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慈善公益组织转正门槛降低

　　中国慈善事业下一步怎么走？

　　在已经过去的2011年，官办慈善与民间慈善分别行走于慈善道路的两端。一侧是国内最主要慈善组织面临信任危机，郭美美事件、尚德诈捐门……官方慈善机构因负面新闻深陷道德考验。另一侧是民间慈善的迅速扩张，无名草根组织依靠合理透明机制赢得公众信任。

　　2012年，民间慈善该如何突围？近日举行的第十三次全国民政会议似乎给出了答案。19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会上说，鼓励企业、团体、家庭及个人开展社会互助和慈善活动。20日，民政部表示，将在全国下放非公募基金会审批权。

　　“这是一个信号”，民政部社会福利与慈善事业促进司前司长王振耀称，这意味着政府对民间慈善的松绑。

　　综合本报记者张琴、新华社报道

　　慈善体制唯有回归民间，才能走出困境，焕发活力。对于根系政府的慈善组织，政府应支持其走自上而下、由官而民、独立发展的改革道路，这是‘官办’慈善重整旗鼓的不二选择；而根植民间社会的公众互助意愿、志愿精神、公民意识和善举善行，则是慈善事业发展生生不息的根本动力。”

　　——南都公益基金会秘书长徐永光

　　中央政策将在全国下放非公募基金会审批权

　　第十三次全国民政会议19-20日在北京举行，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19日的座谈会上讲话。

　　温家宝说，当前民政事业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人们的社会心理、行为方式和利益诉求明显改变，对生活有了更高期待，对获得公平的机会、实现全面发展有了更迫切的愿望。相比之下，我国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体制改革相对滞后，公共管理服务还不能满足人们的期待和愿望。要准确把握社会发展的趋势，加快民政事业改革和发展。

　　温家宝强调，要发展基层民主，增强社会自治功能。健全基层民主制度，保障人民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权利、管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政府的事务性管理工作、适合通过市场和社会提供的公共服务，可以适当的方式交给社会组织、中介机构、社区等基层组织承担，降低服务成本，提高服务效率和质量。要进一步完善政策措施，积极支持发展社会互助团体和组织，鼓励企业、团体、家庭及个人开展社会互助和慈善活动。

　　20日，记者了解到，民政部结合机构改革、支持地方配套改革和修订有关法律法规，已经在一些地方并将在全国下放非公募基金会审批权、异地商会审批权等，促进行政效能的提高。

　　“民政系统要科学界定上下级机关业务管理权限，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积极稳妥地探索简政放权。凡是下级机关可以承担的事权，上级机关就不要包揽，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外，均可以探索下放。” 民政部部长李立国表示。

　　李立国还称，将加大福彩公益金购买社会组织服务力度，他同时表示，这是政府对民间组织最实际的支持。

　　地方探索北京：公务人员将逐步退出慈善组织

　　19日，记者从北京市民政局获悉，今年，北京市将推动公务人员逐步退出慈善公益组织，以保持慈善公益组织的志愿性、社会性和民间性，更好地与政府合作开展工作。此举被媒体赞誉为中国慈善在“去行政化”方向上的前进，有利于社会组织还原民间化本色。

　　据了解，去年北京市放开了工商经济类、公益慈善类、社会福利类、社会服务类等4类社会组织的登记，它们无需找主管部门即可到民政部门直接登记。北京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近日表示，今年将放低慈善公益组织准入门槛，进一步完善民政部门直接登记制度，并为社会组织建立“一口审批”的绿色通道。

　　“更重要的是，今年要推动公务人员逐步退出慈善公益组织，还社会组织民间化的本色。”北京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说，政府职能也将进一步转变，并理顺政府与公益组织的关系，为公益组织发展让渡空间。为了完成对接，今年各区县的民政局内也将设专门的行政处室，并安排专门人员负责慈善工作。

　　“现在有一些公务人员在公益慈善组织里面担任一些职务，可以说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这样怎么能更好地跟慈善组织合作开展工作呢？”北京市民政局慈善工作处负责人介绍，慈善公益组织最重要的特点是志愿性、社会性和民间性，政府和慈善公益组织的职能应该明确区分开来，“比如以前市慈善协会就有行政人员，但现在都通过各种形式退出了”。

　　在政府和民间的合力下，民政部门逐步尝试开放更多空间给民间公益组织。近年来，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环保和社会服务类组织告别企业，获得民办非企业这一身份。

　　[民政事业发展新趋向]

