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意讨薪工闹群体蔓延珠三角 利用政府维稳心态

　　“工闹”真相

　　近年来一些“草台班子”频频现身珠三角，低价揽下建筑劳务，却不干活只闹事，而“讨薪”竟屡屡得逞 　

　　羊城晚报记者 蒋铮 实习生 张卉

　　农民工欠薪讨薪，在世人眼里，都是弱者受欺寻求公道，开发商和施工单位理所当然是为富不仁的理亏一方。然而最近一年来，一些在珠三角各工地“走穴”的工人“草台班子”，却让“讨薪”变了味。

　　这些在工程劳务关系中受雇于施工单位的某些工人或工人团体，他们没有按口头或书面合同履行工作内容，却要求索取多于劳动应得的报酬。他们常常故意引发事端怠工，再通过向政府部门上访投诉、影响工程正常开展等方式，向施工单位施压索薪。

　　我们姑且把这些人的所作所为称为———“工闹”。

　　如今，这种恶意讨薪的“工闹”群体，正在珠三角地区逐渐蔓延。

　　他们利用政府支持农民工追讨欠薪的政策，追讨多于其实际劳动所得的报酬。如果施工单位不肯就范，“工闹”便集体上访，或围困施工单位工地或办公室。施工单位在工地瘫痪、政府施压的双重压力下，往往赔钱就范。

　　一位有多年纠纷协调经验的广州市建委工作人员表示，眼下确实存在这种“工闹”：“他们常常是一个地方的人，抱团很厉害，讨薪手段也很娴熟，知道政府最怕不稳定，他们就造出很大的影响。有些人还多次涉入讨薪纠纷。”深圳市相关建设主管部门也发出通知，提醒施工单位警惕“工闹”。

　　正规公司

　　价钱高 “草台班子”有市场 　

　　“打游击做散工”的外来工小团体，价格对小开发商很有吸引力，导致他们一头撞入“工闹”陷阱中

　　据了解，“工闹”往往是“打游击、做散工”的外来工小团体，一般十几人到几十人，整个团队常常都由乡里乡亲组成，由“飞机头”带领，与甲方谈好条件后，便进场“表演”。

　　不少甲方虽然吃过“工闹”的亏，但依然会招一些外来工小团体进场干活，因为“飞机头”手下的工人招之即来，来之能干，价格也比正规的劳务公司便宜得多。

　　广州市建设主管部门一位负责人告诉记者：“‘大企业一般不会惹上‘飞机头’或‘工闹’，不是因为大企业不缺工人，再大的企业也会有临时缺工的时候，但是他们有长期合作的劳务公司或包工头，不容易遭讹诈。此外，大企业的整个聘用流程比较规范，先签合同、上工打卡、发薪签字……全都有凭有据。但是小老板就不愿意找劳务公司，因为劳务公司开出的价格往往比‘飞机头’高得多。”

　　被“工闹”坑过的卢先生，就曾经找过劳务公司。但当时劳务公司开出的单价是每人130元/天，比市价还高10元。劳务公司表示，不是他们狮子大开口，而是多开出的钱要用于支付劳务公司工人们的待工成本以及公司的运营成本、工人的“三金”(养老、医疗、失业三项社会保险费)等等。

　　记者还了解到，除了上述费用，劳务公司还需要支付一些其他费用，加起来也是不小的一笔数。仅以残疾人就业保障金这一项来说，根据《广东省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征缴暂行办法》，劳务公司被要求聘用不少于在职职工人数1.5%的残疾人，但残疾人往往无法胜任建筑工人的活，劳务公司达不到这规定的1.5%雇佣比例，就要缴交“残疾人就业保障金”。上规模的劳务公司，光这笔钱一年就要掏几十万元。这些成本，最终要摊到每个工人头上，加起来甚至高达工人雇佣费用的1/3。

　　大企业找劳务公司长期合作，劳务公司还愿意稍稍让利。包工头和小开发商就没有这个优势。

　　这时候“飞机头”作为草台班子， 由于什么附加费都不交，光税费就能省下超六个点，因此“飞机头”开出的价格，对小开发商和包工头很有吸引力。

　　作为包工头，卢先生其实也挺闹心：“我承包的一般都是某个大项目中的一个标段，总包企业已经为这个大项目交过一次税费，我的分包标段又要再被征收一次税费，重复收税，我的利润空间已经非常小，如果再雇佣劳务公司的人，人工方面还要交一次税费，工程款还没到手，稻子已经被割了几茬。不找‘飞机头’，我怎么赚得到钱？”

