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会去行政化寻觅政商黄金距离 会员组投资集团

　　正在断奶的商会除了商机，还渴望获得更多的政治话语权

　　■商会宣传部长蒋军民回忆，广东河南商会成立之初，执行会长由河南省政府驻广州办事处主任兼任，秘书长则由副主任兼任，办事处的会计也是商会会计。

　　■根据新政策，商会要淡化政府色彩，还原其民间组织本色。这一新规，让不少商会从制度掣肘中松绑。然而问题也来了：政府官员卸去实职，离开官方这棵“乘凉大树”的商会，独立的风险和成本有多大？

　  ■现在由商会推荐的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还是相对较少。随着民间组织发展的成熟，政府可在政协、人大等政治话语体系中，给商会等民间组织留出更多的空间。

　　河南省人民政府驻广州办事处主任方思文，将广东省河南商会执行会长一职交到新联盟集团董事长李立新的手中。

　　这一低调的交接之间，高调地勾勒出商会褪去官方外衣、还原民间本色的大趋势。在此前后，在粤的湖北商会、湖南商会等商会组织的实职已纷纷易主，不再由驻粤的原籍官员兼任。

　　从1918年中国商会成为普设性的新式行业组织起，商会组织与政府资源的“暧昧”互动，就成为其永恒的主题。在广东大力发展社会组织的当下，这样的追问，尤显其时代深意。

　　还原民间组织本色

　　商会的工作更多的是下沉到一线，联系会员，了解企业需求

　　有人将2006年称为“新豫商”崛起元年，分布在全国各省市区的河南商会纷纷成立，被寄予豫商群体复兴的厚望。在广东，“河南商会”在广州天河区耀中大厦17楼正式挂牌。

　　当时，在粤的河南籍人口突破千万，工作、创业人口超过100万，主要分布在珠三角，河南商会将920多家创办企业拉进商会——如今这个数字已经翻了两倍还不止。加入河南商会的这些企业，80%是中小企业，大部分从事第二产业。

　　广东河南商会宣传部长蒋军民介绍，商会会员的诉求最常见的是，在行业发展过程中受到制约、排挤、歧视，希望商会将情况反映给相关部门，并且提供给领导决策解决问题；寻求法律维权、寻找前瞻性资源、招商引资以及促成行业自律也是企业经常求助的问题。

　　然而，“到了2010年，河南商会遇到了信任危机。”蒋军民说，当时，越来越多的会员拖欠会费。“一开始大家都抢着交会费，可是那时候，工作人员打电话提醒会员交会费，得到的答复经常是‘我在外地’。”

　　这场四年之“痒”是猝然而至，还是“疾在腠理”多时？不久后推进的体制变革，恰好给出了答案。

　　蒋军民回忆，河南商会成立之初，执行会长由河南省政府驻广州办事处主任兼任，秘书长则由副主任兼任，办事处的会计也是商会会计。

　　“相当于一套班子两块牌子。”广东河南商会副秘书长李娜认为，河南省政府驻广州办事处是政府机构，有自己的主要工作，河南商会的工作更多的是要下沉到一线，联系会员，了解企业需求，这对办事处来说，很难兼顾到。

　　“政府部门习惯了‘官老爷’的身份，你让他兼做‘服务员’，这对习惯别人找上门的他们来说，肯定很难。”另一个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外籍商会工作人员向记者举了个例子，商会召集会员开了个大会，商会领导在台上讲，会员在底下听，散会、吃饭、回家。“这是党政机关的作风和惯性，并不适合民间组织。会员难免嘀咕：‘为什么我交了会费，还要把你当爹’，积极性被严重挫伤。”

　　根据新政策，商会要淡化政府色彩，还原其民间组织本色。这一新规，让不少商会从制度掣肘中松绑。之后，商会由企业家领头，政府机关进行把关、监督。

　　然而问题也来了：政府官员卸去实职，离开官方这棵“乘凉大树”的商会，独立的风险和成本有多大？

　　官员卸职政商磨合

　　商会体制的嬗变，并不代表着政府资源的抽离，可看作政府与商会一个新的磨合期

　　“前不久，一个广东本土商会召开一年一度的大会，请到了很多政界要员，这让不少商会很是羡慕。因为对商会来说，最重要的一个功能就是寻求政治资源。”广东省委党校教授袁友军是广东省湖北商会副会长，在回答记者问题之前，他举了个例子。

　　通过多年的调研，袁友军发现，许多企业碰到问题，想找政府连门道都摸不清，他们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商会。

　　“在大多数时候，商会是很有威信的，比政府部门说话还管用。而对不少商会会员尤其是一些房地产大老板，加入商会，更是希望能获得和政府的良好互动。”袁友军直言，“商会由军政领导‘挂帅’，无论是实际职务还是名誉身份，都很常见。即便是一个地级商会换届，市委书记都要过来，不然(会员)会觉得丢面子。商会组织，最重要的一个功能就是寻求政治资源。”

　　那么在政府官员纷纷卸去商会实职的大潮中，商会可能失去什么，又会得到什么？离开政府这颗“资源大树”，是否依然能乘凉？

　　广东河南商会副秘书长刘吉宇直言：“在解决会员困难方面，未改革之前确实更有力度，比如在政治资源的获取上、在切身利益的解决效率上。”但是刘吉宇坚持认为，现在这种体制更长远、更健康。

