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行就货币政策及金融改革答记者提问文字实录

　　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新闻中心于3月12日(星期一)10时在梅地亚中心多功能厅举行记者会。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副行长胡晓炼、副行长刘士余、副行长兼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易纲就“货币政策及金融改革”回答中外记者的提问。以下为问答实录：

　　中国网：

　　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新闻中心举行记者会，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副行长胡晓炼、副行长刘士余、副行长兼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易纲就“货币政策及金融改革”回答中外记者的提问。中国网实时报道，敬请关注！

　　主持人崔文良：

　　各位记者朋友，大家好。为回应社会关注的货币政策和金融改革问题，我们很高兴地邀请到中国人民银行的负责人就货币政策及金融改革这一主题回答中外记者的提问。我来介绍一下主席台上的嘉宾，他们是：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先生，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胡晓炼女士，胡行长在央行负责货币政策等业务。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刘士余先生，刘行长在央行负责金融稳定等业务。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兼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易纲先生，易行长在央行负责外汇管理等业务。下面开始提问。

　　新华网记者：

　　我的问题是，从2月24日开始，人民银行下调了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释放了大概4000亿元人民币资金，这个资金的释放是否提振了股市的信心？这个资金是否会流向房市？我们如何减少它对房地产市场的影响？谢谢。

　　周小川：

　　我来回答这个问题。一般来说，存款准备金率的上调或者下调，主要是调节市场上的流动性。近年来，存款准备金率工具的使用主要和外汇储备增加或减少所产生的对冲要求有关，因此绝大多数情况下，存款准备金率的调整并不是表明货币政策是松或者是紧。因此，存款准备金率如果下调释放出资金，它是广泛地分布在国民经济的各个方向，也就是说银行有更宽的流动性头寸以后，可以按照它日常的贷款分布向各个部门发放，因此没有一个典型的方向，比如像您所说的是为了增强股市的信心或者是不是主要会流向房地产行业，情况应该不是这样的。

　　周小川：

　　举一个例子，在某一段时间里，如果国际收支顺差比较多，中央银行买入外汇比较多，为此吐出的流动性就比较多，此时就需要加大对冲力度，也就是说会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反之就会下调存款准备金率。请大家注意，这个关联是比较重要的。

　　台湾工商时报记者：

　　请问周行长，当前两岸金融合作加速推进，不过对于台湾的银行业还有台商来说，最关心的货币清算问题到现在迟迟没有进展，去年台湾央行总裁彭淮南曾经提过，去年三度派人到北京，就两岸货币清算的问题与人行这边进行沟通，不晓得目前的进展如何？今年上半年是否有可能会签署两岸货币清算协议？另外，今年两岸在金融领域方面是否还会有其他的合作空间？谢谢。

　　胡晓炼：

　　谢谢这位女士，我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现在大陆和台湾之间的货币清算有三个渠道，第一个渠道是在两岸合作的框架内，解决台币和人民币的兑换问题，从现在的实际情况来看，现钞的兑换应该是已经很便利了。第二个渠道是，台湾和大陆的清算可以通过在香港和澳门的清算银行来办理。据我们了解，现在已经有相当多的清算业务是通过清算行代理的。第三个渠道，台湾和大陆的银行各自都有很多代理行，在这些代理行提供的代理清算服务过程中，也为两岸之间贸易投资的清算活动提供了很好的服务。此外，现在大陆可以为台湾居民开立个人账户，通过这个账户也可以解决一些服务贸易和个人资金清算的往来。所以，就目前看，这几个渠道运行都比较通畅，提供的服务涵盖面也比较宽。

　　胡晓炼：

　　至于你说的下一步，我们已经注意到大陆的银行现在台湾都已经设立了分行，所以通过大陆银行在台湾的业务活动，还有台湾在大陆的金融机构的活动，也可以进一步密切两岸的清算关系。具体是不是还有其它的方式可以进一步拓展、可以进一步密切这种关系，我们觉得都有继续研究和讨论的空间。谢谢。

　　中央电视台和中国网络电视台记者：

　　我想问周行长一个问题，自2008年以来，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国际经济形势复杂多变，目前欧债危机还没有结束，国内应对的宏观调控政策也在不断变化。您认为目前国内实施的稳健货币政策和国际经济形势有什么关系？另外，今年实施的稳健货币政策面临的国际和国内两方面最大的不确定性在哪里？央行将如何应对？谢谢。