　　“工闹”样本 　1

　　深圳

　　本以为“雪中送炭” 谁料是“请君入瓮”

　　临时队伍窝工打架弄得工地瘫痪，上访兼围困工地“讨薪”，外地建筑商被讹两倍工钱

　　11月2日，从深圳地铁吉祥站出来，走几百米，便能看到龙岗区即将开售的保利·上城。作为深圳中心区的大型三旧改造项目，楼盘售楼部豪华气派，楼宇也已封顶，外墙刷上了洋气的绯红色。已经加班了一个多月的陈工，终于能悠闲点起一支烟，在工地上和羊城晚报记者聊聊天：“总部对工期的要求，是死命令，不眠不休也要赶出来。”

　　总部的“死命令”，让甲方的深圳市保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保利”)很紧张，更不要说背着施工合同的施工单位。

　　从总包到分包，一层一层压下来，对于初来乍到的分包公司———“贵阳X建”，对于赶工期的焦灼可想而知。正是这种焦灼，让刚到广东开展业务的贵阳X建，在今年6月份工期最紧张的时候，一脚踩上了“工闹”地雷。

　　“我出面调解了保利6月份的这单‘工闹’，‘贵阳X建’作为施工单位，多付了8万元才搞定这单事，相当于给了应付工资的三倍。”李天军是“贵阳X建”标段下的一个“飞机头”(即劳务包工头，一般手下有几十至上百的工人队伍，游走于各工地，承接临时或长期的劳务项目)，从业已近十年，“今年以来，这种‘工闹’越来越多，不仅深圳有，惠州、广州也有。我们同行之间，常常交换‘工闹’黑名单，甚至会在合同里注明，不招某些屡出‘工闹’的地市籍贯的工人。”

　　工人上访 上游施压

　　6月28日，几个操外地口音的工人找到深圳龙岗区信访办，投诉无良施工单位“要炒掉我们，还不给工钱。”工人们要求办事员帮他们解决农民工欠薪问题。几个小时后，“深圳保利”接到了信访办打来的电话称：“这里有几个农民工投诉你们公司的某标段，说施工单位不肯给工钱，涉及到上百号工人。你们赶紧处理一下，现在大运会临近，企业不要影响社会和谐。”

　　“深圳保利”的负责人马上找到工地总包公司———深圳金世纪工程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世纪”)的负责人，要求他们：“工地工人已经闹到信访办，赶紧处理纠纷。”“金世纪”赶紧找来分包公司“贵阳X建”的负责人：“怎么回事？我给你的工期是15天，你却惹麻烦惹到区政府了？”

　　窝工打架 工地瘫痪

　　此时的工地上，已经是一片乱象。近百个工人围住“贵阳X建”的工地办公室闹事。工程管理人员进来了出不去，出去了进不来，只能靠手机指挥工地干活。施工负责人意识到：他们踩上“工闹”地雷了。

　　作为“贵阳X建”请的一个“飞机头”，李天军觉得，“贵阳X建”遇到“工闹”几乎是必然的：“这家公司刚刚来广东接工程，人生地不熟，也不知道‘工闹’的水有多深。甲方对工期催得很紧，而当时正值深圳大运会前夕，各个工地都缺工，‘贵阳X建’却几乎不认识本地的临时工队伍。这时公司里有一个管理人员提出：可以通过朋友关系找到一支外地施工队伍，带队伍的‘飞机头’还承诺马上就能过来几十号人干活，15天保证完成任务，开出的价钱也比较合理，‘贵阳X建’自然觉得是‘雪中送炭’，实际上是碰上了‘落井下石’。”

　　在李天军看来，这支从天而降的临时队伍，上演的就是一套标准版的“工闹”大戏。

　　签完合同第二天，这支队伍的工人们准时进场，大概有20个人左右，干活也勤快得很。但从第四天开始，队伍越来越乱，人数和人员不断变化，有时候工地里甚至挤了上百号人，有时候却只剩十几人，有的人窝工，有的人抽烟聊天，“贵阳X建”的管理人员觉得越来越不对劲。

　　将近一周时，工地失控。这支队伍和工地上另外一个班组打了起来，肇因竟然只是下班签字谁先谁后，“明显就是找茬”。李天军回忆：由于闹得太凶，当时不得不叫警察来平息事态。

