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缓刘易斯拐点到来 产业高端化成唯一出路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过程，注定将问题丛生。广东作为我国第一人口大省，“身背”逾两千万外来人口“奔前程”，面临的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刘易斯拐点”。虽然学界对“刘易斯拐点”何时到来还存在争议，但是对这个问题的筹谋，广东早已走在路上。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省委书记汪洋在为广东定下的三个发展要点中，就将这个问题放在了非常重要的位置，指出要通过户籍政策改革，促进优化人口结构。进一步放宽农民工的入户政策，优化城市人口的结构和素质，延缓“刘易斯拐点”的到来。

　　而围绕着这个问题，一个庞大的课题才刚刚开篇：人口大省广东的“刘易斯拐点”何时到来？如何借力产业转型，平抑“刘易斯拐点”到来对广东所带来的冲击？作为外来人口大省的广东又将如何打造自己的劳动力战略？

　　圆桌嘉宾：

　　郑梓桢：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人口学家

　　孙立坚：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

　　王智勇：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乔纳森·加德纳(Jonathan A.Gardner)：希拉里前顾问、现任PSB国际战略传播公司首席运营官

　　陈伟：日本问题研究专家、《日本商业四百年》作者，早稻田大学客座讲师

　　话题2

　　“刘易斯拐点”真正到来时，新兴产业的工资要高于夕阳产业，从而带来一轮企业淘汰过程

　　问题与变化

　　南方日报：“刘易斯拐点”是与城市化、工业化密切相关的话题，它的临近，会让整个经济、社会出现哪些方面的变化？将会给企业和政府带来什么样的考验？

　　郑梓桢：现在有种说法，认为中国有2.3亿人已经转移到城市了，但是这些人都进城了吗？我认为城市化是一个过程，这些人一只脚已经迈出了农村，另一只脚正在迈进城市，但是还进不去。离开农村，不等于就城市化了。

　　其次，农村本身还有很多劳动力可供转移。广东就有很多劳动力可以在区域和城乡之间进行调整，“双转移”政策就是一个有效的渠道。

　　第三，如果农村发展得好，外出的农村劳动力可以回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政府的财政要起到导向作用。

　　第一代农民工没有社保、医保，甚至没有安全保险，就算是没有“刘易斯拐点”，他们也会提出更高的要求。而且全国的经济热点地区多了，农民工的选择面广了。企业招不到人，是因为老百姓的需求提升了。

　　这个时候，应该完善政策、提供保障，而不是一味地招工，否则很难招来劳动力。

　　孙立坚：当下有一个非常特殊的情况，那就是在全球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消费者的需求也出现扭曲，对劳动力密集型产品的需求飙升，所以沿海地区很多企业订单急升，才会出现用工紧缺。

　　涨工资是劳动效率上升的体现，并不是说明“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大量企业招不到工人，都是率先采取了提升生产效率的做法，通过提高劳动效率对冲成本上升，甚至还通过教育的方式对生产环节进行改良，那么一个工人的工作量大了，效率提升了，必然要加工资。

　　而“刘易斯拐点”真正到来的时候，应该是随着一些行业劳动生产率提升到了一定阶段，出现劳动力过剩，大量的劳动力就被另一个朝阳产业所吸收掉，新兴产业的工资自然要高于夕阳产业，从而带来了一轮企业淘汰的过程。

　　王智勇：从市场规律来看，工资水平的上涨和劳动力供给的不足密切相关，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出在整个劳动力供给上，也就是将来可能就是无人可招，那么即使涨工资也没有办法。“刘易斯拐点”一旦到来，就很难逆转了。

　　话题1

　　“刘易斯拐点”不能单纯从现象来观察，目前广东表面上所谓的“民工荒”是农民工结构和产业结构造成的

　　判断与趋势

　　南方日报：“民工荒”、招工难、涨薪潮……近年来一系列新的名词频频见诸媒体，这看起来正像是“刘易斯拐点”临近的征兆：劳动力供给由过剩转向短缺，城乡一体化的用工市场形成。那么，广东距离“刘易斯拐点”还有多远，留给广东转型升级、摆脱靠赚取低层次劳动力剩余价值致富的时间还有多长？

　　郑梓桢：“民工荒”是有歧义的，按道理来说，它应该反映劳动力不足，但无论是广东还是全国，目前都不存在劳动力不足的问题。我做过测算，到2020年前，全国劳动年龄人口都保持在8亿人以上。从劳动力的数量上来说，到2020年也就是10年之内，不会出现“刘易斯拐点”。

