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健林：200万元提案的议政诉求

　　从花200万元做提案，到持续关注民企减负，再到赞助足球、捐助南京市政府重建大报恩寺，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一直在用积极的方式和态度，寻求和谐的参政议政方式，以及与政府的理想关系。

　　■文/本刊记者 丁保祥

　　去年花费200万元做的提案，仅收到财政部百余字的回复。委员王健林直言“他们是在糊弄我”。

　　在去年的两会上，王健林毫不掩饰自己的失望与不满。针对回复意见，万达集团董事长在评价栏里勾选了“非常不满意”。在去年6000多份提案办理回复意见中，这是唯一的“非常不满意”。

　　200万元提案引来的交锋

　　“去年，国家强调扩内需，我打算写一份促进消费的提案，正好也要开一个相关论坛，就花了200万元请尼尔森公司做调查，重点是看中国每年有多少人出境旅游，购买奢侈品情况如何。”王健林如是说。

　　“尼尔森公司给出的数据是，2010年中国人出境游购买奢侈品金额高达700亿至750亿美元。我又查阅国家旅游局年鉴，里边的数据是300亿美元，但只是估算。进一步了解后，我认为700亿美元应该是一个比较接近的数据。”王健林说。“这就相当于5000亿元人民币，按照10%的低税率来算，至少有500亿元的税收没有了。

　　“很认真地搞了调研，进行几轮的讨论，内容精简又精简，前前后后花了一个多月才写出一份提案，建议降低奢侈品关税，采取有效措施把购买奢侈品从境外拉回境内。”

　　于是在2011年两会上，就有了王健林提交的《打造中国内地的购物天堂》的提案，降低奢侈品进口税是议案的核心诉求。

　　虽然这也涉及到万达旗下商业地产的利益，但毕竟也是在为整个行业的利益着想。

　　2011年3月20日，商务部部长陈德铭对此做出回应：未来将通过促进竞争、完善物流体系、转变和创新零售模式，减轻零售企业负担等措施，解决部分国际奢侈品在我国的售价高于海外的现象。随后，国家税务总局也透露，部分商品的进口环节税收将降低，奶粉、化妆品、奢侈品等或在列，让这些商品以正常途径进口，防止税收流失。

　　然而，去年7月份财政部的回复却让王健林失望。“财政部的回复只有一百来字，很简单，就说感谢您对这个问题的关心，经过测算，奢侈品关税在奢侈品价格中的贡献只有2%左右，降与不降都不会影响奢侈品价格。”

　　王健林有些不服：“既然奢侈品关税只占2%，那为什么消费者从海外购买商品，被海关发现后要征收20%的税？”

　　王健林的意见为何会遭冷遇？财政部的相关人员表示：“财政部的答复确实过于简单，也不够清晰。”但是，该人员也认为王健林的提案中存在概念混淆问题：“降低关税，就能降低奢侈品价格，这是个误解。即便关税降为零，奢侈品价格也不会下降，这就是奢侈品的特性，其价格是刚性上升的。”因此，降低关税和降低奢侈品价格之间没有必然关系，而且“无论在国内买还是国外买奢侈品，扩大的都是国外产品的需求，与扩大内需无关。”

　　实际上，建言与回复、质量与诚意，如此交锋在近年来的两会上已经成为热门话题。

　　而今年两会，王健林的提案是《对首次置业和首次改善型置业贷款恢复7折优惠利率》。

　　“促进房价合理回归”是政府调控的新口号。但是“即使全国房价平均下降20%左右，老百姓也得不到什么好处”。因为降价的同时，由于房地产调控，各家银行取消了此前首套房贷款利率7折的优惠，甚至实行利率上浮，这样购房者的负担反而加重。王健林还找了个靶子，“这一轮宏观调控，在政府、企业、群众、银行四方利益博弈中，前三者都是失利方，只有银行是赢家。”

　　“所以，宏观调控要想达到保民生的目的，除了大建保障房，还必须调整目前的信贷政策，对购买首套房和首次改善住房(卖掉唯一住宅，购买一套新商品房)的群众，重新恢复房贷利率7折优惠的政策。”

　　这一次，没有对政策调控的异议，而是在政策的大气候下，在改善民生、让老百姓得到更多实惠的名义下，尝试刺激中产阶层的住房消费，进而使得房地产业更为活跃。王健林对政策的褒贬把握得可谓恰到火候。

　　一直在呼吁的民企减负

　　对于王健林们来说，一名资产超过400亿元的企业家的话语是否更具影响力？

　　2008年，在全国政协会议上，王健林提交了《关于建立全国性政策性中小企业银行》的提案，此举受到了经济学界的重视。

　　2011年两会上，王健林又提交了《紧缩政策下更要保护中小企业金融需求》的提案，呼吁国家有关部门真正重视中小微型企业的生存发展，在当前货币紧缩形势下，采取有效措施解决中小微型企业融资难问题，避免金融紧缩政策再次伤及这些企业。