　　周小川：

　　大家可能会注意到，从传统的货币政策理论和实践来讲，各国的货币政策通常都是针对国内情况的。但本世纪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货币政策和整个国际经济形势，以及金融危机的爆发和复苏的过程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了。因此我们说，确实货币政策的制定，在最近这五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的过程中，与国际经济形势的关系非常密切，甚至主要取决于国际经济形势，这跟以前大家在教科书上所学到的东西有一定的区别。

　　周小川：

　　国际金融危机首先起源于美国的次贷危机，随后在2008年秋天深化成大面积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在这之后，由于中国成功地采取了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所以中国经济在全球率先复苏，而且复苏的力度比较强。在这种情况下，也会有一定的负作用，就是说物价指数会有所上升。为了应对通胀压力，我们决定采用稳健的货币政策，应该说这是和应对全球金融危机以及复苏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密切相连的。

　　周小川：

　　您的另外一个问题与当前国际经济形势有关。当前的国际经济形势，大家可能都知道，一个最大的不确定性还是经济复苏的进程问题，特别是由于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所引起的有关欧洲经济和金融市场的情况，大家知道，每隔两三天就会有新的新闻出来，每个人都希望能预测到它的走势，但是恐怕不见得谁能有很大的把握，我们都需要密切地观察和分析。

　　周小川：

　　此外，其他主要发达国家的经济走势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即要看他们能否走出危机的阴影，能否成功的复苏。众所周知，今年还有一些地缘政治方面的新问题。对于这些问题，货币政策都要给予密切的关注。因为全球经济一体化程度已经非常高，资本流动非常活跃，所以这些都会对货币政策产生重要的影响。

　　周小川：

　　最后还要说一句，尽管说国际影响在最近占比较主要的因素，但我们同样也不能忽略我们自身内部经济的一些因素和矛盾，中国作为一个体量很大的、人口很多的国家，内部因素也是非常主要的因素。谢谢。

　　上海证券报记者：

　　请问周小川行长，继续下调存款准备金率的空间有多大？时机应该如何抉择？此外，价格工具有哪些考虑？

　　周小川：

　　从理论上讲，存款准备金率的空间可以非常大，现在是20%出头，但我们也有过比较低的时候，九十年代末期，存款准备金率只有6%。从国际上看，其他一些国家的存款准备金率还有过更低的水平，因此空间很大。

　　周小川：

　　但与此同时，要看存款准备金工具的必要性，也就是第一个问题提到的要看市场流动性究竟是多还是少，不能因为说有空间，你就认为可以随意地上调或者下调，还是要针对具体的流动性状况，而这个流动性状况又和外汇占款有关系，和国际收支平衡有关系。通常国际收支平衡都不太可能在短期内发生剧烈的变动。因此，这个问题可以按这样的逻辑来分析。

　　周小川：

　　人民银行历来非常重视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最近一年多时间，也就是2010年第四季度到2011年第三季度，曾经五次上调存贷款基准利率，这表明价格型工具我们也是经常使用的。但具体使用的时候，需要考虑到各种约束，包括进行利弊分析，其中特别需要关注的一个因素就是观察对资本流动的影响，因为现在经济全球化，所以要特别关注对资本流动所产生的影响。谢谢。

　　证券时报和证券时报网记者：

　　央行此前提到目前进一步推进利率市场化的条件已基本具备，请问央行今年在推进利率市场化方面有哪些规划？另外，近期有关民间融资合法化的呼声较高，对此您有何评价？谢谢。

　　胡晓炼：

　　我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刚才周行长已经说了，人民银行一直十分重视利率工具在宏观经济调节中的价格杠杆作用，过去十几年中，利率市场化的改革一直是有序地向前推进。回顾历史，我们从1998年开始的十多年来，不断增加货币市场同业拆放利率、银行间债券市场的企业融资利率的灵活性，到目前为止，应该说货币市场的利率和银行间债券市场的融资利率已经全部市场化了。贷款现在只管下限，上限可以随着市场的供求情况自主浮动，存款现在也只管一个上限。外币的存贷款利率，贷款也已经放开了，只不过对一些小额的一年期以下的外币利率还有管理。所以，整个利率市场化的进程是在有序地推进的。

