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战略重点重返亚洲 日本面临定位选择

　　中日逾冬

　　在中国继续崛起和美国战略重点“重返亚洲”的背景下，日本要谋求一个什么样的中日双边关系，将是民主党政权客观判断世界、判断中国、定位日本自身的关键所在

　　2011年11月12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美国夏威夷会见了日本首相野田佳彦。会谈期间，野田与胡锦涛商定，将选择“合适的时间”出访中国，这将是野田就任首相后的首次访华。

　　此前一天，野田内阁正式宣布，日本将加入美国倡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协议(TPP)”谈判。日本的背书意味着对美国主导亚太经济一体化的支持。此举也被认为可能弱化中日韩三边FTA谈判在区域经济合作中的作用。

　　与此同时，野田内阁执政不到两个月内，在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存在领海岛屿纠纷的背景下，频频与东南亚国家牵手，高调介入南海问题。这让中国一些评论人士认为，野田内阁无意改善去年以来一直徘徊在低位的中日关系。

　　11月23日，日本外相玄叶光一郎访华，在北京与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举行会谈。玄叶此行旨在为日本首相野田佳彦12月访华铺路，双方一致表示将以明年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为契机深化两国间的战略互惠关系。

　　与多数松下政经塾毕业生一样，野田被普遍视为强硬派人物。野田上台伊始虽表示，“希望与亚洲建立双赢关系”，但其是否能协调与中国、韩国的关系，难下定论。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所长李薇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2010年东亚战略格局的清晰特征是中国继续崛起和美国战略重点的“重返亚洲”，对这两个因素的研判，是导致日本民主党政权在对华政策上出现明显变化的重要原因。

　　李薇认为，日本进入后工业化时期的近20年来，经济增长长期低迷，失去了方向感和客观的自身定位，表现出在中日之间敏感问题的处理上缺乏冷静。日本的症结很大程度在于迷失了国家发展的方向，长期以来一直没有找到准确的定位，因此出现漂泊的政局和失态的外交。

　　“日本要谋求一个什么样的中日双边关系，是对立与较量，还是合作与协商，将是民主党政权客观地判断世界、判断中国、客观地定位日本自身的关键所在。”李薇说。

　　政治趋向保守

　　从“二战”后直至20世纪80年代末，日本的目标是实现再工业化。所谓“再工业化”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废墟上继续实现明治维新以来的工业化目标。日本经历了令世界瞩目的高速发展时期，以和平发展、经济优先的价值体系成为发达的工业化国家。

　　进入后工业化阶段的日本又面临了诸多新的问题，如消费饱和、人口老龄化、经济增长速度缓慢、国家税收增长缓慢与财政刚性支出的快速增长、国家债务余额的不断攀升等，并陷入了人口和财政的结构性困境中，至今未能找到走出困境的有效药方。

　　李薇对记者表示，政治上的保守是陷入上述结构性困境的重要原因。当世界经济全球化浪潮为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带来发展空间的时候，日本未能像美国那样实现向知识经济的转型，反而由于政治上的保守束缚了自己的发展。以往的政治模式——地方要政策、国家给投资、利益集团与政界、官僚之间的三角关系开始断裂，政党分化重组，夺取政权和维持政权成为政党目标，政治偏离民主主义初衷的问题凸显。

　　日本的政治家都在利用民众的不满情绪高喊“破旧”的口号，但没有谁能够提出明确的国家发展方向。

　　2009年9月，日本政坛发生划时代变化，最大在野党民主党通过大选获得执政权力，实现“政权更迭”，鸠山由纪夫当选为日本首相。

　　民主党是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形成的富于改革精神的保守政党。鸠山上台后，民主党的治国理念和方略都与自民党执政时期有所不同，不仅内政有新思路，外交也表现出独立自主的倾向，即提出“日美对等”和构建不包括美国在内的“东亚共同体”的政策主张。

　　然而其理念和政策在民主党执政的两年内并未得到很好的实施。特别是鸠山为履行竞选承诺，决定对日美间已经定论的普天间基地问题重新翻案，引起了美国政府的不满，导致日美关系连续出现波动，也使执政不足九个月的鸠山政权又成为一届短命政权。

