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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半受访者自认地位难提升 社会流动有固化趋势

http://msn.finance.sina.com.cn 2011-12-15 07:25 来源: 东方早报

  早报记者 周瑜

  为什么会出现“拼爹”、“萝卜招聘”的现象?社会成员能否凭借自身努力,从收入、地位等较低的层面向社会上层流动?新近出炉的首份“浙江社会流动调查报告”或许提供了答案——报告显示:浙江社会的流动性较高,总流动率为65.07%,其中的向上流动率达57.55%,农民、体力劳动者减少,管理者、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等白领成为社会结构的主要群体,这样的流动符合现代化社会的发展趋势;但报告也显示,当前的社会流动性有固化的趋势:中层以上的社会地位较封闭,底层的职业流动以水平流动为主。

  “浙江经济活跃、社会流动性高,但从调查中也不难发现,近年来社会流动有固化的趋势,人们对凭个人努力提升地位缺乏信心。”昨天,报告执笔者之一、省社会科学院调研中心主任杨建华在接受早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社会地位结构呈倒“丁”字

  社会流动是指人的特定的社会地位的变动。杨建华表示,社会流动可分为水平流动(同一社会职业阶层内的流动),垂直流动(从下层地位、职业向上层流动,或从上层向下层流动)。合理、充分的社会流动是社会生机、活力的源泉,现代社会应能为每个成员依据其能力提供垂直流动的条件,“在开放的现代社会,衡量人的标准是自致因素,即能力——而不是先赋因素,每个成员依据能力决定其个人的社会地位。”

  据介绍,此次调查按地理区划和经济发展水平,在浙江11个市中抽取了浙东北、浙西南的6个城市,再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城乡人口比例等,每个市抽取相应数量的区、县及乡镇,按街道(乡镇)、居委会(村委会)、户、个人逐层抽样,发放问卷1300份,回收有效问卷1213份。被调查者在职业类别上,包括国家公务人员、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个体工商户、商业服务人员、工人、农业劳动者和失业无业人员10类;年龄在25-55岁的占85.6%。

  调查结果显示,被调查者父代是农民的比例为52%,是体力劳动者的有22.7%,合计74.7%;父代为非体力劳动者的占20.9%。但在子代的被调查者中,农民仅占10.5%,非体力劳动者占比上升到50.8%。这表明,农民阶层不断缩小,体力劳动者减少,管理者,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等白领成为主要群体。此外,浙江的总流动率为65.07%,其中的向上流动率达57.55%。在社会流动中,有四成多机会是由于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的。

  但与此同时,目前的社会地位结构呈不稳定的倒“丁”字形——子代的现职社会地位,处于中层、中下层、下层的占83.49%。“这种形态,既不是典型的‘金字塔’形,也不是标准的‘橄榄’形,更不是‘洋葱’形,”报告认为,形成这种底座的3层过大,而上层、中上层收缩较快的结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社会流动的渠道不够畅通,一些制度性障碍——如户籍制度、就业制度、人事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仍阻碍着人们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

  公务员职业代际复制率高

  社会学分析社会流动,常用代内流动(个人一生中的社会地位变化)和代际流动(子代与父代社会地位的升降)的视角分析社会地位获得的承继性的大小。代际流动又分复制式流动、替代式流动,“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就是1种代复制式流动,“富不过三代”、“寒门出贵子”则是替代式流动。

  “浙江社会流动调查报告”显示,父代职业是国家公务人员的,子女成为公务员的比例达45.5%;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的子女成为国家公务人员的为14.3%,其余职业类别的子女成为国家公务人员的比例都低于10%。同时,父代为国家公务人员的,子代90%从事的是收入、职业声望较高的职业(公务人员、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成为个体工商户、商业服务人员、工人、农业劳动者的不到10%。

  另一方面,父代职业为农业劳动者的,其子女在各行业的分布较分散,成为农业劳动者、工人的比例最高,分别为20.4%、19.2%;其次是个体工商户,比例为16.1%;成为商业服务人员的3.4%;合计59.1%。

  “比较不同职业间的代际复制率,可以看到:公务人员的复制率较高,工人、农民的复制率较低”,报告认为,而各家庭出身成为公务员几率的差别,显示这一职业阶层有一定程度的继承性,说明优势职业地位的继承性更强,社会流动趋于固化。

  此外,在回答问卷中“您认为个人提升自己社会阶层的机会有多高”时,被调查者的看法比较消极,共有45.03%的被调查者认为“没有机会”(13.99%)、“机会低”(17.05%)、“不知道或很难讲”(13.99%)。

  “这种感受是社会现状的折射:一方面是对更高社会地位的期盼,另一方面又缺少向上流动的环境和机会”,杨建华分析,一个重要原因是在深层结构上遭遇相应既得利益群体的排斥,“其结果对个体而言,就是对流动机会获得的预期不好;对社会结构而言,是失去了靠后天努力,通过公平、有序竞争获得体面社会地位的阶层示范效应——这需要引起高度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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