　　目前的“民工荒”其实是教育荒、法律荒、政策荒等，农民工竞争力太差，找不到工作；或者法律上有问题，农民工拿不到工作，只好用脚投票……

　　我个人认为，当前的主要矛盾不是“刘易斯拐点”，而是要解决流动人口就业问题。因此，汪洋书记之前所讲的“进一步放宽农民工的入户政策，优化城市人口的结构和素质，延缓‘刘易斯拐点’的到来”是非常正确的，当前劳动力市场存在结构性短缺，普工不缺，技术工人缺。普工的就业渠道很窄，企业的“蛋糕”也没法再做大。总之，农民工结构和产业结构造成了表面上所谓的“民工荒”。

　　孙立坚：“刘易斯拐点”的定义是有很多前提的，并不是单纯从现象来观察的。在我看来，中国当下的“民工荒”并不是因为劳动力的绝对供给出现了问题，而是我国这一轮大规模投资的副产品，大量劳动力来源地上马大型投资，将很多的劳动力进行了分流。

　　但是有一点要注意，这些上马的投资项目大多只是沿海地区低端产业的转移或简单复制，我尚未看到整个社会产业的升级，更没有看到产生劳动力素质的提升。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是，有人认为“刘易斯拐点”短期不会出现，而不着急转型是不正确的。

　　王智勇：根据我们的研究，中国距“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已经很近了，甚至可以说已经到了，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时代差不多已经画上了句点，即使是企业把工资提升，可以转移的劳动力数量也有限。

　　其实，民工荒现象从2004年就开始了，全国都普遍存在。我们发现，农村劳动力已经很难转移出来了，农村地区能够转移出去的都已经出去了，剩下的因为身体及各种原因也很难离开家乡。

　　话题3

　　“刘易斯拐点”带来的最大转变，是企业要在技术含量、品牌建设上多下功夫，只有依托产业升级才能解决难题

　　影响和应对

　　南方日报：无论是眼前的烦恼还是未来的忧虑，“刘易斯拐点”已经成为了广东和中国不可避免要面对的问题。如何才能成功避免其带来的冲击？“世界工厂”广东如何破解“工人不足”的潜在难题？“刘易斯拐点”一旦到来，广东应如何应对？

　　郑梓桢：不管是现在还是将来，“刘易斯拐点”总是要来的。广东可以未雨绸缪，提早进行准备。眼下能做的有几方面：

　　一是劳动力转型。政府应当加大劳动力培训，提升人力资本，调整劳动力结构，通过发展技工教育、职业教育等，提高劳动力的就业技能，这既符合公正原则，也符合市场原则。

　　二是企业应该提高劳动生产率，进行技术革新。就算是劳动密集型的企业也是大有可为，过去两个人的活儿，可以通过技术手段让一个人完成。

　　三是调整生育政策。劳动力从诞生到成为适龄劳动力需要16年，政府应当根据人口结构进行适时调整，使其更加均衡。老龄化是挡不住的，但是老龄化的速度是可以调整的。

　　如果“刘易斯拐点”到了，社会还可以延长退休年限。这不是权宜之计，因为到时候人们的身体更加健康，劳动条件更好，很多人愿意继续工作。

　　如果上面的内容都做好了，“刘易斯拐点”来不来无所谓。广东现在承担了全国劳动力就业的责任，其实如果产业升级成功，广东就能够对全国做出更高层次的贡献。

　　孙立坚：广东应该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无论“刘易斯拐点”会不会来，民工荒的现象在短时间内都扭转不过来，劳动力成本上升的问题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从经验上来看，“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如果是市场充分选择的结果，那么一个经济体必然会滋生出一群创新型企业家，开拓更多的新兴产业，起到积聚人才、提升整体产品素质的作用。

　　“刘易斯拐点”一旦到来，劳动力成本的上升是首先要面临的问题，毕竟工资是刚性的，难有下降空间，广东就应通过降低服务业成本和企业税负成本来帮助企业。

　　与此同时，提升整体的研发能力和教育水平也是一个长效工作，全球高端产品需求恢复之后，我们将有大批的劳动力要进行升级，目前，我们的劳动力还很难胜任高端的工作。

　　王智勇：可能最大的转变，就是不能再依赖低成本的劳动力优势，应该在技术含量上，在品牌建设上多下功夫，成本上升了，只有依托产业升级才能解决难题。

　　但是，一旦转型失败的话，就会陷入“拉美陷阱”，因为成本上升了，企业又没有及时转型，根本招不到工人，很多人会失业，拉美一些国家农民工进城了，经济问题就会变成社会问题。