　　胡晓炼：

　　在今后特别是在“十二五”规划的过程中，利率市场化的进程一定会继续向前。但是在推进利率市场化的过程中也要考虑一些条件，只有在其中的主要条件，比如说金融机构的公司治理、自我约束、财务的硬约束能力都满足后，才能在利率市场化之后保持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

　　胡晓炼：

　　再比如，我们还要看到，在利率市场化之后，对于一些竞争中发生的问题，特别是竞争中可能会有失败者，那个时候我们将如何对存款人进行保护呢？因此，我们需要相应的配套的制度性安排，要考虑存款保险制度的建立，这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条件。

　　胡晓炼：

　　另外，在时机的把握上，我们既要看到国内市场的需要，也要看到当前国际形势对利率市场化推进速度的外部影响，因为这会直接影响资本的跨境流动，而资本的跨境流动反过来又会对货币政策以及各种货币政策工具的使用带来很直接的影响。所以，在推进利率市场化过程中，要想办法使所有的力量最后都拧成一个方向，如果方向相互冲突，利率市场化的作用可能就会打较大的折扣。当然，我们也不是说非得等到所有的条件都具备以后才进一步推进，我们的看法是，这种推进的力度和条件的成熟是相辅相成的，都是在一步一步的过程中往前走。

　　胡晓炼：

　　在目前的利率市场化过程中，我们的规划是对于批发性业务的利率市场化可能会推进得更快一些，我们可能会通过增加新的金融产品来使得利率更具灵活性。金融机构在对客户的服务过程中，也创新了一些产品，这些产品应该说对利率市场化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所以，我们说利率市场化还是在不断地有序地向前推进。谢谢。

　　华尔街日报记者：

　　上周六，中国官方宣布了最新的贸易数据，我们可以看到数据中显示，中国的贸易逆差达到了一个历史比较高的水平，这是否意味着人民币汇率已经走向了均衡的水平？贸易数据的变化对人民币汇率的波动会有怎样的影响？

　　易纲：

　　谢谢你的提问。中国近年来在减顺差、促平衡、扩内需、调结构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你刚才注意到，今年1月和2月加起来，我们的贸易是有一个逆差的，至于这个逆差是不是意味着人民币的汇率达到了接近均衡的水平，我以为这至少是一个很正面的迹象。

　　易纲：

　　从人民币汇率的走势来看，特别是从市场的预期来看，我们有境内的即期市场和远期市场，同时在境外也有NDF市场。从整个预期来看，自去年第四季度以来，已经形成了比较持续的对人民币汇率的双向预期和双向波动。这种预期的双向波动持续的时间较长，范围浮动得也比较灵活，这是一个新的现象。这个现象在今年的头两个月一直还在持续着。所以，我们要不断地完善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制，增强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的弹性，无论从国际收支平衡看，还是从市场的预期看，现在的条件是日臻成熟的。当然，至于说什么是市场的均衡汇率，谁也说不准，那要由市场的供求来决定。

　　易纲：

　　我们清楚表达的一个政策意向是，我们会坚持扩内需、调结构、减顺差、促平衡这样一个方向，同时也坚持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改革、市场供求关系在其中发挥更大作用这样一个方向，我想这样的改革持续下去，汇率形成机制会越来越市场化，这也有利于促进国际收支平衡和经济可持续的发展。谢谢。

　　周小川：

　　我补充两点。第一，看待贸易顺差还是逆差，也就是贸易平衡状况，还是需要看长一点的时间段。因为在年初、年中、年尾的时候，进出口商有些活动有一些季节性的规律，请大家注意掌握这一点。比如去年，2011年3月份和4月份中国的货物贸易都是逆差，但是逆差的数字没有现在这么大。最后到全年，中国的货物贸易还是顺差，而且顺差在1500多亿美元左右。因此，可能我们还需要用较长的时间段来进行观察。

　　周小川：

　　第二，外汇市场上的各种交易商，对每个月所公布的货物贸易的平衡状况是非常敏感的，因此往往货物贸易的数字一公布，市场上立刻就有反应，外汇市场参与者会思考他到底应该买汇还是卖汇，所以您所说的这种现象肯定是存在的。这也是个好事，说明外汇改革经过这么多年的进展，就像易纲副行长刚才所讲的，市场供求关系对于汇率的形成正在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市场供求关系方面，大家观察的一个重要数据就是货物贸易到底是顺差还是逆差，是大还是小。谢谢。