　　在6000多份提案中，该提案被筛选出来作为重要提案，呈送给了相关领导。

　　两会之后，国家相关部门对此做了回应。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苏波在一次会议上表示，“工信部将在中小企业集聚的区域建立、充实和完善公共服务平台……鼓励中小企业融资性担保机构的发展，重点推进省级中小企业融资性再担保机构和担保基金的设立，健全多层次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多途径、多渠道缓解中小企业担保难、融资难的问题。”

　　银监会后来也正式表态，将逐步实施对小企业金融服务的差异化监管政策。

　　一年多来，中小企业融资早已经是与民间融资一样敏感的话题。王健林的长期呼吁也给中小企业带来了一些方便。可惜的是，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解决方案的进展十分有限。政策与执行相脱节，计划与现实相脱节，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题，还需要更多的王健林奔走疾呼。

　　企业免税是王健林在2012年另外一个重点关注的提案。这次王健林的扶助对象是微型企业，而矛头指向的对象不是税务部门，而是财政部。

　　给微型企业免税，“我认为这个问题实施的关键在财政部，不在税务局，也不在发改委和工信部。”王健林谈到，10%的大型企业缴纳了全国90%的税收，微型企业估计也只缴纳了1%左右。“1%的税收考虑减免，对于国家财政并没有大的影响，何况国家财政每年都是两三倍预期增加，完全可以消化这个成本。但是如果能够给出一个长期的政策，对于从业者而言就减去了相当大的负担。”至于微型企业的界定，王健林的提议是30人以下。“如果很多人听说不纳税了，就会积极投入创业，增强国家经济活力。”

　　民企融资与减税，王健林一直在推动，业内呼声也很高，政府回应也有力，解决结果却仍然有限。这项微型企业免税的提案未来办理进展如何，只能拭目以待。

　　组织层面的捐助模式

　　2011年7月，王健林与中国足协开展了一项合作：三年内赞助5亿元。

　　这是1998年王健林宣称“永远退出中国足坛”之后的一次大回归。这次回归也有些政治意味，“之所以重新回到足球，首先是中央领导的重要指示，刘延东同志亲自找我谈话，希望我能承担责任，大力支持中国足球的重新振兴……”王健林在与中国足协的签约仪式上如此表态。

　　在赞助中国足协之前，王健林的一笔捐助更吸引人的眼球。2010年11月，南京市委、市政府举行重建大报恩寺捐赠善款签约仪式，王健林以个人名义向南京市人民政府捐款10亿元人民币，用于大报恩寺重建。款项于2010年底一次性捐给中华慈善总会，由中华慈善总会分3次拨付给南京市政府。

　　财经作家张小平分析，从严格意义上来讲，王健林的10亿元捐款算不上真正的慈善捐赠。因为根据《公益事业捐赠法》第十条规定：“公益性社会团体和公益性非营利的事业单位可以依照本法接受捐赠。”也就是说，政府不受赠是原则，受赠是例外。尽管王健林有公益善心，大报恩寺的确需要重建，宗教文化需要传承，南京市政府接受王健林的捐款，不属于法律许可政府接受捐赠的范围，可能会成立一个基金会来管理这笔捐款。

　　张小平分析这种行为“更多类似于国外的‘政治献金’”，即是指对于从事竞选活动或其他政治相关活动的个人或团体，无偿提供的动产、不动产、不相当对价给付、债务免除或其他经济利益。

　　为何这样认为？究其原因，万达与南京市一直都有双赢的合作。在南京，万达有许多具备广泛知名度的商业地产：新街口万达广场，南京万达广场、万达江南明珠、紫金明珠、万达华府。重建大报恩寺，则是南京市政府为推进历史文化名城的建设，一直都在想筹划的大事，只是苦于资金不足。王健林捐赠10亿元，在为宗教事业尽心尽力的同时，也算是投桃报李为当地政府排忧解难。

　　政府所追求的是社会总福利的最大化，企业则是自身利益最大化，两者之间也存在着利益重叠的部分。王健林就把握住了重叠的部分，“同政府之间构建了良好的战略合作关系，在自身与政府目标相契合的前提下，实现自身经济利益的最大化。”

　　这种模式的捐赠，只要是合乎法律和规范的，也算是一种新型的政商关系。“实现了从私人关系到组织关系的跨越，也算是政商关系的一种进步。”张小平如此撰文分析。在这种合作形式下，企业与企业家不再是“单纯地服从和依照政府的决策”来行事，二者也不存在利益关系。

　　在组织层面建立与政府部门及官员之间的良好关系，从而弱化企业家与官员之间的私人关系，这是许多企业家可以尝试的一种方式。或许王健林本人并不是这层意思，但王健林的捐赠博得了地方政府的好感，自然也能够使自己赢得更多的影响力，增加与政府讨价还价的筹码，甚至有可能赢得更适宜的政策环境。

　　也许，用这种角度来分析王健林的慈善，是低估了他的热忱，扭曲了他的初衷。“我想成为一个大慈善家，首先成为中国最大的慈善家，然后成为世界级慈善家。”在2008年的两会期间，王健林如此表达自己的慈善情结。

　　那么，和谐的参政议政的方式应该是什么？政府部门与涵盖社会各阶层的政协委员的理想关系应该是什么？

　　在今年的两会上，王健林的回答是：“互动，良性互动，面对面地沟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