　　要送瘟神 只好割肉

　　打完架，这支队伍彻底不干活。“飞机头”也不见了。

　　工人们把工地办公室围了起来，一致要求：按100多个人算，加上待工费，要拿足30天薪水才撤场。“贵阳X建”的管理人员一下子就懵了，本来已经工期逼人，工地却瘫痪了，还要赔钱，这是什么道理？正在此时，业主和总包公司的电话也来了———要求尽快搞定这单事！

　　“他们怎么搞定？搞不定嘛！”工地经验丰富的李天军成了调解人。他说：“‘工闹’很聪明的，‘飞机头’早就不见人影。由于这支队伍被介绍进来的时候，绕了几层关系，‘贵阳X建’的介绍人也说不清楚到底谁能话事。每次谈判，都是一下子涌进来至少十几个工人，你都不知道跟谁谈。另外，他们还有两拨人，一拨上访，一拨围住工地办公室。工期已经火烧屁股了，要赶紧请走这帮人，怎么办？给钱喽！”

　　纠缠了两天，“贵阳X建”不得不“履行”已经被明显违约的合同。按照实际工作量，即使不算上工人违约，“贵阳X建”本来应该实付的工资仅是5万元，最后却多给了8万元，付出的总金额达到10多万元。

　　深圳的“工闹”，已经早不是个案。李天军说，他在劳务市场呆的时间长，同行之间常常交流这些“工闹”的信息。“到处都有被钻空子的工地。我发现，往往是几个劳务输出地区的‘老乡团’在闹。我现在跟班组工头签合同，往往都会在条款里注明———不要这几个地方的人，实在是惹不起麻烦。”

　　“工闹”样本 　2

　　广州

　　想悭钱惹“周身蚁” 亏十万银“送瘟神”

　　建筑商坦言，碰上“工闹”，大多数自认倒霉破财消灾；惹不起，只能躲

　　在拥有总数超过2000个建筑工地的广州，同样有一批“工闹”。

　　开发商赵先生说，这些“工闹”不敢动政府工程，也搭不上总包企业，找的往往是小开发商或者分包公司。在广东劳务市场分包转包泛滥、工人管理松散的环境下，“工闹”经常得逞。赵先生透露：“同行们常常会交流信息，更新‘工闹’黑名单。”

　　赵先生说：“这些人往往是小工头(即深圳人说的“飞机头”)带队，当施工单位紧急缺工时，工头便开出优惠条件，比如‘第二天就能派20个工人进场’、‘保证10天完成承包项目’等等，往往都是口头承诺的‘一口价’。甲方觉得：反正先干活后付钱，你不写合同我也没有风险。没想到就中招了。”

　　贪便宜反陷入困局

　　赵先生的朋友卢先生就是这样一步步踩进了陷阱。

　　据赵先生介绍，卢先生碰到一个工头，讲好小工一天100元工钱，比外面的行价要便宜20元。当时他还以为“赚到了”———根据口头承诺，20天工期，20个工人，“三金”福利什么都不用包，全部算下来，成本比市价要便宜6000元———第二天，这位工头就带着兄弟们进场开工。

　　一开始卢先生感觉还挺好的，虽然对方不是很熟手，不过进度不慢。但干了几天，就开始不对劲：说好了是20个工人，实际上只看到不到10个人进场，而且还一个个在磨工。卢先生当时急了，因为假如这个工序不能按期完工，后面的工序就只能干等，整个项目被拖延的话，误工费一天要上万元。卢先生赶紧找来工头，问是怎么回事。工头不急不忙回答：兄弟们嫌钱少，不愿意干，他也没办法。“出尔反尔！”卢先生当时想：实在不行，我另外找人干吧，已经窝工，不能再等了。然而实际情况却不是他能控制了———

　　锁电闸摆出煤气罐

　　第二天，卢先生一进工地，就发现以前窝工的工人，现在都守在工地电闸旁，其中一个还把自己用铁链锁在电闸旁，身边摆了一个煤气罐，手里拿着两个打火机。工头则不见踪影，一打听，去建委上访了，投诉卢先生“拖欠农民工工资”。

　　这一下，不仅这个被包出去的子项目没法开工，整个工地都瘫痪了。因为电闸不开，谁都干不了活。卢先生正不知道怎么办，项目总包公司负责人电话已经打过来：窝工不算，还被工人投诉到主管部门，是不是不想干了？电话里最后撂下一句“今日就给我搞定‘厘单嘢’(这件事)”这时，工头要卢先生“给够”工钱(20天，20人，120元/天)才肯走人。