　　扬子晚报记者：

　　众所周知，我们银行的信贷政策对楼市的影响很大，现在的楼市调控处于僵局，接下来市场预期这种调控政策可能会进行一系列微调。请问周行长，对于现在刚性的需求，首套房的利率优惠是否会恢复？同时它的首付比例是否会调整？应对接下来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的微调，具体的信贷政策会作哪些调整？此外，我想为我的微博(http://weibo.com)粉丝提个小问题，有政协委员提议发行大额的五百元或者一千元的人民币，请问是否有可能？谢谢。

　　刘士余：

　　我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去年以来，国务院确定的关于房地产调控的各项方针政策，其中一项重要的措施就是实施更加严格的差别化的住房信贷政策。应当说，这项政策的执行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起到了较好的效果。但是也有一个现象需要关注，去年房地产的贷款增速比整个银行贷款的增速大概低三个百分点左右，其中个人住房贷款的增速已经持续二十个月在下降，普通商品房开发贷款的增速相对于其他贷款也在下降。这既是房地产调控走向的一个好的表现，同时我们也要研究下一步可能会产生的影响。

　　刘士余：

　　最近，主要金融机构进行了研究，对今年房地产金融业务有这样几个共识，第一，全面落实差别化的住房信贷政策。但是，在信贷实行总量管理的前提下，各家银行对个人居民首套自住普通商品住宅的贷款必须予以保证，符合条件的借款人购买首套普通商品住宅，银行要给予贷款。您关心的利率问题，首先各家银行是自主定价，中央银行此前在关于个人首套房贷款利率上有一个下限，我们鼓励各家金融机构在央行的基准利率和首套商品普通住宅贷款优惠利率的下限之间，根据借款人的财务状况权衡定价。

　　刘士余：

　　第二，信贷资金要支持普通商品住宅的建设或开发，特别是对资质良好、市场有信誉的开发企业开发的普通商品住宅要给予大力支持，这是供给的主要方面。

　　刘士余：

　　第三，要积极地按照市场化、财务可持续的原则，支持政府主导的公租房为主体的保障房建设。第四，要切实防范风险。现在市场上出现的少数开发商搞的一成首付等，商业银行不能参与，要严格落实差别化的住房信贷政策。

　　刘士余：

　　这就是要推动房地产市场的创新，包括银行住房抵押贷款的资产证券化，或者说大型商业楼宇的REITs信托房地产、信托投资基金，这些创新完全符合市场化的原则，我们要给予鼓励。谢谢你。

　　胡晓炼：

　　我回答一下第二个问题，关于是不是要发行大面额的现钞。我们也注意到老百姓有一些议论，在从事大额交易的时候，特别是买大件的时候，现在钞票的面额比较小，需要拿一捆去，不太方便。同时还有携带的便利问题，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去，如果挺远的，需要带的钱比较多，要是钞票的面额比较大，携带起来会比较方便，这就引发了是不是可以发行一些大面额现钞的要求。

　　胡晓炼：

　　除了这两个需要以外，我们也看到，这里也有一些大家比较担心的问题，比如大额的票子，用在小额交易的时候就不太方便，特别是在找零的时候，又会产生一大堆零钱。另外，大额的现钞，如果发生了伪钞、假钞，持有者的损失确实会比较大。过去，一些出租车司机，还有一些零售商，由于收到了百元假钞，找出去是真钞，损失比较大，老百姓对此也有一些担心。第三个担心，就是一些心理的因素，因为一般大面额的货币发行出来以后，老百姓是不是会有一些通胀的预期，对票子是不是会毛了的担心。所以，我们在决定是否发行大额现钞的时候，需要把利和弊统筹起来考虑。至于大家说的交易便利性问题，现在的电子支付制度，像信用卡、银行卡这些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能够解决现钞的携带问题和大额交易的便利性问题。所以，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计划在近期就发行五百或者一千元大额钞票的计划。

　　第一财经电视记者：

　　请问周行长，去年您被国际金融领域权威杂志《欧洲货币》评选为最佳央行行长，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声音也日渐瞩目，在世行行长佐立克即将离任之际，很多人呼吁说支持提名您来做世行行长，不知道您有什么考虑？谢谢。

