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舆论渲染中国成输家 欲挤出非洲

　　广袤的非洲大陆呈现在中国人眼中的面孔是双重的。近10年来，非洲向中国提供了大量商机，2011年中非贸易额已经突破1500亿美元，中国超越美国成为非洲的第一大贸易伙伴。然而另一方面，动荡摇摆的非洲政局也令中国企业蒙受了严重损失。2011年利比亚内战期间，中国从利比亚撤出了超过3.5万人，50多个商业项目受到冲击。刚刚进入2012年，中国工人又接连在苏丹和埃及遭绑架，至今仍有29名工人未脱离危险。

　　当西方用挖苦的口吻看待中国工人在非洲遇袭的时候，有关专家却告诉《世界新闻报》，渲染中非经贸关系发展中出现的问题，是西方排挤中国在非利益的惯用软手段，而且只是手段之一。一位对非洲国家有深入研究的中国教授直言，西方才是非洲经济的最大获益者，他们干扰中非合作，是为了维护延续上百年的垄断利益。

　　中国在非洲成为“输家”？

　　当地时间2月4日晚，由商务部对外投资和经济合作司王沈阳司长率领的工作组抵达利比亚，组员来自商务部对外投资和经济合作司、对外承包工程商会、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中国葛洲坝集团公司、华为、中兴等政府部门和企业人员。他们此行的目的是了解中国企业在利受损情况，并与利比亚过渡政府就妥善解决战前中国企业在利项目的后续问题进行沟通。

　　据商务部统计，中国企业在利比亚承包的大型项目大概有50多个，涉及合同金额188亿美元。同时，国内有75家企业(包括13家央企)在利比亚有投资。但战争爆发后，中国企业在利比亚的项目大多暂停，部分央企蒙受了不同程度的损失。有关专家指出，中国企业遭受的损失主要有5大类：固定资产、未收回的应收账款、回国人员安置、三角债、利方恶意索赔，总体损失金额应该不是小数目。

　　埃及动荡的政局同样令中国企业“很受伤”。据《世界新闻报》记者了解，原本准备在苏伊士工业区进行投资生产的中国华晨汽车公司，因为埃及局势一直不稳，被迫搁置了相关投资。

　　中国企业遭受的“意外伤害”，却在西方媒体口中变成了“走出去的代价”，甚至是“自己招来的恶果”。

　　美国一家媒体的评论这样写道：1793年，乾隆皇帝轻率地回绝了英王乔治三世派来的使节，理由是，中国是全世界的中心，能够自给自足，想不到有什么东西需要进口。然而，现代中国十分需要外国的石油、铜、铁矿石以及其他大量的外国大宗商品，以支撑“中国制造”的变革。正因如此，中国企业和工人发现自己正置身于乾隆皇帝应该会不屑一顾的遥远外邦。这种远距离的投入是要付出代价的，有时是血的代价。

　　英国“中东在线”网站做了一个不恰当的对比：“利比亚之战，西方是赢家，中国是输家”。文章说，那些支援过利比亚反对派的西方国家，战后都能获得反对派的“犒赏”，在重建过程中分得重要的份额，而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南非这五个“金砖国家”参与利比亚的战后重建却不会那么顺利，因为他们曾经试图制止西方在利比亚设立禁飞区。

　　企图把中国挤出非洲

　　当西方渲染中国在非投资遭遇挫折的时候，“中国在非洲扩大影响力”这样的老话题，又被西方媒体拿出来重新翻炒。英国《金融时报》近日针对中国援建的非洲联盟总部大楼落成一事评论说：“大楼的落成似乎回答了一个问题：谁会成为非盟的新金主？答案显然是：中国人。”

　　中铁建中非公司董事长陈晓星对于西方评论中非关系的古怪声音并不感到稀奇。他告诉《世界新闻报》，这是西方担忧中国与其竞争非洲的惯常心态。“非洲最早就是西方的殖民地，现在随着中国企业越来越多，双方的竞争是不可避免的。”据他介绍，中西竞争关系体现在基础设施、电力、石油、矿业都诸多领域。“西方故意唱衰中非合作，其目的是为了干扰中非正常贸易往来。”

　　除了舆论宣传攻势外，西方试图打乱中国在非投资的步伐，还采取了其他一些迂回方式。有分析指出，西方近些年通过增加援助、扩大投资、强化军事存在等措施，试图遏制中国在非洲的经济活动，逐渐将中国企业挤出非洲市场。与此同时，西方还通过制定行业开发标准等措施，来干扰中国在非洲的正常开发活动，并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多边机制给中非合作施加压力。

　　谁的“胃口”更大？

　　熟悉非洲的中国专家告诉《世界新闻报》，西方舆论表现出的对中国进军非洲的担忧，不过是一种假象，其目的是掩盖西方国家霸占非洲利益的意图。相比在非洲闯荡上百年的西方企业，中国企业涉足非洲只有二三十年的历史。目前，非洲绝大多数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健全的矿山、港口等，早已被欧美企业占据，可供中国企业投资开发的，只有那些交通不便的偏远地区相关产业。

　　至于西方说中国对非洲的能源“胃口很大”，也有夸大之嫌。实际上，非洲出口到中国的资源产品，只占其资源出口总量的一小部分。在非洲出口的石油中，卖到中国的石油还不到其总额的30%。非洲大部分矿权都被美国、澳大利亚等西方企业控制。西方才是非洲资源最大的获益者。

　　中国传媒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许铁兵走访过20多个非洲国家。他对中西企业在非洲的竞争优势对比有着较深的感触。许铁兵对《世界新闻报》说，在非洲，中国企业投资较多的是基础设施，而西方企业更多涉及的是上游产业。此外，西方企业的办公地点多集中于驻在国的首都，而中国企业则更多在一些穷乡僻壤的地方施工劳作。“中国在当地从事的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派出的工作人员较多，客观上加大了中国员工遇袭的风险。”

　　许铁兵还注意到，中国在非企业缺少研究国际关系、国际文化和社会学的人员，而这些人在西方企业里面则是必不可少的。“风险评估仅凭某些国家与中国的传统友好关系是远远不够的，需要针对不同国家的不同国情作出差异化研究。”他表示，目前，中国企业的风险评估往往过于政治化，低估了现存的实际问题。例如，对于哪些地区是多民族、多宗教地区、当地政府是否与该国政府存在较大矛盾，都没有形成清楚的认识。此外，就评估的深度和广度而言，做得也比较笼统。

　　中国企业不能回避风险

　　相关统计显示，中国的海外劳工数量大约在85万人左右，其中有数十万分布在非洲、亚洲、拉美、中东这些潜藏着危险的区域。许铁兵认为，近两年中国企业在这些动荡地区遭受的人员和财产损失，给中国企业“走出去”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不过，商务部研究员唐淳风对《世界新闻报》表示，“走出去”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不能因为风险的存在和外部的干扰就从此止步。“曾几何时，美国人在全世界都是绑架的首选对象，那是由当时美国国际地位的重要性决定的。中国今天也面临同样的状况。”

　　唐淳风认为，面对不断增多的政治风险，中国企业不能回避也不能害怕，而是要赶紧把缺失的东西补回来。譬如，加大领事保护，提高企业的抗风险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