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交官：中美定能走出大国合作新型道路

　　我外交官与学者畅谈习近平副主席美国之行——

　　中美定能走出大国合作新型道路

　　本报记者 洪俊杰

　　习近平副主席的美国之行牵动着中美乃至世界的目光，各方都想从中探究出未来两国关系发展的轨迹。本报记者就此专访了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前副会长陈永龙大使、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战略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王嵎生大使、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主任吴心伯教授。

　　将元首共识具体化

　　记者：在访问中，习近平副主席先后提出了建设中美合作伙伴关系的四点看法、发展中美关系的五点建议，您认为有何指导意义？

　　陈永龙：习副主席的一系列表态，主要是落实胡锦涛主席去年初与奥巴马总统确定的建设中美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的决策，并将之进一步具体化，希望借此访推动中美关系继续稳定、健康地朝前发展。

　　我相信，中美都有这样的良好愿望，但现实与目标存在不小差距。我曾请教过布热津斯基如何定位两国关系，他用“不舒服的相互依存关系”来形容，非常形象。就拿热炒的人民币汇率问题来说，我问过盖特纳财长：“从经济学角度来看，人民币汇率水平到底该如何？”他说他也不清楚，这不是经济学能解决的问题，但华盛顿需要人民币升值，因为现在美国的日子不好过。美国强制要求人民币升值，中国自然很“不舒服”，凡此种种，不胜枚举。当然，单单正视现实与目标的差距是不够的，需要拿出解决之策，习副主席访美就是消弭分歧之举，将中美关系向正确方向推进。

　　中美关系需“路线图”

　　记者：在会见拜登副总统时，习近平副主席提出中美要携手走出一条大国之间的新型道路。“新型道路”该如何解读？

　　陈永龙：处理当前的中美关系是没有先例可循的，需要两国共同塑造未来。有人提出中美关系相当于“二战”后的美苏关系，我觉得不妥。中美关系有其特殊性，两国不是天生的对手，中国也没称霸的野心。当时美苏在经济上的关系很薄弱，现在中美经贸已经很紧密了。我觉得，中美需要建立一个“路线图”，从宏观上确定两国关系应该怎么发展，而不是搞所谓的战略对抗。这需要创造性思维，也需要广大民意认可。我相信，不管有多难，中美定能走出大国合作的新型道路。

　　记者：在习副主席访问中，安排有与美国前政要会晤，这种安排有何特殊涵义？

　　陈永龙：这次会晤是此行的点睛之笔。因为这些老朋友在发展中美关系上做出了贡献，特别是基辛格和布热津斯基，前者促成尼克松访华，后者参与中美建交。中方通过此举希望美国新一代领导人承上启下，继续智慧地处理两国关系。

　　美方略显弹性姿态

　　记者：习副主席与奥巴马总统会晤后，中美发布了 《关于加强中美经济关系的联合情况说明》，《说明》出台的背景是什么，有何新意？

　　吴心伯：这份报告兼顾了中美关系与美国国内政治的双重状况。如今，中美经济关系日益重要，必须对两国过去达成的成果进行认同。此外，这份报告回应了美国国会某些人在经济领域对中国的批评之声，这侧面反映了在美国经济疲软的情况下，奥巴马政府在两国经贸问题上倍感压力。综观《说明》全文，感觉美方新意不多，没有明显调整双边经贸政策的内容，在高技术出口控制、中国在美投资环境、贸易救济措施等问题上基本还是坚守了原来的底限。

　　当然，这份《说明》还是有亮点的。首先，《说明》提到，美国政府承诺及时受理中方希望采购的、可能受到美国出口管制的物项的具体诉求。这表明美方在对华出口高精尖技术上采取务实态度，对个案处理采用弹性做法；《说明》中还提到，今年美国确保80%的非移民类签证申请在收到后3周内确定面谈。美方此举主要是吸引中国游客，有助于当地经济发展，客观上促进了中美人员往来。

　　美须调适对华心态

　　记者：对于未来中美关系，您有哪些期待？

　　王嵎生：习副主席访美之行指明了中美友好之路。现在方向明确，路在何方是问题。中美都希望世界和平，但美国想建立的是其主导下的世界和平，而中国主张的和谐世界是国际关系民主化，发展模式多样化。世界绝不会接受单一的领导中心，美国政府最好给自己一个新的定位。

　　相信对抗与冲突是不能避免，这种思想本身就是对抗与冲突的根源。美国总觉得中国有一天会挑战美国，说实话，中国没有做任何对不起美国的事情，也没有想挑战它在亚太的地位，但是美国也应该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希望华盛顿将他们所说的话付诸实施，美国必须适应一个强大、向上的中国，而不是仅从口头上作答。

　　陈永龙：我对中美关系的未来比较乐观。中美之间有很多分歧，但两国关系需要纵横比较。横向看问题不少，但纵向看，40年前、30年前、甚至10年前，当时中美关系是什么情况，现在又是怎样，完全是翻天覆地的变化。因此，我认为中美关系是有前途的，当然这需要克服很大的困难，需要很强的意志和勇敢的精神。40年前，尼克松总统访华开启中美关系新篇章，如今我们依然需要这样的战略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