　　“以前秘书处只有七八个人，而且都是办事处的人马，精力有限，意识也跟不上，现在我们聘请员工，组成20人的秘书团队，下去跑，接地气，了解各分会的情况，去切实解决难题。”在刘吉宇看来，商会就是做服务，服务做好了，向心力才能凝聚。“举个最简单的例子，现在1000多名会员交会费交得很准时。”

　　袁友军也认为，商会体制的嬗变，并不代表政府资源的抽离，可看作政府与商会一个新的磨合期——共同寻找一种黄金距离。

　　“政治资源的存在，是有其正面意义的。因为它保证了商会会员与政府沟通渠道的畅通，让最基层企业的声音得到传递。”但是袁友军提醒，商会的所有作用，必须是在合法的前提下才能发挥。

　　他举了个最常见的例子，商会里有老板偷税漏税被抓，他(她)希望通过商会的资源来摆平——这对企业家来说，是合情合理的事情，这个时候商会应该怎么处理，这就是考验智慧的事情了。在袁友军看来，商会和政府未来的方向，应该是在合法的状态下，进行良性的互动。

　　会员组建投资集团

　　由河南商会会员组成的投资集团，已经进入筹备阶段，不日将试水

　　如果说，河南商会代表的是在粤外省籍商会的当下普遍状态，那么，广东省的本土商会如潮商会已经走在前方。

　　去年正当广东省河南商会撬动官办体制之时，广东省潮商会已经开始组建“广州市白云宏新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当会员企业遭遇资金瓶颈，无法从银行获得贷款的时候，就伸出手提供小额的融资服务。

　　如果通过银行贷款不成功的话，“广州市白云宏新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或许可助一臂之力。

　　“商会的壮大要靠凝聚力。” 广东省潮商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范思斌认为，凝聚力要靠魅力，魅力从何而来，就是要为会员解决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运作五年，会员企业从一开始的400多家发展到现在1000多家，广东省潮商会一直在“摸着石头过河”。成立之初，回潮汕四市恤孤助学做慈善是商会的主要方向，到了2009年，商会找到新的方向，既做慈善，也重发展。

　　“加入商会的人都是有需求的生意人，他们希望商会在他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商会可以拉他们一把，但他们更希望在这样一个合作的专业平台上，获得信息和资源，壮大企业。商机是他们最看重的东西。”熟悉商会的人士如是分析。

　　在这种背景下，“广东潮商会有限公司”继“广东潮商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广州市白云宏新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于2010年成立。范思斌透露，目前，这个独立于潮商会的法人单位开始起步，几大项目也完成意向性签约，主要是在房地产领域。

　　像广东潮商会有限公司这样的例子并不少，这些公司，有的采取项目入股的方式，有的则走基金入股路线，还有的是多重方式并存，但无论如何，他们的终极目标，还是推动商人“抱团”觅商机。

　　有业内人士指出，不少商会纷纷建立有限公司，其实是受到温州商会的启发，但二者之间确实存在差异。“温商背靠政府资源这座大山，觅得商机的时候，他们在前面冲，政府在后面提供资源。”

　　就在潮商会圈定首批项目的时候，河南商会也蠢蠢欲动。刘吉宇近日告诉南方日报记者，由河南商会会员组成的投资集团，已经进入筹备阶段，不日将试水，会长许家印也参与其中。

　　政府应给更多空间

　　“我们统计过，商会成员、企业代表法人在各级人大、政协的，不足3%。这个比例，远低于本地商会。”

　　在谈到“接下来，商会最希望解决的难题”时，河南商会、潮商会这两个风格迥异的商会有了共识。

　　“我们说‘早知三天，富贵十年’。我们需要更多获得信息的权威渠道。”刘吉宇笑言，他要“吐吐苦水”。刘吉宇所说的权威渠道，即是希望更多的商会成员进入各级人大、政协的话语体系，发出自己的声音。

　　“我们统计过，商会成员、企业代表法人在各级人大、政协的，不足3%。这个比例，远低于本地商会。”刘吉宇说，“我觉得广东各级工商联对我们商会成员企业设置的门槛过高。从某种角度说，企业也是弱势群体，农民工可以积分入户，企业同样希望得到政策关怀。”

　　有不愿透露姓名的商会成员告诉南方日报记者，以前商会未成立的时候，都是通过企业各自去找关系、找资源，现在实现资源共享了，商会更应该有宽敞的诉求渠道以及参政议政的途径。“我们希望更快地掌握政策和动态，减少决策失误，提高效率。”该商会会员说。

　　而刘吉宇的理想商会模式，在90年前的中国可以找到印证。从1918年《工商同业公会规则》颁行后商会成为普设性的新式行业组织开始，以商会和同业公会为主体的工商团体作为商人群体的集体代言者，就已经广泛参与到政治活动、经济治理及社会事务之中，体现了极为突出的自治精神和参与意识。

　　范思斌对刘吉宇的理念也深表认同。他希望，随着民间组织发展的成熟，政府可在政协、人大等政治话语体系给商会等民间组织留出更多的空间。“现在由商会推荐的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还是相对较少。”

　　袁友军则建议，除了各级政协、人大这个平台，政府的一些重要会议尤其是经济工作会议，应该邀请商会代表参加，如果说给他们表决权不太适合，那么至少给他们发言权。

　　“政府应该更加放手去发动商会。现在政府对于商会还不够重视。”袁友军估算，目前广东的本土和外省籍商会将近30%是“名存实亡的”——只有牌子、没有活动。“政府现在提倡大力发展社会组织，下一步，政府怎么开发商会潜力、怎么对它们进行有效管理，是需要进一步明确的关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