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协调是全球经济发展保障

　　——访国际金融协会常务董事查尔斯·达拉拉

　　■　本刊记者  魏革军

　　查尔斯·达拉拉(Charles H. Dallara)，出生于美国南卡里罗来纳州的斯帕特伯格城，1970年在南卡罗来纳州大学获得经济学学士学位，1976年于塔夫茨大学的弗莱彻法律和外交学院获得法律和外交硕士学位，并于1986年获哲学博士学位。20世纪80年代，达拉拉先生在美国政府财政部担任诸多高层职务，曾被乔治·布什总统任命为美国财政部助理财政部长，1989～1991年负责美国财政部国际事务，其中包括国际经济和金融政策、七国集团政策协调、汇率政策、金融市场自由化以及多边金融机构世界银行和IMF的运营。1991～1993年，达拉拉先生曾任摩根大通董事总经理，先后担任摩根大通东欧、前苏联、中东、非洲及印度的投资银行和商业银行主席。达拉拉先生从1993年7月起任国际金融协会(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Finance，IIF)常务董事一职。作为IIF的首席执行官，达拉拉先生在协会董事会的授权下负责发展和执行国际金融协会的各项工作，代表全球银行和金融机构与相关国家的监管部门和政府进行协调谈判。在当前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中，以达拉拉先生为首的IIF代表全球金融机构与希腊及欧洲政府经过艰苦谈判，初步达成了债务减记方案，有望使欧洲债务危机逐步趋向缓和稳定。

　　IIF成立于1983年，总部设在美国华盛顿，是目前唯一和最具影响力的全球性金融业协会。其会员来自70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世界主要的商业银行、投资银行、资产管理公司、养老基金、评级机构和保险公司等，共计450多家。该协会最初的目的是为了应对上个世纪80年代初不断扩大的拉丁美洲国家债务危机。如今，IIF的任务是帮助金融行业加强风险管理和实施最佳做法，倡导有助于推动全球金融稳定的监管、财政和经济政策的实施，代表会员利益向多边机构反映金融机构的观点，并向主要监管机构转达会员的共同看法。该协会的另一职能是研究全球及各国经济状况，并将研究成果提供给会员分享，向其会员的海外发展和国际化提供建议。目前，IIF在中国有20多家会员，其中包括国家开发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

　　记者：非常感谢您接受《中国金融》杂志的采访。由于欧债危机的影响，全球经济的发展前景面临很大的不确定性，许多人对此充满了忧虑。您如何看待当前的全球经济形势？

　　达拉拉：种种迹象表明，全球经济正在逐步好转，来自中央银行的大量流动性支持使全球经济可以避免近期的下行风险。我们的数据表明，除了欧洲，全球经济在2011年第四季度已经触底反弹。进入2012年，美国经济开始逐步复苏，增长步伐有所加快，失业率不断下降。欧元区在解决主权债务危机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形势有所企稳。得益于震后财政刺激政策，日本经济出现了明显好转。虽然主要新兴市场经济体如中国、巴西、印度等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有所调低，但与全球经济相比，其增长步伐不但具有持续性而且相当强劲。始于今年年初的全球经济复苏在亚洲表现得最为明显，这不仅是因为该地区摆脱了泰国洪灾的不利影响，更是因为该地区过去两年实施的货币紧缩政策出现松动。另外，我们看到，最近一段时期，全球金融市场趋于活跃，这可能是由于人们对未来的预期开始好转，毕竟离上一轮那场严重的全球衰退结束(2009年第一季度)已经整整三个年头了，全球经济似乎应当否极泰来。尽管如此，笼罩全球经济的乌云并未散尽，我们对未来全球经济的走势不能盲目乐观。

　　我们注意到，自从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在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尽管利率很低、流动性充沛，但资金却并未流向实体经济，从而凸显了一个断裂的货币传导机制所存在的严重问题。我们的研究表明，无论欧洲还是美国，其基础货币与支撑经济增长的广义货币供应之间传统上存在的密切关系——通常被称为货币乘数——已经断裂，货币政策难以转换成银行的信贷行为。比如，欧元区目前的货币乘数大致为2000～2010年平均水平的65%，而美国只有50%。此外，私人部门的去杠杆化仍在继续，导致信贷指数显著恶化，这在欧洲尤为严重。近一段时间，欧元区的个人和商业信贷急剧下降。与此同时，欧洲央行的贷款调查显示，欧洲银行的贷款标准突然从紧，贷款需求也在迅速下降。美国的银行也对放贷更加谨慎，新兴市场的银行也反映融资状况正在变坏。