　　周小川：

　　这个问题应该这样说，《欧洲货币》杂志每年都要评一个最佳财长，最佳央行行长，实际的名字叫“年度财长”和“年度央行行长”。我想，中国在金融危机中经济表现不错，金融市场总体来讲比较稳定，应付金融危机还是很有成效的。所以，把“年度央行行长”授给我，我觉得实际上是对中国经济政策的肯定，也是在国务院领导下大家共同努力的一个结果。我觉得这是个好事，但也不见得跟我个人的因素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周小川：

　　至于说世界银行行长，这是最近出来的消息，我觉得可能大家需要更多地了解世界银行这个机构和历史，大家会看到，实际上世行行长一直都是美国人，尽管G20说过，以后国际货币基金总裁、世行行长人选的范围是不是可以有所调整，但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生，所以我认为不用操心这件事。

　　路透社记者：

　　欧债危机对于中国央行持有欧元的外汇储备有什么样的影响？中国央行在希腊债券上所遭受的损失对于今后外汇储备的配置能够产生多大程度的影响？是否会考虑今后将更多的债券配置转向欧元区的核心国家，比如说德国等国的债券，或者在更广的范围内来看，是否有可能购买更多“金砖国家”的债券？

　　易纲：

　　谢谢你的提问。欧债危机还在继续，最近的情况稍微有些缓解，特别是上个星期五，希腊的PSI取得了重大的进展，同时欧央行也通过长期的融资操作为市场提供了大量的流动性，从而使得欧债危机暂时有些缓解。但实际上很多问题还没有解决。

　　易纲：

　　首先，我先说一下对欧债危机的看法。总体来讲，我们是支持欧盟、欧央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解决欧债危机的一系列政策，中国也在这个过程中作出了很大的努力。就我们的投资而言，大家知道，中国的外汇储备投资一直坚持多元化的货币和资产配置，自欧债危机以来，我们配置的原则并没有改变，继续坚持多元化的配置，继续投资于欧洲的市场，欧元区的市场。在配置过程中，多元化就意味着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这样可以起到“东方不亮西方亮”的平衡作用。

　　易纲：

　　从一个投资组合来看，即使在欧元区的组合和欧洲的组合，我们都做到了保值增值。所谓保值，就是说组合的收益要跑赢当地货币的通货膨胀率，比如说CPI；所谓增值，在超过当地CPI以上，还会有一些收益，这就意味着我们做到了保值和增值。这样一个分散化的配置原则，我觉得是正确的，有效的，不管是在美国的次贷危机、雷曼危机，还是欧洲的主权债务危机中，这样多元化的配置和组合的投资理念，都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易纲：

　　今后我们对欧洲还是抱有信心的，中国的外汇储备是一个长期的、负责的投资者，我们相信欧洲有能力通过自己的资源，同时加上国际社会也给予一定的帮助，最终克服欧债危机，中国将来也会一直是欧洲和欧洲市场的投资者。我想，在克服危机的过程中，也要强调一点，就是要始终把风险防范放在工作的首位，外汇储备的经营原则是安全性、流动性和收益性，在坚持这样的原则下，我们会继续保持对欧洲的投资。谢谢。

　　金融时报记者：

　　我的问题是关于“银行暴利”的。“银行暴利”的问题近来引起各方关注，有分析说，“银行暴利”主要是和现阶段存在的利率管制以及金融市场准入门槛较高等因素有关，对此央行有什么看法？以及在这个过程中，可能和存款保险制度的推出还是有一定关系，刚才胡行长也说过，那么下一阶段尤其是今年存款保险制度会具体推进到什么程度？也想了解一下央行这方面的打算。谢谢。

　　周小川：

　　我先说一下，大家可以补充。首先，这个问题要有一个定义，用“暴利”这个词恐怕有些过分了。我看经济界、金融界对这个问题也都有不少讨论，我尽量不去重复。银行业系统今年恐怕还面临着资本金不足的问题，还有一定的缺口。但是相对于其他行业，去年银行业的利润状况确实是不错的。同时我想讲，对银行业的利润，大家要注意观察，可能有多种因素，其中有一种因素是存在很大的周期性。大家知道，西方金融危机出现以来，有很多银行由于自身的问题，特别是资本不足的问题，导致他们现在不怎么活跃，也不怎么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这种状况也表明，过去有些看着盈利很好的银行现在怎么情况这么糟糕呢，这和经济周期的关系比较大。

