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2011：关于书的政治经济及生活报告

　　阅读2011：关于书的政治、经济及生活报告

　　若书榜的决定因素是销量，那么为什么作家富豪榜的头牌与书榜的头牌不相符？若书榜讲求的是公信力，那么为什么茅盾文学奖的获奖名单与书榜也不相符？

　　文 | 刘耿

　　中国人年均读书4.25本。

　　我国新闻出版行业是又一个总产出超万亿元的行业，年出书品种和总量居世界第一位。

　　阅读从行为看是一件私事，从效果看又是一件公事。它既关系个人成长，又关系民族的气质和力量，更关系国家的钱袋和前途。

　　最近5年，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都加大了对全民阅读活动的支持力度。湖南首推城市阅读指数。书单，成了官员、书商、媒体、公众共用的一根阅读指挥棒。

　　书籍，既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又是人类进步的脚印，折射出人们精神走过的印痕。

　　书店是一座城市的思想会客厅。书架是一个国家的思想陈列室。书单，是中国人这一年精神餐桌上的菜单。

　　刚刚过去的2011年，中国的“书事”如何？

　　散页的新闻理想，合页的社会主张

　　媒体负责呈现问题，又用荐书来尝试解决这些问题。

　　一位法官读者问同样作为法官的译者何帆，《批评官员的尺度》书名为何不直译为“权利”，而改作“尺度”。这是一个获得现场掌声的问题。一词之差，似乎正显示出在主张与现实之间的拿捏。

　　本刊观察各方书榜，入围图书，社科比例较重，思考略显沉重，书籍反映着社会的载荷。

　　立场差异，看待问题的态度、解决问题的方法自然不同。或以建构的方式整合社会，或以解构的方式剖析时代。比如，同是“中国模式”这个话题，光明书榜2011年度图书中《中国震撼》入选，而蓝狮子2011最佳商业图书榜选择了《中国模式到底有多独特》，隔空完成一场激辩。

　　书单是媒体的价值观，一家成熟的、风格化的媒体知道用怎样的书单表达自己。所以，书单虽不神圣，但对读书的倡导值得尊敬。

　　当然，其中也有地域差、文化差---《深圳十大观念》注定热在深圳，周立波的《诙词典》大抵出不了沪宁高速公路收费站，《侯卫东官场笔记》在《新京报》书榜上盘桓了14周。

　　无论哪门哪派，上榜图书都在呼应着社会热点，表现出一定的同步性。这样，图书就获得了一定的新闻属性。深圳2011年好书榜，10本中有8本与社会关切的话题有关。《新京报》每周图书排行榜，串起来是一条年度新闻话题的曲线。

　　散页的是新闻纸，合订页的是图书，这两者的统一，一是在iPad的屏幕上完成，消除页的格式，归结为屏；二是诞生了跨界产品MOOK(杂志书)。

　　年轻作家出任主编创办杂志书渐成风潮：《独唱团》、《大方》、《天南》、《文艺风赏》、《超好看》、《千城》、《私。念念不忘》、《白纸黑字》⋯⋯然而春未成潮，百十来种刊物相继停休，平均3天一种。

　　“以书代刊”从一个行业话题，迅速转变为公共话题。尽管它撬动了市场、拨动了人心，仍然没有一本MOOK上榜。

　　到达历史的两种方式：穿越、考据

　　关于历史热有两种说法，盛世修史、变世读史。2011的历史书籍热，则可以解释为情形性因素：纪念建党90周年的约200种，重温辛亥百年的图书近300种。

　　“参选书目”多了，入选榜单成为必然。

　　历时16载，世界第一大党党史---《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终于在2011年与读者见面。这距叶剑英、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提出要编写一部信史，过去了34年。

　　辛亥题材是主流书榜中必有的一本，生活史、妇女视角、细节与故事、对历史人物的再评价等等，时下流行的历史学研究方法杂糅着传播学技巧，共同反刍百年老料。

　　杨天石与陈夏红合编的《辛亥革命实绩史料汇编》，以原味带来了清新感，述而不作、还原真实历史就是最好的史观。

　　《我想重新解释历史：吴思访谈录》以“潜规则”和“血酬定律”的理论阐释历史。

　　《步步惊心》作者桐华认为，我们在时间面前都有无力感，我们都对时间好奇。所以，有了“穿越”。我们抵达历史的方式，一是考据，第二是穿越剧。

　　时间是不依赖“那些发生于其中的事件”而独立存在(柏拉图)，或仅仅是事件发生先后的时序关系(亚里士多德)？穿越剧的编剧们倾向于帮亚里士多德调整时序。

　　电视剧《步步惊心》的热播带动了同名小说的销售线，带动了“四爷”吴奇隆的事业线，“你穿越了”成为乏味会议和课堂上走神的新说法。

　　刘心武把自己穿越到悼红轩中续红楼梦，续高鹗的续，“狗尾上再狗尾续貂”。这本书同时也入选了某家机构发布的“年度最失败书榜”。

　　穿越有风险，同好需谨慎。

　　底层视角、他者视角

　　感时忧世和士大夫的身份想象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被抬举与自我抬举。

　　爱谈中国，爱谈世界，爱从世界角度谈论中国。

　　《中国震撼》、《2030中国：迈向共同富裕》、《中国梦与中国道路》、《现代中国的历程》、《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 》、《中国，少了一味药》，“中国”成为各书榜的最大公约数。