　　记者：您认为全球经济面临的主要挑战是什么？

　　达拉拉：当前全球经济面临的主要挑战来自欧洲主权债务危机，这是全球经济增长最大的风险所在。欧债危机的蔓延打击了商业和消费信心，对全球信贷增长、国际贸易和资本流动形成了压制，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主权债务危机使欧元区的去杠杆化化进程持续不断，遏制了私人部门的需求增长和银行信贷能力，从而导致经济疲软、内需不振，这种负面影响正在产生外溢效应。如果这场危机蔓延下去，必将拖累全球经济重新陷入衰退。因此，解决欧债危机是推动全球经济复苏的当务之急。

　　实际上，一直以来官方和私人部门都在共同努力，推动欧洲走出主权债务危机的泥潭。令人欣慰的是，在过去几个月当中，解决欧债危机的工作终于露出了曙光。最近为解决希腊主权债务危机所达成的私人部门债务互换方案(PSI)，就标志一个重要进步——我所在的国际金融协会在其中发挥了积极的协调作用。债务债权双方的谈判过程漫长且艰难，因为希腊的情形非常棘手，一方面需要外围的欧元区成员国承诺提供大量的资金支持，另一方面又要劝说希腊的债权人自愿蒙受超过70%的投资损失。尽管如此，各方总算达成了一致。该方案涉及一项前所未有的债务减记和债务互换，私人部门的债权人同意减免超过1000亿欧元的希腊主权债务，几乎相当于希腊GDP的50%。此方案如果顺利落实，不仅有助于舒缓希腊自身的窘困，为其实施迫在眉睫的改革计划提供喘息的空机会而且有利于维护欧元区的稳定和加快恢复市场信心，从而促进全球经济增长。欧元区其余陷入主权债务危机的国家如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和爱尔兰，也在积极调整财政赤字、债务和经济结构方面存在的问题，并取得了显著成效。

　　鉴于目前欧洲银行体系的流动性面临困境，我希望欧洲央行为困难重重的银行体系提供更多的紧急信贷支持，稳定欧洲的银行借贷。当然，欧元区相关国家还应当及时调整财政政策，尽快推进经济改革，促使经济恢复增长。不仅希腊是这样，其他国家如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和爱尔兰也都如此。这五个国家、五个新政府，需要有针对性地制定五个改革方案。我认为，欧元区危机的最终解决之道在于尽快在短期内实现经济强劲增长，欧元区今后的主要挑战在于如何渡过近期的严峻考验，尽快纠正经济失衡状态，在中期内恢复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一旦欧洲经济重新回归平衡，人们的信心就会逐步树立起来。在过去几个月中，意大利和西班牙的主权债务危机都在不同程度地得到缓解，但如果要使这种态势持续好转，它们需要进行温和的近期调整，既要削减财政赤字，又要避免造成新的就业压力和社会矛盾。

　　当然，除了欧债危机，我们还需要关注石油价格对全球经济的影响。近期石油价格再度走高，已经对全球经济形成不利影响。值得注意的是，此轮油价上涨并非因为需求大幅度上升，而是由于市场担心中东地区的局势动荡会中断石油供应。此外，今年主要国家的大选也会给全球带来政治上的不确定性。

　　记者：国际金融协会一直积极介入欧债危机的解决方案，您如何看待这场危机的未来走势？

　　达拉拉：目前看来，欧洲情况的确令人担忧。面对欧债危机，欧洲的银行采取了一些措施，也产生了一些效果，可能有些人认为最糟糕的情况已经过去了。但我认为，欧洲危机的根源仍然存在。在过去的几年中，欧洲实际上是面临两种不同的危机。一个是增长与财政方面的危机，特别是增长的危机，这个危机最严重、最危险，也是决策者最关注的问题之一。如果欧元区部分国家不尽快恢复增长、财政赤字不做大幅削减，其危机就难以根本解决。但是，鉴于出口不能有效扩大，欧洲经济增长的前景依然堪忧。另一个是银行体系的危机。在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发生的时候，欧洲实际上并未与美国或其他一些国家步调一致，既没有像后者一样对银行进行再融资或注入资本，也没有进行大规模的公共部门压力测试来向市场显示银行业的稳健程度，回避了外界对银行体系健康状况的关注。进入2010年，欧债危机爆发，持有大量欧洲主权债的欧洲银行开始遇到了非常严重的问题，迫使欧洲央行出面救助。欧洲央行救市的措施给银行以喘息之机，使之可以在一定时间内进行资产修复和整顿，特别是避免出现银行挤兑这样的严重后果。政府也赢得了一些回旋余地来处理财政问题。然而，央行的救助是有底线的，而且也受到欧盟相关法律的约束。向希腊、意大利等南方欧元区国家不断提供银行再融资的操作，也引起了德国等北方国家民众的不满。所以，欧洲央行采取的措施并不足以解决银行体系基本面的问题。此外，我们从美国的金融危机中还学到一个经验，即使对银行的救助十分成功，也不能够有效地阻止非常严重的衰退以及在整个实体经济中信贷状况的恶化。另外，从欧洲和美国发生的情况大家可以看到，每逢银行的流动性状况出现了问题央行都出手相助，这容易让银行产生道德风险，甚至把央行的救助工具当成套利的工具。