　　周小川：

　　从亚洲金融风暴到现在，我国存贷款基准利率的利差大致在3%左右，其中在亚洲金融风暴期间高一些，大约是3.6%左右。但是，大家也知道，亚洲金融风暴期间以及危机恢复期间，银行是全面亏损，而且亏损留下的窟窿，之后好多年都没有完全补上。可是那个时候的利差比较高，而现在的利差则有所收窄。所以，高利润是不是完全是利差的原因，还需要进一步分析。

　　周小川：

　　说到利差，刚才胡副行长也谈到了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各方面内容，但是各个进程都需要稳步地进行。至于高利润是否和金融服务业特别是银行业市场准入有关系？我觉得这个问题的提出还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可能由银监会来回答更准确一些。是否和存保有关系，刚才胡副行长也提到了，存保的建立，作为一种条件，会对于金融市场准入的放宽、对于利率市场化的推进、对于存款人的保护等各个方面都会起到积极作用，因此是写入今年年初召开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的内容，这件事情反正迟早是要向前推进的，这个推进确实对于各方面的改革是有好处的，对于将来的竞争格局会也会有好处。因此，这是个积极的因素。谢谢。

　　日本经济新闻社记者：

　　请问周行长，日本政府现在准备购买中国的国债，日本购买中国国债对于人民币国际化有什么意义？另外，中国正在逐步推进外汇储备的多元化，进一步增加购买日本国债的可能性是否存在？谢谢。

　　易纲：

　　中日两国在金融领域的合作一直非常好，去年年底，日本首相野田访华期间，中日两国领导人就加强合作特别是在金融方面加强合作达成了许多共识，包括人民币和日元在跨境贸易中的使用，包括人民币和日元的直接交易，也包括双方在债券市场上互相投资，这同时会支持人民币和日元债券市场的健康发展。我们也成立了一个中日金融市场发展的联合工作组，这个工作组在今年2月20日已经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大家对两国领导人达成的共识都积极地向前推进。中日两国在全球经济中分别是第二大、第三大经济体，又一衣带水，所以我们两国之间的金融合作特别是在债券市场发展上的合作非常重要。

　　易纲：

　　我们欢迎日方在达成协议的框架下，对中国的债券市场进行投资，同时我们也会在日本国债市场上或者固定收益市场上进行投资。至于说扩大对日元的投资，我们总的原则是这样的，非常希望在一个互利共赢的情况下进行投资。如果说有一个阶段，日方非常担心是不是投资太多了，日元会升值，那个时候我们就会少投资一些；如果有一个阶段，大家觉得各种条件都比较好，非常欢迎互利共赢，我们也可以考虑多投资一些。

　　易纲：

　　总之，我觉得中日两国在双方固定收益市场上，特别是在国债市场上，这样相互的投资和共同的合作、共同的发展，潜力还是非常大的。谢谢。

　　新华社现代快报记者：

　　负利率时代，居民的储蓄每天都在缩水，有一个统计说，前两年全国居民人均财富蒸发了500多块钱。请问周行长，这个统计是否准确？负利率时代是不是就此终结了？我们在采访中还有委员讲到，说国外大多实行的是复利率计算，这样结算的利率是否高于实际公布的利率？请问我们国内有没有可能推行这种利率计算方式？

　　周小川：

　　实际利率，也就是利率水平减去价格因素，到底是正是负？最近的评论有两个概念，一个是看一年期存款实际利率到底是正的还是负的；同时最近也有一些文章评论，要看一年期贷款实际利率是正的还是负的。所谓一年期贷款利率是正是负，主要考虑的角度，是贷款便宜了还是贵了，会不会引起贷款资源的误配置和浪费等问题。至于存款，我刚才特别强调了，存款利率和CPI相比，还有个期限问题，因为有一年期的、三年期的，还有五年期的存款，所以要具体有所指。

　　周小川：

　　首先，我觉得不能说是长期负利率，如果观察十年或者二十年，存款利率总体来讲还是正的。阶段性负利率，主要是看谁变化得快，2010年下半年以来，CPI上涨是比较快的，在价格上涨比较快的情况下，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可能就跟不上CPI的增长，形成一段时间的负利率。一年期存款利率可否上涨得更快一些呢？这个要考虑到国际形势，也就是说，在一些发达国家实行非常宽松的货币政策的情况下，全球流动性非常充裕，如果我国的利率上调太快的话，会导致大量的资本流入，世界上也有一些新兴市场国家正面临这样的问题，因此可能会有一段时间的负利率。经过克服通货膨胀的努力，也参考国际形势的变化，负利率或迟或早会消失，会转变为正的实际利率，这是货币政策不断努力要实现的一个区间。现在的数据也表明，这是个阶段性的现象。