　　在转型升级过程中，企业有独特的眼光，看到劳动力优势不复存在的时候，就会开拓自己新的方向，如果政府去引导，制定一些规划去帮助企业的话，那么也会起到一定的帮助。比如，我调研过的南京的软件园的发展就是依托于政府的基础投资，政府在投资环境和基础设施上的优化作用还是值得肯定的。

　　话题4

　　广东有一些优势是不可能被取代的，但还要进一步提高劳动生产力，增加人力资本含金量

　　广东优势

　　南方日报：“刘易斯拐点”一旦到来，作为“世界工厂”的广东而言，优势丧失了吗？

　　郑梓桢：越南等地的劳动力更为便宜，但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中国的生产力不仅是便宜这一个优势，还有市场环境、政策环境以及道路、交通、产业集聚等综合优势。所以比较而言，中国或广东的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

　　当然一定要注意劳动力成本上升带来的压力。广东接下来的策略还是要进一步提高劳动生产力，增加人力资本含金量。

　　孙立坚：这种观点是有偏颇的，首先，一旦全国这一轮投资放缓后，必然会有劳动力回流珠三角，毕竟广东本身的区位优势不可替代。与此同时，广东正在进行的户籍制度改革，或许能为其将来提供新的机遇，如果能够率先改变“制度性排斥”，那么广东就会在人才引入上赢得先手。

　　王智勇：我觉得，广东有一些优势是不可能取代的，作为世界工厂，广东有比较完备的加工管理体系，这可能还能够维持一段时间，但是下一步的发展就一定要依托产业升级了。现在，印度和孟加拉，包括东南亚和南美国家都吸引了很多投资，中国制造这一块在被逐步分离走。

　　名词解释

　　刘易斯拐点

　　即劳动力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是指在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逐步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逐渐减少，最终枯竭，与之相对应的是“人口红利”。

　　海外视点

　　粤企要

　　打造知识资本

　　南方日报：日本在“刘易斯拐点”中的转型所取得的惨痛教训，对中国有何借鉴意义？

　　乔纳森·加德纳：对于处在“刘易斯拐点”边缘的中国沿海地区及中国企业，购买美国资产是一个很正确的决策，现在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因为大部分美国资产的价值都被贬低了。

　　目前美国联邦政府并未有效刺激美国经济并创造更多就业机会。但是外来的投资会给美国带来更多工作机会，从而刺激消费。这是一个简单的循环，也是一个很成功的良性循环，尤其对于有着强大制造业的广东。

　　南方日报：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时在策略上应该注意什么？

　　乔纳森·加德纳：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清晰表达你的意图。以美国为例，如果说你来美国投资的目的就是希望购买和发展资产的话，美国民众是可以接受的，但这需要非常完整的传播战略，不能仅仅在事后强调中国投资的好处，而是在之前就应该向人们解释中国政府的这个投资行为对于当下的中美经济有怎样长远的积极作用。

　　广东是制造业大省，美国的服装、鞋帽、玩具、工业零配件等好多产品是“广东制造”。广东在未来五年要把重心投入到产业模式转型的过程中，单有产品的量、没有品牌的质是不长远的。要从主要依赖制造业转向自主研发，从而打造自己的知识资本。

　　他山之石

　　中小企要

　　重技术改造

　　南方日报：日本在上世纪60年代之前也是靠劳动密集型产业赚钱，之后经济起飞，劳动力开始短缺，工人要求提高工资，跟中国现在的情况很像。日本在面临“刘易斯拐点”时，政府的哪些具体做法可以为中国所借鉴？

　　陈伟：中国目前很像日本上世纪60年代的情况，但还有不同点，日本不是简单“代工”，而是培养了一批工程师和技师。当时日本政府为了解决“人口红利”丧失问题，曾发动20万高中毕业生去城市工作，以弥补劳动力不足。为了解决“用工荒”，日本增加设备投资，向资本密集型转移。日本的银行提供贷款、投资技术革新。中小企业迅速分化，不行的倒闭，好的保留下来。

　　就在那个时候，一些中小企业奠定了成为国际性大企业的基础。比如，索尼公司在上世纪60年代发展起来，当时他们买了美国的收音机专利技术进行改进，walkman就产生了。卡西欧计算器也是如此。对现有技术改造是当时日本中小企业生存下来的重要原因。还有一些企业掌握了一项技术，一直不断做下来。

　　总之，日本经济在上世纪60年代成功转型，中小企业非常有活力，利润率高于大企业。

　　●南方日报记者 张胜波

　　钟啸 谢梦 统筹 张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