　　欧元区的危机也暴露出其制度安排上的缺陷，缺乏财政统一的货币联盟是靠不住的。欧元区如果只是吸纳那些财政状况良好的成员国，创建一个拥有超级欧元的货币联盟是可行的——这有点像美国的模式。然而，现在的欧元区各国经济状况参差不齐，财政政策各行其是，出现危机在所难免，而且危机的解决也十分棘手。

　　记者：国际金融协会一直是欧债危机解决方案的积极参与者，您能否概括地介绍一下国际金融协会为解决欧债危机所提出的基本构想？

　　达拉拉：简单地说，国际金融协会的解决框架包括六个组成部分。第一，债权人自愿接受希腊主权债务重组，以避免无序违约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第二，经济疲软的其他欧洲国家如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等需要继续推动经济改革；第三，来自中央银行的大力支持，欧洲央行应当继续向银行体系注入流动性，降低利率，提高欧洲银行的放贷能力；第四，建立防止危机蔓延的防火墙，以确保资源能够流向那些需要救助的国家——目前欧洲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明显进展；第五，国际社会应当齐心协力对欧洲施以援手，IMF以及其他主要国际组织和国家(如美国、中国、巴西等)可以组成一个救助网络，帮助欧洲稳定局势；第六，协调欧元区内经济强国与弱国的财政政策，在财政紧缩与经济增长之间找到平衡，既要应对近期的严峻形势，又要确保中期的财政稳定。

　　记者：在您看来，未来确保全球经济增长需要着力解决哪些问题？

　　达拉拉：简言之，为了应对当前的挑战、促进全球经济增长，我们必须解决以下三个重要问题：推动欧元区尽快走出债务危机的泥潭，消除全球经济增长的最大隐患；重新平衡经常彼此冲突的监管改革目标，以确保金融稳定和持续的信贷增长；制定和实施强有力的政策协调框架。

　　我们注意到，欧洲央行已经采取措施，向银行体系提供了规模空前的长期流动性，欧洲各国政府也在强化财政政策，欧盟也在督促落实《财政公约》方面迈出了重要步伐。尽管如此，假若缺乏实现经济强劲增长的良方，公约中所强调的财政纪律对于欧元区高债务率(债务与GDP之比率)的弱国仍然不会有什么效果。

　　我们支持目前国际金融监管改革的核心内容，但同时也认为决策者应当尽量控制好改革的步伐和节奏，不要操之过急，避免监管改革无意中对全球经济造成的负面效果。宏观审慎政策的作用至关重要——尽管现在有人对此存在强烈的异议。宏观审慎政策需要进一步提高其逆周期性：在经济过热时要控制住信贷增长和杠杆化程度，在当前这种经济疲弱时期要适当鼓励风险承担。目前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中的流动性覆盖率规定束缚了信贷可得性，我们希望尽快对其效果进行评审。基于当前的经济形势，我们也希望金融稳定委员会对大银行征收资本附加费的规定至少推迟到2018年才开始实施，因为这一规定将使那些急需更多资本和流动性的国家延迟实行巴塞尔资本协议III的时间表。此外，我们呼吁20国集团领导人采取一切手段防止全球金融体系陷于破裂。

　　加强全球政策协调迫在眉睫，其中包括在最高的政治层面达成相互一致的目标、纪律和义务。特别是哪些具有系统重要性的经济体，应当为全球经济振兴承担更多的义务。就此而言，美国没完没了的预算争论必须引起高度重视，甚至应当成为20国集团审视的焦点。我们希望美国能够尽快制定出长期的财政政策，从而在短期内避免一些有可能不断恶化的问题。鉴于欧洲、日本以及诸多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长乏力，美国和中国应当尽最大努力促使经济增长，这对全球经济复苏意义重大。此外，在许多国家面临财政困难、经济增长和金融稳定受到威胁之际，进一步发挥IMF资源的作用。比如，在解决欧债危机过程中，IMF不仅有责任推动关键的经济改革，而且应当帮助市场重树信心，在私人资本市场营造稳定的环境。