　　周小川：

　　至于说复利问题，我们很多金融产品都实行复利，这是个很简单的问题。但是中国居民由于长期以来，过去习惯于有一些定期存款产品，银行给客户直接把复利考虑到里头，形成了习惯，所以看起来商业银行提供的两年期、三年期或者五年期的定期存款利率好象是不计复利，但实际上是把复利已经算到里面了。另外，现在由于产品越来越多了，实际上使用复利的产品是很多的。

　　工人日报社记者：

　　我的问题是来自于我去年的一次调研，因为刚才周行长多次提到了4万亿投资的问题，但是我去年调研发现，很多4万亿投资项目开工了以后，由于央行可能去年主要的任务是调节CPI防通胀，但是这直接导致了下面没有钱，很多职工已经把自己的工资先拿出来保证项目开工，因为他们认为，如果项目不开工，自己可能就面临着失业。刚才讲到我们的政策要更加有针对性和灵活性，在未来宏观调控政策方面，如何保证这4万亿不打水漂？谢谢。

　　周小川：

　　有关4万亿项目存在资金短缺的问题要区别看待。按照国家发改委的说法，对于重点要保的项目，资金基本上是充足的，当然也有一些项目实际上不在重点要保的范畴之内，上得也比较多，而上得多，要求的资金也就多，可能开工以后最后资金跟不上，这种现象也是会有的。但是，如果要把所有的项目资金都保住的话，从另一头来讲，货币政策在保持物价稳定方面的目标就会达不到了。所以，肯定会有一部分项目有资金短缺的问题，我看这也是不奇怪的。

　　周小川：

　　至于说货币政策有所针对性，比如说关于确实在重点项目范畴里的那些项目，比如说铁路，由于某种原因，银行系统当时信心也不足，所以可能会对一些过去承诺的贷款感到有所犹豫，资金跟不上。针对这个问题，去年央行采取了特殊的措施，提供了特别的支持，体现了针对性和灵活性。但是我们还是希望，各个行业的信息比较透明，信心能够恢复，这样通过市场机制能够正常解决这些问题。谢谢。

　　湖南卫视记者：

　　我们知道，货币政策和产业政策是密切相关的，我想请问，稳健的货币政策在刺激消费以及推进产业结构调整上将遇到哪些挑战？另外，民间借贷这一块，现在大家对金融改革的呼声很高，湖南团今年有几个代表联名提出了加快民间借贷立法的议案，请问周小川行长，央行在下一步如何规范民间借贷行为这方面有什么样的打算？比如怎么样预防集资诈骗？其次就是有没有考虑在一些地方比如说湖南设立一些民间借贷的金融改革试点？

　　周小川：

　　首先，货币政策主要是总量政策，结构调整主要是靠信贷政策，这两个政策的名词还是有所区别的，货币政策主要管总量，信贷政策指导大家要按照产业优化的方向，在当前来讲，主要是体现扩大内需特别是扩大消费内需，同时增大服务业的发展。去年还有一个重要的内容，支持文化产业发展，主要是通过信贷政策来体现。

　　周小川：

　　信贷政策是多个部门相互配合的，这里头特别需要提到的有发改委、财政部和银监会，大家共同配合，通过一些信贷政策来指导结构的优化。总体来讲，不论是总量政策还是结构政策，都是经济工作中所强调的重点内容，所以力求在总量合理，保持低通货膨胀率，保持国际收支基本平衡的状况下，同时又实现产业的优化。坦率地说，有时候也有矛盾和冲突，但是大家力求共同把这个问题解决好。

　　周小川：

　　关于民间借贷问题，这里面包括的内容比较多，一是有一些民间借贷是否可以浮上水面的问题，这个问题刚才有人提到了，我就不再说了。此外，民间借贷的方式能否进一步规范化？关于这个问题，人民银行很多年以前就有一个讨论和建议，是否应该参照某些国际经验搞一个放贷人条例，主要是针对民间借贷的。但是，如果不是正规的金融机构，并不在现有的监管部门监管职责之内，这方面如何推进、如何规范化，还涉及很多需要达成共识和协调的问题。