　　菅直人上台后即吸取前人之鉴，对外交上的“日美对等”和构建“东亚共同体”只字不提，在外交方面也无可圈点之处。

　　对华政策上，菅直人在2010年就日中关系表示，尽管发生了各种事情，但两国基本的战略互惠关系没有发生改变。“我确信两国将以有意义和友好的形式继续合作关系。”

　　事实上，自去年9月中日钓鱼岛风波发生以来，日方一直在积极寻求通过两国高层接触来修复中日关系。只是，以首相菅直人为代表的对华“温和外交”并不是日本政府对华外交的全部——以“鹰派”外相前原诚司为代表的对华强硬派在后两个月中，围绕钓鱼岛主权之争接连推出了“歇斯底里论”“中日密约论”“一毫一厘不让论”，以及“钓鱼岛适用美日安保论”。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刘军红对《财经》记者指出，当时菅直人政府一柔一刚两派人马的对立是中日关系难有突破的症结所在，这一状态又是日本外交呈现明显内政化趋向的必然结果。

　　民主党第三任首相野田佳彦上任后，这种趋向并未得到改变。野田政权继承了自民党政权时期的外交理念和战略，并且野田政权内部少壮鹰派政治家力度高过自民党，致使日本对华外交战略仍处于摇摆不定态势。

　　刘军红认为，对于当前的野田政权来说，相较对华外交，更棘手的问题是政权稳定和解决经济难题。

　　中日美能否“等边”

　　民主党内实力派人物——小泽一郎是日本新保守政治的代表，其主张和政策在民主党内部也独具特色。小泽提出了中日美“等边三角形”的外交思想，民主党政权的“日美对等”外交路线就是这一外交思想的具体实践。不过，在美国以及民主党内亲美派的压力下，这条外交路线无法实施。

　　尽管日本将本国外交的基点与日美同盟关系划上了等号，但是美日同盟却不等同于美国外交的全部。

　　民主党政权执政两年来，从鸠山政权的“东亚共同体”主张到菅直人政权的快速修复美日关系，并坚定地回归美日同盟关系的战略选择，都恰恰反映出其在东亚格局变化中寻找自身存在的结果。

　　李薇对记者分析，在日美关系中，明显的是民主党上台后，鸠山外交的调整意向干扰了美国的亚洲战略，其导致的直接结果是菅直人政权引导日本外交重心向日美同盟回归，同时，随着美国“重返亚洲”，日本借助美国力量，通过联合军演宣示了日本在东亚的存在。

　　“日本的对华关系与对美关系是同步进行快速调整的。日本领导人对于钓鱼岛撞船事件的处理方式打破了此前中日双方的默契和常态，使双边关系更加紧张和复杂。”

　　李薇认为，中日关系的背后确因日美同盟关系的存在而受到美国因素的影响，同样，中日关系的背后也存在着中美关系的因素。而后冷战时代的中美关系虽然是冲突与合作并存，但应该说合作还是中美之间的主流。

　　但美国范德堡大学(Vanderbilt University)日美研究中心主任杰姆斯·奥尔教授则对《财经》记者表示，日本民主党政权的政策除了缺乏透明性和一贯性外，对于日本来说，保持对美同盟关系，考虑到了美中关系的因素，在美国国会，虽然对维持美日同盟有一定的共识，但对日本和美日同盟的关注度很低，反而更关注中国。日本民主党的态度其实是不让美国加速对中国的倾斜。

　　奥尔进一步分析说，民主党内部也有很多的政治家希望坚持日美同盟，而且表现出比自民党更积极的政策。但是，民主党内也不可忽视对于强化日美同盟和国际安保表现出不积极态度的旧社会党派系的议员。所以，民主党还没有党内一致的安保政策和外交政策。

　　日本政治分析人士田中诚对记者指出，民主党上台后曾提出过“政治主导”，但是对亚洲主要国家的外交渠道却远少于自民党。对于重视“美国第一”的外务省来说，与主张“东亚共同体”的鸠山政权有些相背，但还是成功地将菅直人政权和野田政权的视线转移到了美国身上。