　　——把教育培训、科技研发、标准研制前期工作、信息化建设等具体事务转移给事业单位或社会组织。

　　——把指导志愿者注册登记及活动，实施各种类型的等级评定、资质认定、工作评估等委托给社会组织。

　　——把基本公共服务外的养老服务、社区便民服务、运营各种类型的民政服务机构、慈善超市和捐助管理站等交给社会组织或市场主体，实现行政职能和社会力量的有效结合与良性互动。

　　[分析]

　　非公募基金会

　　放开审批有哪些益处

　　南都公益基金会秘书长徐永光介绍，在欧美国家，公益事业已经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条，有专门从事劝募、执行、支持的组织，市场高度发育，行业上、中、下游紧密合作，有效运转。而目前，中国虽然已有大量的公益组织，但在公益资源整合上是错位和断裂的，如不改变，整个公益行业的健康发展就会受到制约。

　　在这一点上，非公募基金会模式有助于弥补当前公益事业的不足。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社会公益研究中心陶传进教授称，非公募基金会是由私人或者企业出资投入的公益部门，可以自主确定基金会的使命和愿景，确定公益项目和善款资助方向，“这就决定了非公募基金会在公益事业中的位置，使其可以直接对受益群体、其他民间公益组织和基层服务机构负责”。

　　非公募基金会不同于传统的公募基金会，它保持自身独立性，与政府及其他组织在公益职能上明确边界，充分引导资金、人力、专业知识和经验等资源流向政府所未能完全覆盖的区域和领域，能够有效弥补政府公共服务的“短板”。

　　华民慈善基金会理事长卢德之认为，非公募基金会作为民间组织，在了解具体的社会问题和受助群体需求方面比政府更具优势，非公募基金会可以直接瞄准政府公共服务的“空白处”或者“薄弱点”发力，更加快捷、直接地作用于受助群体。

　　[现状]

　　民间慈善面临登记难、筹款难

　　经过2011年屡次的丑闻与风波，传统官方慈善机构深陷信用危机。大部分人都把呵护与期许的目光投向民间慈善，呼吁“慈善归于民间”。然而，由于我国慈善立法和相关制度不完善，身份问题成为诸多民间公益组织难以逾越的第一重门。

　　登记难 大量社会组织陷入无法登记的窘境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对社会组织的成立条件要求甚多而且过于严苛。目前，大量社会组织找不到业务主管单位，陷入无法登记的窘境。很多组织找不到挂靠单位，只好进行工商登记，这样在税收等方面就有诸多限制。

　　服务残障人士的民间机构北京慧灵，从2010年开始申请民办非企业登记，却一次次失败，至今仍以工商注册的企业身份存在。

　　这就意味着：慧灵要像公司一样缴纳各种税费，且企业的身份妨碍慈善资金的进入，即使人们打消顾虑支持该组织，进入其中的资金也须按照税法被雁过拔毛。

　　李昌平所在的著名香港民间慈善机构乐施会，则面临身份难辨的尴尬。

　　乐施会是一群关注贫困问题的年轻人1976年在香港成立的民间公益组织，早在1987年，香港乐施会就已深入内地开展扶贫发展及防灾救灾工作。迄今为止，乐施会在国内已投入近4.5亿人民币，也获得过国务院扶贫办白皮书的肯定，即便如此，机构目前也未在内地获得独立注册身份。

　　被称为“中国最著名乡党委书记”的李昌平2003年10月进入香港乐施会工作并担任内地顾问一职，在西南、西北从事扶贫工作，每年在国内有几千万元扶贫资金的用度。

　　“目前我们在内地没有登记。不是说我们不愿意登记，登记了好几年，也想了一些办法，但一直没有正式登记，只是在云南有一个备案，所以我们的财务账户设在云南，昆明有一些备案制度，跟民政部门都很熟悉，包括跟扶贫办都很熟悉，合作这么多年，有比较好的合作关系，但登记这个事一直没有办下来。这不是我们一家的问题。”李昌平说。

　　筹款难 没有合法身份，恐被定为“非法集资”

　　民政部2011年发布的《中国慈善捐助报告》显示， 中国社会捐赠中，各类基金会接收捐赠占比最大，为34.8%；接下来是慈善会系统，占比22%；民政部门占比为20.6%，除民政部门外的各级党政机关、人民团体占比8.97%；红十字会系统则为6.68%。政府部门加上慈善会和红十字会系统，所占比例为58.25%。这就表示，近6成的捐款流入政府和垄断慈善组织(包括慈善会系统和红十字会系统)。实际上，政府部门受捐，已接近全国捐赠总额的1/3。如果加上有民政部门“官办”色彩的慈善会，那么在中国，官办慈善比例就超过一半。