　　底层视角、他者视角是2011年的图书观察、呈现中国的两大视角。

　　《底层立场》、《倾听底层》、《中国女工：新兴打工者主体的形成》，讲的就是底层中国。

　　熊培云《一个村庄里的中国》讲的也是底层中国。底层，就是村庄。读懂村庄，读懂中国。

　　古炉村是贾平凹笔下的村子，小说《古炉》讲述底层人的“文革”故事。与伤痕小说中知识分子式的“文革记忆”相比，《古炉》的“底层文革”是一个比较新颖的视角。

　　《一句顶一万句》类似明清野稗日记，与《城邦暴力团》不谋而合。

　　学者、记录者和作家，目光在齐刷刷地“向---下---看---齐”，中下阶层日渐成为社会议题。

　　他者视角有助于看到繁荣的中国在全球化体系中的大国认知与处境。《宅兹中国》，在“交错的历史”中，把“亚洲”作为背景，“从周边看中国”。

　　彼得。海斯勒《寻路中国：从乡村到工厂的自驾之旅》，既底层、又他者。

　　当下中国的问题已经进入一个复杂而务实的阶段。无论是财经书、小说，还是社会学调查报告，这股出版潜流告诉我们中国的发展与问题正在得到全民参与。

　　“为什么”、“怎么办”、“何以能”等特殊疑问词频频出现在书名中(《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经济大棋局，我们怎么办》、《中国为什么要改革》)，反映了对这个大时代的思索。

　　向世界借智慧，《从“东欧”到“新欧洲”：20年转轨再回首》、《私有化：成功与失败》的畅销，说明人们希望更清晰地认识世界，再反观自身。

　　向先生借智慧，“老方子”管用，106岁的“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先生的《拾贝集》，将他常年积累的读书笔记和摘抄浓缩成精华，杂以对人类文明和中外历史经验的理性反思，对当下国家社会种种问题的精辟评论。81岁的资中筠，不仅出版了5卷自选集，还身体力行，四处演讲，针砭时弊。

　　用一本书去代表整个国家，这是著者与识者的终极诱惑。中国士大夫的梦想是“半部论语治天下”。

　　这个优美而简单的模式就像早年科学家想用一条公式去说明整个宇宙的诞生和演化一样，很难实现，但它告诉人们读书于治国是有用的。

　　理想藏书，理想生活

　　追过影视追名人，刮过“养生风”又捧“育儿经”。2011年的家长代表当属“虎妈”和“狼爸”。《开明国语课本》、《民国小学生作文》热卖。一边是人们爱看那些简练又干净的语言，实际上怀着的是改变教育现状的某种期待。然而，一边又向着虎狼爹娘看齐。

　　于丹作为专家的另一面是可爱的，她的《于丹趣品人生》引导大家从琴棋书画诗酒花、柴米油盐酱醋茶中寻求一种闲适的生活方式，亦即“幸福指数”。虽然这盏心灵鸡汤流于《知音》化、《读者》化，但是这种寻找幸福的思路还是有启发性的。将关注从大事件移到“小确幸”(微小而确实的幸福，来自村上春树的随笔)，心情确乎会明朗许多。再说，现在一线写作的“70后”，谁的人文启蒙读物不是《读者》？

　　诺奖得主特朗斯特罗姆描写的就是日常小事，“通过精炼而朦胧的描述，向读者展示了鲜活的现实生活”。特朗斯特罗姆花几年时间写一首诗，本身就是一种慢生活的态度。

　　《冷浪漫》是为数不多的科学类畅销书，它又是生活书，包括色、爱、和、美、宅、酒说、新生、艺术等8个主题，用科学理解了的生活更有操控感。

　　倪萍的《姥姥语录》在“絮叨”着处事、做人，告诉我们哪些不端是要被戳脊梁的。

　　一手码钱，一手码字

　　书中自有黄金屋，说的不是卖书，也不是写书。

　　2月，一个送玫瑰的季节，几家售书网站打开了价格战。大家奔走相告，抱着电脑哼着歌，点着鼠标抢着书。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地区的居民有赠送玫瑰和图书给亲友的习俗，这是世界读书日的由来，我们这种组合送法，纯属经济因素。

　　四折售书，已经低于成本，培养了读者书非打折不能读也的“恶习”。价格战的结果是倒逼第三极、风入松、光合作用等民营实体书店纷纷倒闭。英国诗人多恩说过：“一个书店倒闭毕竟跟一个饭馆倒闭不一样，如果没人买书，也没人卖书，文化就完了。”

