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模式VS苏南模式

　　【症状对比分析三：温州VS苏州】

　　政府“相对缺位”，对于长达30年的封闭计划经济，无疑是令人振奋的开明之举，但是，时过境迁，过于放任的“自由经济”，难以保证温州经济的持续辉煌

　　文/杨国英

　　当下温州企业的困境，高利贷仅是最后一根稻草。隐身于高利贷背后，更为本质的因素，却是创业要素成本的企高、产业升级的迷茫，以及地方政府的相对缺位。这些阻碍温州经济前行的瓶颈，仅须与“苏南模式”样本的苏州进行比较，其弊端就会一目了然。

　　苏南模式最初以乡镇企业、集体经济为主，发展到现在就是以外资大量进入为特征的经济模式，如苏州、昆山等地。

　　就创业要素成本的企高而言，虽然温州在工业土地、电价、水价、税费等方面，并不比苏州高出许多。但食品价格、房价等隐性的创业成本，温州却高出苏州一大截，其食品价格高过苏州近30%，商品房均价更是早已突破两万元，高出苏州逾一倍。其创业资金成本之高，更令苏州望尘莫及。

　　再论产业升级的迷茫。苏州早于10年前即已布局高端装备、新型平板、智能电网等新兴产业，其利润现已占到规模工业的40%以上，而这些产业温州企业近两年才开始涉足，且参与的规模和深度均不可同日而语。此外，作为产业转型标志之一的专利申请量，2010年温州才刚刚破万，仅占到同期苏州专利申请量的15%。

　　在地方政府层面的筹划方面，温州要比苏州逊色许多，苏州早于2004年前后即启动“腾笼换鸟”战略，以为当地企业的转型、升级挪腾空间，而温州在这个环节上却明显言急行缓。再以基础设施的投入比较，近10年温州在基础设施上的总投入，仅占到同期苏州的1/4。而就产业园区规划的前瞻性，以及助推其成长而言，温州更是被苏州落下许多，现今为止国家级开发区温州仅有1个，而苏州已多达8个。此外，苏州早于2007年就已成立百亿规模的官办创投，以引导社会资本参与到高新企业的创建和发展之中，而温州却迟于去年才设立5亿规模的官办创投基金。

　　温州政府“相对缺位”历来作为“温州模式”的灵魂受到推崇，这种大胆放手的“政府缺位”，对于长达30年的封闭计划经济，无疑是令人振奋的开明之举，亦极符合改革开放“摸着石头过河”的精神。温州也因此成为全国“自由经济”的圣地，“温州模式”的关健释义亦由此而来。

　　但是，时过境迁，过于放任的“自由经济”，难以保证温州经济的持续辉煌。在温州民营经济引领改革开放20年后，随着全国各地普遍的开放搞活、招商引资，“温州模式”的优势不再彰显。

　　2000年前后是温州经济下行的节点，其时为了平缓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中央政府陆续推行了国企改革、住房改革、医疗改革和教育改革，并于2001年底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及2005年2月发布《非公经济36条》。这些政策的全面实行，直接引发了直至2008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在这一轮经济增长周期中，市场机制之于全国已没有边界，温州过于放任的“自由经济”亦不再具有任何制度优势。相反，在这一轮经济赛跑中，温州经济的增长速度已大为逊色，其GDP增速仅为10%左右，与全国GDP的平均增速基本持平。但在2000—2008年的经济增长周期中，苏州的GDP平均增速却高达15%，超出温州一半水平。

　　温州与苏州在“国富”层面差距的持续扩大，在“民富”层面优势的持续减少，与其实业之根的日渐悬浮有关。而这种实体经济的扎根不深，一旦遭遇从紧的货币政策、大幅减少的外需、持续上升的生产成本，必然会难以为继。与苏州迄今已有年产值逾百亿的企业高达100家相比，温州尚不足10家，而年产值过千亿的产业集群，苏州已有近10个，而温州仅有1个。

　　缺乏大型企业、产业集群支撑的温州，在本轮欧美债务持续所导致的外需大幅减少，以及通胀高企生产成本加剧之下，必然会选择匆促突围。当这种突围方向迷茫的心态，一旦与温州老板普遍的投机心理、当地官权谋利的冲动相结合，则“满城尽是高利贷”的闹剧必然会发生。(作者系财经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