　　“募集资金很难，非常难，如果没有一个合法身份，公开募捐完全存在被定为非法集资的可能，大环境不具备，限制了民间慈善的发展。”民间慈善组织“朵朵向善”的义工鱼小小介绍。目前我国对慈善募集有规定，比如成立一个基金，起点是100万元。“但是首先这第一笔100万又从哪里去筹？”因为不允许随便募集资金，很多民间慈善组织只能够在小范围内循环，往往是以个人捐赠为主，先榨干了自己，再榨干了亲属和所有的朋友。

　　徐永光曾介绍，中国有公募资格的慈善组织，1000多个公募基金会，2000多个红十字会，5000多个慈善会，背后都是有政府背景。这些政府背景的公募机构，吸纳了全国90%以上的慈善资金，这么多的钱，往哪里流，这是很重要的。但有一个是非常确定的，绝大部分善款流不到民间。“这个资金往下走的时候，都有一个行政的系统。但行政的系统，比如说，慈善总会有民政系统，它募捐的善款就会通过民政系统往下流。从中央到县，每一级政府都有一个红十字会，所以说，这些公募善款的使用，腿一直长在政府内部”。

　　[个例]

　　民间慈善组织的透明化样本

　　与官方背景的慈善机构不同的是，来自民间的公益组织更强调全民参与监督。“免费午餐”的发起人邓飞和他的团队试图在“透明”这个规则的制定上走得更稳更远。

　　首先确保的是每天财务公开。依靠微博(http://weibo.com)，“免费午餐”实现了以极低的成本实现了收支公开，他们规定，接受资助的学校前提条件就是要开设微博，并每天将开支用微博的形式发出来。

　　此外，“免费午餐”还组建了一支由3名全职志愿者组成的暗访队，对每个县的“免费午餐”项目进行抽查和暗访。对鹤峰和新晃等县城进行调查后，每个县均形成一百多页的详细报告，并停掉了三个学校的免费午餐资格。

　　在对内部员工的监管上，从去年8月起，“免费午餐”引入了第三方独立审计报告制度。第三方审计单位是中国会计报帮助“免费午餐”项目组找到的，免费对项目组成员进行评估。并将在三月底作为年报展现出来，让所有人进行监督和评估。

　　[对话]

　　“更多民间组织承担

　　社会公益是必然趋势”

　　潇湘晨报：北京市今年将推动公务人员逐步退出慈善公益组织，您怎么评价这一系列政策？

　　王振耀：这样的做法能使慈善更专业化，这样政府和民间组织的边界更清楚，对民间慈善组织会有更好发展，我觉得是政府慈善改革一个很好地尝试。

　　潇湘晨报：对于慈善组织改革，政府需要首先解决的是什么？

　　王振耀：政府当务之急就是要解决民间慈善组织的门槛问题，如果连正式注册都无法实现，其它后续东西都是白谈。

　　我们现在民间组织非常多，但是注册不方便，门槛高，所以导致很多民间组织都面临身份非法的尴尬，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以自闭症组织为例，老百姓急需要这样的服务性组织，但是这样的民间组织无法进行注册，那么就不能得到政府的购买服务，导致百姓需求和民间组织成长之间的渠道不通畅。

　　潇湘晨报：目前专家提倡的慈善立法是否很迫切？

　　王振耀：立法当然相当重要，但是立法解决什么方面问题是我们首先要考虑的，我觉得如果要提倡立法，那么立法解决民间组织注册问题是最首要的。

　　潇湘晨报：今年两会对于慈善改革，政府释放出了什么信号？

　　王振耀：温家宝总理今年提出了这样的说法，保障人民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权利、管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类似的话之前领导人都说过，但是现在再一次强调我觉得是有更深层的意义，在我理解看来，这代表着政府将会让民间组织发挥更大作用。

　　现在养老、儿童健康等都是大问题，让更多的民间组织进入并承担社会公益，是一种必然的趋势。

　　潇湘晨报：民政部部长李立国表示将加大福彩公益金购买社会组织服务力度，这是否表示政府对民间组织提供了实际支持？

　　王振耀：从资金来讲是实质性的支持，因为政府购买服务，这是真正地支持。但也曾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北京市曾准备拿出亿元购买社会组织公共服务，但由于草根组织没有申请购买的资格，而合法的社会组织又不多，再有钱也花不出去。

　　今天有新消息称，民政部已经在一些地方并将在全国下放非公募基金会审批权，这是一个信号，是真正的利好消息，这就意味着政府对民间慈善的松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