　　记者：您对新兴市场一直非常关注，接下来我们想请您谈谈中国的情况。与从前相比，现在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开始放缓，对此您有何评论？

　　达拉拉：中国经济在经历了较长时间的高速增长之后适当减速，是一个很自然的现象，人们对此无需过于担忧。近年来，中国领导人一再指出，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是不平衡的、不协调的和不可持续的。在我看来，中国目前的经济减速正是为了在今后实现一种可以避免环境恶化、主要由内需拉动的可持续发展。另外，中国经济减速，也是基于对当前全球经济形势的考虑，因为在当前疲弱的全球经济环境中，中国经济不可能独善其身。2009年，中国曾经推出了规模庞大的经济刺激方案，加大投资，促进需求，从而实现了很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但2012年，中国不再推行类似的大规模刺激政策，银行系统开始注重对信贷的监管，紧缩贷款规模，央行不断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和贷款利率以减少货币供应和抑制信贷需求，这些措施都是为了给高速增长的中国经济“降温”，而且已经取得了显著成效。我个人认为，此次中国经济减速，是其宏观经济结构调整的一个组成部分，只有通过调整，中国经济才能实现平衡的、由内需拉动的可持续增长模式。

　　我想特别指出的是，中国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中应当注意发挥汇率政策和汇率工具的作用。一般而言，在国际贸易交往中，出口方对本币升值比较担忧，比如美国、欧洲以及巴西的情形就是这样。我最近刚刚去了巴西，人们对雷亚尔升值极为担心。然而，对于中国来说，人民币逐步升值实际上利大于弊。它可以平抑通货膨胀，从而有利于央行实施比较宽松的货币政策；它可以提高数亿中国居民的购买能力，从而降低进口成本；它有助于中国购买更多急需的高新技术，从而支持中国经济更快实现产业升级。所有这一切，都有助于提高中国的内需。

　　中国还需要推进其他领域的结构改革：继续深化国企改革和金融体制改革，积极推动货币工具改革，特别是利率市场化改革。我们看到，这些改革目前都在稳步推进。此外，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应当在全球经济治理方面承担更多的义务，以便在国际多边机制中发出更响亮的声音。因此，中国在制定国内政策的时候，应当具备全球视野——正如美国、欧洲和日本一样。

　　记者：民间资本出路问题正在引起中国各方的热议，您如何看待放松民间资本管制？

　　达拉拉：实际上，民间资本，包括外国的私人资本，在金融体系中具有重要作用。我认为，如果中国不放松对民间资本的管制，继续限制它们发挥相应的作用，它们只能以地下资本或影子银行的形式存在，这非但不利于发挥其对经济的作用，而且容易产生各种金融风险，危害中国经济稳定。我赞成中国稳步放宽对民间资本的管制，允许其逐步进入正规的金融体系。中国应当允许更多的私人资本和外国资本进入本国金融体系，从而改善金融体系的竞争环境，增强金融机构的竞争力。这有利于提高中国银行业的服务水平，对广大消费者来说是一件好事。今天，由于私人资本和外国资本在金融领域受到限制，仍然有很多消费者难以分享到全球科技进步所带来的金融服务便利。特别是在中国，无论城市还是乡村，还有很大一部分社会群体难以从现存的金融体系中获得急需的金融服务，而私人银行就可以填补一些大银行所留下的服务真空。此外，如果限制私人资本从事正常的金融活动，必然会推高民间借贷的利率，甚至出现高利贷，从而威胁金融稳定。放松对私人资本的管制，意味着不仅可以允许它们从事私人银行业务，而且可以允许它们从事投资银行业务和参与证券市场投资。

　　记者：如何发展地方政府债券市场，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另一个热点问题，您对此有何评论？

　　达拉拉：正如我前面所说的，目前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需要进一步放松金融监管，其中也包括放宽对地方政府发债筹资的限制。我注意到，过去几年，中国的一些地方政府通过不同的形式发债筹资，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发展。不过，我认为，地方政府在发债过程中一定要提高信息披露的透明度，操作上要规范化和公开化，要让市场看到地方政府具有可靠的偿债能力。中国在发展地方债券市场时应当循序渐进，要把它与地方税收结构改革结合起来一并推进。现在，中国的地方财政过于依赖土地转让和房产交易，今后必须通过改革，逐步扩大地方政府的税收来源，使地方政府具备坚实的偿债基础。

　　就西方发达国家的情况来看，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主要不是靠房地产交易，而是对房地产拥有权征税，此外还有个人所得税和消费税。当然，西方的做法也不是什么万全之策，中国需要根据自己的国情进行决策。此外，地方政府还应当加强预算监督，确保财政支出的透明度。这也是允许地方政府发债筹资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