　　周小川：

　　再有一个，民间借贷的规范化，就是民间借贷要保持不能演变成募集公共存款，这是一条非常重要的界限。同时，高利贷也是不受保护的。所以民间借贷会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内容，有关后面这两方面的内容都是反复强调的。当然，往往有些事情发生了以后才知道，因为它并不在正规金融机构的监管范围之内，这方面的工作有很多改进的余地。谢谢。

　　浙江卫视记者：

　　我的问题其实跟刚才两位湖南卫视的记者有一点类似，现在温州提出想要争创国家金融改革试验区，现在的方案，之前银监会主席也透露说七部门已经会签了，请问温州金融改革试验区的方案审批进展到底如何？什么时候可以出台？谢谢。

　　周小川：

　　首先，去年温州确实提出了希望进行金融改革试验区的建议，同时有关部门也作了认真的研究，但是恐怕不应该挂“国家级试验区”，可能不一定有这个抬头。这个试验区也是针对当前的问题通过改革进行探索的一个尝试，因此他们提出的一些试验内容，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取得了共识，但是也还存在着一些难点仍在酝酿讨论之中。至于说什么时候能有一个明确的结论，大家也知道，这个决策程序不是在我们这儿说了就算的，因此我还没有办法回答你。

　　中国经济网记者：

　　近来个人资料泄密有从互联网行业向金融领域蔓延的迹象，据悉，客户资料在银行内部几乎是透明的，对于“内鬼”来说，银行并没有太多的办法，基本上靠道德来约束，请问未来会不会在这方面有法律制度上的保障出台考虑？谢谢。

　　刘士余：

　　谢谢你，我试图来理解和回答你的这个问题。前一阶段，的确网上有风传，说我们某家大的银行甚至几家银行泄露了上百万客户的信息，后经查实，没有这回事。但是，银行在客户信息保密、隐私保密方面，确实有很多方面需要改进，这已经纳入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重要范畴。银行的客户资料外泄以前也曾发生过，这在国际国内都不奇怪。但是监管当局包括央行在内，要高度重视这件事情，要切实加强各家银行计算机系统特别是客户信息系统，保护客户隐私的工作要落到实处，特别是在下一步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中，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谢谢你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香港凤凰卫视记者：

　　我们还是回到关于人民币汇率加大浮动区间这样一个话题中，周行长您的这个言论出来之后，引发了各方的关注，也有外界评论说，这是中国没有顾及美元全球走软趋势而采取的大胆举措，你对此如何回应？另外，这是否意味着这一拨人民币升值就将结束？为了防止人民币升值，央行是否会进一步采取市场干预的措施？谢谢。

　　周小川：

　　应该说，人民币汇率的浮动，主要还是跟中国的国际收支状况有关，因为人民币汇率浮动，不针对单一的一个货币，对美元浮动，对欧元浮动，对日元也浮动，因此如果说其他一些主要货币不稳定，不管是升还是降的趋势，从这个角度来讲，更需要人民币浮动机制灵活一些，这样，才能应对其他货币的变化。当然，也像我刚才所说的，人民币浮动也不光是因为国际市场的变化，很大程度上也是根据我们自己国际收支的状况，外汇市场参与者所产生的供求关系的需要，这种关系更大一些。

　　周小川：

　　是不是说人民币升值过程已经结束了呢？我想这个事主要取决于市场供求关系，不会那么简单。对这个过程，大家也要认识到，全球经济不平衡，包括中国经济自身存在着所谓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校正的过程也不会是很短的时期，好象能有个非常明确的界限，忽然到哪天就结束了，事情恐怕不是这么简单。当然，最主要的大家还是要通过分析外汇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来看这个趋势的变化。

　　周小川：

　　在这个过程中，中央银行也是外汇市场的参与者，根据一定的规律对市场的供求采取某种干预。总的来讲，人民币汇率越是接近均衡点，市场供求就会起到更大的作用，也就是说要允许和鼓励市场供求关系起到更大的作用，中央银行在市场中的参与和干预的程度会有序地减弱，这样可以更加体现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谢谢。

　　主持人崔文良：

　　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记者会到此结束，感谢各位嘉宾，感谢各位记者朋友。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