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南：创新型国家的秘密

　　■CUBN 记者 孙先锋 北京报道

　　时下，一切都在围绕着“创新”二字上寻找突破，恐怕是这个东方大国迈向创新型国度中最为真实的写照。

　　“到2020年要建设成为创新型国家，实现从资源依赖型向创新驱动型的转变。”这一国家战略的推动下“创新”一词也成为了当前中国最具人气的词汇。

　　从国际经验看，创新型的主要标志是综合创新指数居于领先地位，科技贡献率高于70%，技术对外依存度小于30%，另外还有专利数等要求。“这就需要，我们下大力气研究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以及日本、亚洲四小龙的先进经验和科学成果。在科学研发方面，投入巨大的热情和持续的精力。”被业内誉为“华人创投教父”、北大管理与技术系主任、新加坡国立大学访问教授、美国沃顿商学院客座教授、《改变中国的密码》作者李宗南教授在接受《中国联合商报》采访时表示。

　　同时，他也强调，要避免落入技术创新的误区，技术创新必须立足于制度和市场需要，才能够体现它的价值。“仅仅依靠技术创新，并不能成为创新型国家。”李宗南说。

　　从中国古代的发明创造来看亦是如此，如指南针等四大发明是具有自发性、“守株待兔”式的偶然性，主要是累积的经验发现，几乎处于自然增长状态。虽然古代科技工作者也有自主自为性科研的，如我国的祖冲之祖孙三代人在战乱不已的南北朝始终沉浸在数学王国里。但依靠单个个体的聪明才智获得技术发明毕竟是极少数。

　　在李教授看来，现代科学已不是阿基米德和牛顿的时代了，不是靠灵机一动就能取得重大突破的时代了，缺少制度性保障和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创新将很难持久。“这也是中国近代在科技、生产力方面落后的直接原因。”

　　如今，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周期越来越短：在19世纪，电从发明到应用时隔近300年，电磁波通信时隔近30年，到了20世纪，集成电路仅仅用了7年的时间就得到了运用，而激光器仅仅用了1年；就国别而言，如美国工业创新的生命周期平均为4年，计算机技术更新换代的平均周期为9个月。这类创新具有强烈的功利性、严密的组织性和鲜明的公正性，使得他具有极大的生命力。显然，这是中国在建设创新型国家中要学习借鉴的地方。

　　“我所想陈述的是，帮我们的国家完成由‘灵机一动’到‘持续创新’的体系转变，也就是‘授人以渔’，而不是‘鱼’。”李宗南表示。

　　 “创新不是一种技术，而是一种方法，一个系统，一个制度。在这方面，欧美发达国家走过无数弯路，总结出了一套制度模式。”李宗南认为，具体来说，创新是一个社会体系的建立，如西方的知识产权保护，让创造发明的个人和企业得到了保障和好处。

　　另一方面，一项技术只有能够产生足够丰厚的市场回报，才能够具有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才能对社会产生尽量大的积极影响。进而利用市场回报的财富，再去创造新的技术。

　　“没有市场价值为依托的技术，是不可长久的。”李宗南表示，即使是美国对军事研发的投入，也会在医疗、社保、教育、失业率等压力下，逐步锐减。这方面有代表性的前车之鉴是美国波士顿“128公路”。

　　所谓128公路，就是以波士顿为中心的美国西北部地区，在20世纪50至70年代曾经因为军事需要而出现了大量军工企业，涌现出了许多新技术、新发明。

　　随着军工需要的锐减，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这些分布在128号公路上的企业逐步衰落，以至于21世纪的今天，很少有人还记得波士顿地区曾经是美国军事工业的集散地。

　　同样，对于企业来讲，在经济景气的时候往往流行不求回报的“战略研发”，但一旦危机来临，对于技术创新的投入就会大量减少。“以我在美孚、施乐、贝尔实验室等实际工作经验来看，在经济危机袭来的时候，对战略性投入的打击往往是毁灭性的。”李宗南说。

　　而随着全球一体化的逐步推进，经济危机来临的频率似乎越来越短。东南亚经济危机、拉美金融风暴、互联网泡沫、原油价格暴涨、次贷危机……这些此起彼伏的危机，一遍遍考验着企业的神经。

　　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和企业如何正确的协调长期研发和短期收益之间的矛盾？

　　正如哈佛商学院教授克雷顿·克里斯出版的《创新者的困境》一书所描述的，产品、技术的持续创新，会遇到挑战，突破性的技术诞生时，往往不能带来巨大的利润，甚至很难被一些主流用户所接纳。

　　不过，这一困境总可能会被一些创新的商业模式所改写，苹果iPhon手机平台就是其中之一。SUN公司的一个工程师，他曾经一度为钱伤透脑筋，房贷、医疗费压得透不过气来，一度想出售自己的房产。直到iPhone出来后，他在家里，一边喝饮料一边开发出一款游戏，每套5美金，让他在第一天就赚了1000美元，他和老婆高兴地冲到大街上欢呼。这是一部典型的IT版的《贫民窑的百万富翁》传奇。

　　同时，苹果也用这一新的商业模式改变了这个世界。“很荣幸的，我曾经在30年前，这家公司刚起步的时候投资过这家伟大的公司，吸引我的正是苹果公司CEO乔布斯别具一格的才华，亲眼见证了他的创造性天份在iPod、iPhone、iPad等产品发挥得淋漓尽致，引领了一次次的时代潮流。”李宗南如是说。

　　在给一家创业公司做咨询的时候，当在对方大谈技术如何独特时，乔布斯冷冷的指出：“绝大多数技术，是可以被廉价模仿的。”而这位天才同时强调的是人的作用：“一个优秀的人才，比得上50个以上的普通员工！”

　　现在，包括中国移动在内的多家巨头，也模仿苹果的软件销售模式，例如，移动推出“mobile wal”，Google推出“android market”，诺基亚推出“ovi store”。

　　苹果的iPhone、以及它采用的软件销售模式在世界刮起一股时尚旋风，“苹果的成功证明了一个道理——没有商业模式的创新，技术的创新是行之不远的。"而李宗南教授对苹果公司成功模式的如是解读，似乎更具有说服力。

　　然而一个有意思的事实是，挖掘了苹果、Google商业模式的不是科学家，而是企业家。更准确地说，是在创业投资推动下的企业家。或者也可以这样来理解，他们是在创业投资回报压力的驱动下，摸索出了一套技术创新与市场模式创新有机结合后的价值回报体系。

　　这与李宗南教授所提出的“创新+创业+创投=创造价值”的理念是不谋而合，也正是本文要揭示的创新型国家的秘密所在。“它是被美国硅谷验证的，也是我认为，中国能否成为‘健康’的创新型国家的关键，在制度创新方面，中国创投才是国家崛起的引擎。”李宗南说。

　　与大多数华人的成长轨迹相似，李宗南却又具有寻常海外华人难以比拟的背景经历，是首位在美国从事创业投资的华人，成功投资过苹果电脑等多家知名的公司。他出生于西安，成长在台湾，在美国完成学业。在美国博士毕业后，进入了美孚、美国电信等全球顶级企业，并以投资人的身份，亲身参与了近30年来，硅谷知识经济带动美国的蓬勃发展。

　　如今，已过花甲的李宗南，依然竭力地用他的亲眼所见，亲身所感，为这个国家向创新型国家转型建言献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