　　我们在追求快速，要求提速，谁还有时间停下来去关照一家书店？

　　相当多的人不会用买咖啡的20多元钱买一本书，而卖一本20多元钱的书，利润比不上卖一杯20多元钱的咖啡。

　　书店是城市中勉力支撑的文化空间，网络售书是个虚拟空间侵吞现实空间的残酷案例。实体书店行业规模的萎缩，不但会让出版产业链的下游渠道收窄，也会让很多社区和乡村失去了一片文化绿洲---不同于网店，在地理上的“毛细血管”中，书店与邮局原本促进着微循环。

　　写书也不太赚钱。写书，是因为几乎每个人都有出书的情结，不为赚钱，只为一种“成名的想象”。

　　著名“码神”唐家三少一手码钱，一手码字，每月码字30万，年收入7位数，文学理想与财务自由并举。但是，大多数撰稿人还在享受着1999年6月1日的稿酬标准。

　　每个网站都有读书频道，每张报纸都有读书周刊。读书已成一个“卖点”，具有商业开发价值，可是，写书、卖书似乎都不那么赚钱。

　　多处上榜的《朱基讲话实录》，是一本朱基叮嘱“一定要让老百姓买得起”的书。

　　线上线下，屏里屏外

　　加西亚。马尔克斯在中国搞掂《百年孤独》的版权，用了25年。百度只用一纸声明就将50名作家出版人打发了。这就是新媒体的强势。

　　然而，网络文学仍然要为继第五届鲁迅文学奖被纳入参评范围后，又获得第八届茅盾文学奖的准入而欢欣鼓舞，一些网络语言仍然要为被《人民日报》引用而沾沾自喜。那么，网络真的就强势了吗？

　　融合，才有真正强势。融合，是2011年书榜上的又一关键词。

　　首先，是线上、线下的融合。网络文学主动从屏幕里爬出来拉作协的手，网络作家唐家三少、当年明月当选中国作协全国委员会委员。

　　阅读正在发生变革，阅读的载体不一定是纸，阅读的动作不一定是眼睛做出的。阅读的未来是解放眼睛，把文字变成声音来赏析。

　　其次，是屏里、屏外的融合。《金陵十三钗》、《千山暮雪》、《失恋33天》、《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女孩》等上榜书与影视作品实现了日月同辉，日是影视，月是书本，月亮反射太阳光辉。更明显的例子，电影《建党伟业》上映前后，8家出版社推出9本党史类图书，共用一个名字：建党伟业。

　　看好了这条道，有钱的出版公司直接投资影视，缺钱的出版社变着法儿地想搭上影视的顺风车。就连一些实体书店，也开始办影城、办网店，全力拓宽经营路线。郭敬明则与“响想电影”签约，其作品《小时代》系列3部作品即将被改编成多部电影、电视剧、话剧等。

　　林青霞的《窗里窗外》热卖，首发式的那天，堪称是林青霞的影迷会。《蔡康永的说话之道》风头盖过《吴宗宪的幽默之道》，这也正好验证“康熙”和“你猜，我猜”目前在大陆的影响力。

　　生前刷我们的卡，死后刷我们的屏。乔布斯才真正缔造了一个从线上到线下、从实体书到电子书的全方位图书出版事件。围绕着正版《史蒂夫。乔布斯传》，《苹果教父乔布斯传》、《乔布斯图传》、《乔布斯传：神一样的传奇》早早摆上了中国的书架，《乔布斯语录》与《姥姥语录》并排、《乔布斯革命》与《辛亥革命》并摆，版本比山寨版iPhone还多，卖得都还不错。

　　书榜的能与不能

　　年度好书，谁说了算？制定了书榜的推荐者，这些书你都看过吗？读书越来越成为个体的私人生活，再也不太可能出现几亿人同读一本书的盛况。那么，书榜意义何在？

　　一张书单能够满足读者越来越长尾化的需求吗？而书榜又是一个为市场而造的概念，商家一方面大谈如何重视长尾理论，另一方面竭力往20%的“头”上靠。

　　评选自有一套计算方法、标准。光明书榜秉承“强调主流价值和影响力”理念，《新京报》本着“公共立场、专业品格、独立思想、现实情怀”的评审原则。一个有趣的注脚是，《新京报》的年度好书中，《资中筠自选集》、《春尽江南》、《批评官员的尺度》、《帝制的终结》均没有在该报每周的分榜中出现过。

　　进榜与升榜通常不是孤立的事件，与社会热点、作者本身的知名度等有关，通常新人很难跻身，此时，书榜便又成了一种权力空间，阻止了自由进出。这根指挥棒所产生的羊群效应，又使畅销书愈畅销，沉默者愈沉默。

　　同时，它对精英也有点不那么公平。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的同台竞技，只拼销量，作为永远少数派的精英肯定有些吃亏。不能忽视作品本身的影响力，而影响力的大小一是由一次销售本身决定的，又与被转载、被引用等二次传播有关。

　　若书榜的决定因素是销量，那么为什么作家富豪榜的头牌与书榜的头牌不相符？若书榜讲求的是公信力，那么为什么茅盾文学奖的获奖名单与书榜也不相符？

　　书榜并不高于图书，它只是像一本书一样的一家之言。选书单如选书，我的书单我做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