　　亏了十万元才了事

　　卢先生对记者说：“当时已经不仅仅是给多少钱的问题了。我如果给够他们一人120元/天的工钱，其他班组怎么想？岂非‘闹就有着数、多闹多着数’？以后我还怎么在这一行混？”迫不得已，卢先生找来社会上“能办事”的人，出面和工头“讲数”。最后按每人每天100元的价格，给够20天工钱，才成功“送瘟神”。加上窝工成本，这件事让卢先生总共亏了近10万元。

　　“工闹”惹不起只能躲

　　卢先生告诉记者：“同行们都怕碰上这种‘工闹’，亏钱、损面子。政府部门一般出于‘维稳’的目的，都叫我们尽快解决纠纷。工期又不等人，特别是包工头，工期被耽误要被上面的总包企业扣钱，这个损失更大。‘工闹’有大把时间跟你耗，还动辄爬高窜低地给你‘表演’跳桥秀、自杀秀，最后工程方大多数都是自认倒霉、破财消灾。现在大家吃饭、聊天的时候，都会互相问———最近有没有哪些出名的‘工闹’？惹不起，我们只能躲。”

　　除了广州，羊城晚报记者还了解到一单发生在惠州的案例：“飞机头”带了20多个人干活，最后讨要工资的时候却提出了60人名单。施工单位和“工闹”纠缠了两周，最终赔付了10多万元才了事。

　　“灰色世界”

　　发包方吃亏

　　企业担心被扣“诚信评分”丧失竞标资格，上游发包方又勒令“立刻解决”，往往只能对“工闹”让步

　　“便宜”午餐不容易吃。不遵守法律制度，代价往往是在“灰色世界”里吃亏。当双方都没有契约凭据、或者凭据不足的时候，政府部门作为调解方，往往出于“稳定压倒一切”的原则，明示或暗示企业让步。

　　在广州、深圳等地，政府部门都有一个专门对拖欠建筑工程款进行追讨的办公室，叫做“清欠办”。“工闹”们以拖欠农民工工资名义，找到“清欠办”或信访办投诉。当遇到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时候，“清欠办”往往先要求双方尽量提供证据、证人，假如双方证据都不足，往往偏向工人方。

　　这种结果，对施工单位而言非常被动。一方面，工人据守工地或围堵办公室，正常施工作业很难进行，施工单位如果不能按期完成施工任务，要被甲方或总包企业扣罚；另一方面，一个作业面进展不顺，会影响整个工地的工人情绪，处理不当还可能诱发全体工人起哄。

　　企业最担心的，还是怕影响“诚信评分”。按照工程市场“劳务层层分包”的现实，包工头都是从分包企业手里拿项目，而分包企业则从总包企业手里拿项目。包工头一旦陷入薪酬纠纷，“清欠办”会督促上游企业解决问题，这就是“谁家的孩子谁来抱”原则。如果解决得不好，即使不能明确界定是谁的责任，纠纷累计次数超过三次，总包企业、分包企业就会被扣“诚信分”。

　　扣分行为会直接导致施工单位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内很难接到工程，或者根本接不到工程。据悉，目前国内的大型工程中，政府工程、国企工程都要公开招投标，竞争对手之间的分数差距可能只有几分甚至零点几分，作为分数中的一部分，假如“诚信分”降低一点点，可能总分就拼不过对手，工程也就竞不上了。

　　以广州为例，虽然广州市的施工单位诚信体系只是针对广州建筑市场，但实际上企业被扣分后，在外地竞标时，竞争对手也会来广州“查底”，如果发现诚信失分，就会报告给评标组。

　　为了一个薪酬纠纷而错失竞争大标的资格，哪个企业都不愿意这么干。因此，为了“诚信分”，上游企业会勒令雇佣“飞机头”的包工头立刻解决问题，而“立刻”的代价，就是让步。

　　深圳保利·上城的“工闹”案，更是“踩准了点”。当时正是深圳大运会前夕，5月24日，龙岗区住房和建设局还专门下发了《关于切实做好建筑行业农民工工资结算支付工作共同维护大运会期间社会和谐稳定的通知》，要求各街道建设办(城建办)，各建设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等做好龙岗区建筑领域农民工工资结算支付工作，共同维护大运会期间我区建筑行业的和谐稳定，要求“不得以任何名目拖欠和克扣农民工工资”，“如发生建筑业农民工欠薪纠纷案件时，凡是企业相关负责人联系不上或者不及时赶赴现场处理的，将依法锁定施工企业信息卡，停办相关业务活动，直到问题妥善解决为止”。在这种环境下，“贵阳X建”认赔息事宁人已成定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