改委现在不再批准火力发电项目，所以我们到印度和其他地方发展。”

　　“激烈的东西不适合印度”

　　和中国一样，印度也有前瞻性的“五年发展计划”指导其经济发展，而且两国的计划几乎同步。中国今年开始了十二五计划，印度的十一五计划明年初结束。在印度的十一五计划中，基础设施建设被单列成章，其中频繁对比中国，显示出一种害怕落后的焦虑。

　　在这次采访中，《环球时报》记者接触到的许多印度人都认为，印度超越中国的任务非常艰巨。印度商人苏尼尔·古拉尼这些年一直从杭州向印度、俄罗斯和南非等国出口布料，并去过中国的很多城市。他说：“我很少听到中国人拿上海和孟买相比。只是印度的官员希望孟买能像上海一样，但这是不可能的。”古拉尼说：“在印度，腐败让一切事情变得极端困难。当然，在中国也有腐败，但我相信没有印度严重。”

　　腐败不仅掠夺了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大国的财政资源，还严重影响了社会上的诚信度。一些在印度工作过的中国人认为，中国和印度面临同样严峻的腐败问题，只是游戏规则略有不同。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在印度工作的中国工程师说：“在印度，他们表现得更露骨一些，比如会当面告诉你，盖一个章需要给多少钱。在中国，好多事情都是很微妙的，你经常需要自己去猜。”

　　在印度议会的激烈辩论和媒体对腐败的抨击中，印度人似乎相信他们的制度能更好地解决腐败问题。说起这个话题时，他们表现出一种可爱的优越感。一位名叫沙尔马的新德里中年厨师得知记者供职于中国媒体后说：“在印度，我们的媒体能够批评政府的任何失误，你们不能那样，是吧？”

　　在一次讨论会上，中国媒体代表团向印度媒体代表介绍，中国媒体上这几年也有很多批评政府和官员的报道，一位印度代表在回应时强调，印度人的知情权和质询权是被制度保护的。印度就是一个这样矛盾而复杂的国家：人民以民主为傲，对政府不满，自由自在地生活在一片等级森严的土地上。他们对私有企业的信赖远远超过对政府的信任。沙尔马说：“印度的私有企业做了他们所有应该做的，但政府连50%的力气都没使，他们就是不干事。”《德干纪事报》常务编辑葛帕尔也说：“我表弟经营的兽医诊所前每天都排着长队。为什么？因为国有诊所里的兽医们每天无所事事，捣弄巫术。”在Rediff网征集的如何解决停电问题的读者建议中，好几条都写道：把所有国营电厂都私有化。

　　中国年轻人热衷于考公务员，印度年轻人也曾如此。但新一代印度人对此变得没多大兴趣。《印度斯坦时报》国际编辑帕尔·乔德里说：“印度年轻人的榜样是私营企业的总裁和高级职员，这些公司薪酬比政府高很多，人事任免上也不会论资排辈。现在几乎没有年轻人会想在政府部门里度日。”

　　熟悉印度的中国人说，印度政府的问题源于其太弱。钱云峰说：“印度有许多事情很神奇。就说基础设施吧，如果修路时要农民砍掉自家一棵树，但他不愿意，那么结果就是，要么路修不成，要么路的正中间有棵树。”

　　印度的精英阶层也经常从媒体获得中国地方上强拆的消息，他们意识到这些事件的风险。在一次讨论会上，有列席的印度学者说：“这样最终会造就一大批心怀憎恨的穷人，对社会的稳定来说不利。”据了解，因为土地私有，印度政府在企业、开发商向农民征地时扮演中间人的角色，政府介入是为了防止弱势群体受骗。在房地产和工业开发商面前，未受良好教育的印度农民对土地如何定价并没有概念。在政府介入不力时，许多农民低价卖地后很快花光钱财，最终进入城市流浪。

　　总有许多西方学者在评论印度时说，“民主制度和人口是印度最大的财富”。印度号称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2009年印度大选时，有近千个政党参加。印度几个主要政党争相获取各地为数众多的小党的支持。各种争斗和制衡确实造成了效率耗损。塔塔咨询公司新型商业服务的负责人苏布拉曼尼安说：“许多时候人们是缺乏理智的。在民主社会中有不同的政治力量，这很正常，但最后选了这个政府，它就应该获得推行一些事情的权力。”但有人认为这正是印度需要的。印度外交部工作人员查克拉福尔西说：“我们追求的就是慢而稳，任何激烈的东西都不适合印度。”

　　印度人更能容忍社会不平等

　　扶贫对中印两国都是常年困扰的社会问题，对印度来说可能这个问题更严重。美国中央情报局2007年收集的数据显示，中国的贫困人口占全国总人数的2.8%，印度的贫困人口比例为25%。不过，联合国人口发展项目的数据显示，中国的基尼指数高过印度，这意味着两国的贫富差距都很大，但中国更为严重。不同的是，印度社会对不平等的容忍度似乎更高，这可能是因为印度从未经历过平均主义革命的缘故。

　　在印度采访期间，《环球时报》记者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细节。在印度报纸的征婚广告中，出现最频繁的词是“门第高贵”，一些秉持传统观念的父母拒绝让自己的孩子与低种姓的人结婚，就算后者已经获得相当的经济实力。印度富人炫起富来极尽奢华，超过中国，在中国，由于仇富情绪高涨，富人正在逐渐学着低调。相反，按照在印度游历5年后写下《不顾诸神：现代印度的崛起与发现》一书的英国《金融时报》南亚办公室主任爱德华·卢斯的观察，印度社会低种姓阶层正在仿效高种姓阶层的观念和习俗。

　　和中国人一样，印度人十分注重教育，他们相信教育是过好日子的钥匙。厨师沙尔马在餐厅关门后会接着去开电动三轮车载客，他要赚钱送两个孩子上私立学校念书。沙尔马说：“公立学校的老师根本不教课，所以我必须把他们送到私立学校去。我希望我的男孩能成为一个工程师。如果我家姑娘想要嫁得好，就得送她上教会学校，学会说流利的英语。”但并非所有孩子都能这样幸运。印度成人文盲仍有3亿，而小学辍学率前两年高达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