　　田中认为，从去年的钓鱼岛渔船事件可以看出，民主党对华外交渠道很脆弱，离构筑两国互信关系还相距甚远。而且两国关系一旦发生危机，缓冲空间极其有限。“对民主党来说，如果一味倾斜对美关系的话，日中关系会更加脆弱。”

　　日本如何定位

　　2010年中，中日关系虽出现起伏，但双边贸易额仍达2977.7亿美元，同比增长30.2%，超过了全球金融危机之前的水平，再创历史新高。中国继2009年再次成为日本最大出口对象国。

　　2008年5月，在中国国家主席时隔十年对日本进行国事访问时，胡锦涛与时任日本首相福田康夫在东京签署了《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2012年又将迎来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双方将重启自2003年底中断至今的中日东海划界谈判。一旦谈判重启，钓鱼岛的主权问题势必再次成为双方争论的焦点。

　　日本共同社援引消息人士透露，日本首相野田佳彦12月访华时将就建立日中海上危机管理机制与中方达成协议。双方可能会在研究构筑机制的“对话平台”下设小委员会之类的框架，就对海洋法的解释等相关问题展开讨论。

　　李薇对此表示，日本的自身定位需要解决两个难题，即如何实现与东亚国家之间真正的“历史和解”以及如何定位日美同盟关系。关于前者，日本社会一直存在着对立的认识，一端是为战争辩解，另一端是反省战争，承认加害责任。两端之间的距离“无限大”，围绕战争的记录与记忆，日本社会是被撕裂的。由于日本国内无法统一自身的历史认识，当面对中国等亚洲受害国的时候，日本发出的声音往往是模糊和自相矛盾的。正因为如此，“历史和解”才难以实现。关于后者，日本社会也存在对立的认识，一端认为后冷战时代应逐渐脱离同盟关系，另一端认为同盟关系变得更加不可或缺，关键点在于同盟关系本身的定位，即同盟的目的是什么。2009年以来日本国内浮出水面的“安保论争”，以及民主党政权执政两年间在对美关系上的小疏离大回调，都充分显现出日本在身份定位上的徘徊与紊乱。

　　日本时间11月13日，野田在美国夏威夷会见美国总统奥巴马时表示，日本将参加“跨太平洋伙伴协议(TPP)”的谈判。

　　对于日本来说，选择“东亚共同体”还是选择中国目前还没有参与的TPP谈判，会对中日关系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

　　田中对记者表示，民主党政权至今还没有考虑过参加TPP谈判将如何影响对华关系。2004年，中国取代美国成为日本第一大贸易伙伴以来，日中贸易额与日美贸易额的差额在扩大。日本之所以决定参加TPP谈判，还是相对对华关系更重视对美关系，而把日美同盟关系放在了首要位置。“但是，日本已经与中国、韩国就日中韩FTA的共同研究达成协定，韩国已经与美国达成美韩FTA，如果在日本优先日中韩FTA的话，与鸠山提出的‘东亚共同体’构想一样，会遭到美国的强烈反对”。

　　但刘军红却认为，日本决定参加TPP谈判只是日本地区战略中的一环，而日本同时推动ASEAN+3与ASEAN+6的谈判，占据两边局面，这对日本有利。实际上，在有美国的TPP框架中，日本并没有太多利益。

　　李薇表示，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建立需要以双方的战略互信为基础。中国与日本作为近邻不能不打交道，两国的自身发展都需要稳定的周边关系。中日之间日益紧密的经济联系并没有带动战略互信的加深，这既是近年双边关系的新特点，也是新问题。“虽然外交上的突发事件不可能消除长期以来已经建构的双边经济关系，但一定会伤害或阻碍关系的正常发展。”

　　日本亚洲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佐佐木智弘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民主党政权不稳定也导致日中关系处于不稳定状态。“长期来看，重要的是日本想如何处理对华关系。重新构筑与中国的传统式关系，还是构筑基于利害关系之上的合理关系。此时，对于日本来说，应该仔细思考对华关系的定位。”佐佐木说。

　　【作者：《财经》杂志记者 林靖/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