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汉元：建议把企业所得税税赋降到15%

　　政治身份意味着什么？参政议政的舞台又意味着什么？通威集团董事局主席刘汉元说，这是一个义务、责任，在这个社会的经济生活当中，既然有参政议政的渠道，就应该就你关心和社会关心的事情推动解决一些问题。服务过机关、干过调研、下过海，尽管身份几经变化，但对于刘汉元来说，有一个身份却始终在延伸——政协委员。从1992年以无党派的身份，当选眉山县政协常委，到2008年当选为全国政协常委，用他自己的话说，他一步步从最基层的议政组织，登上了最高层的议政舞台。

　　■采访/整理：本刊记者 白 勇

　　“全国优秀提案奖”

　　《商界评论》：印象中您提过的比较重要的议案是什么？

　　刘汉元：

　　1998年的《关于建立道路交通标准规范》的提案，2001年底获得“全国优秀提案奖”。每届颁发一次，大概有0.5%左右的提案会获得优秀提案奖。每年差不多有4000件提案，5年一届，就有两万件，但是表彰的只有100件左右。

　　为什么当时提了这个提案呢？因为，1997、1998年，国内汽车工业刚刚开始，经济发展刚刚加快，那时我们去国外，在美国、欧洲，看到他们的交通组织有序，红绿灯信号有序，回来一看我们自己，心里难过。当时记得印象最深的是在国内开车，路口常常突然冲一辆车出来，吓得你猛踩刹车，在欧美这是绝对不允许的。比如在美国洛杉矶，当年整个加利福尼亚是全美国、全世界高速公路最发达的地方，他们的道路交通管理水平，到现在为止我们都没有达到。十几年前我尽管提案提了，但是并没有完全解决。当然评为优秀提案，估计是大家都在共同关注这个问题。

　　这确实是我们应该考虑和加速解决的问题，我当时提的是标识不清、建设标准和规范不明，会导致我们修建的很多道路、很多路口不标准。出现了这些问题，不可能将道路挖了重新修，必须要提前规划、科学部署和设计，事先完善。不要多年以后后悔了又没法改，会很痛苦。

　　比如洛杉矶的交通，从高速公路出来，来到洛杉矶的主要市区，但你发现走错了，怎么办？你不该在这个路口出高速，没关系，走错了出去以后要么在高速公路上面，要么在下面一定有一个继续右转的道，还一定给你一个继续与高速公路并排直行的空间，然后等一个红灯继续并入高速公路，这很好。它的高速公路在洛杉矶城区平均很短距离就有一个出入口，进出很方便，错了也没关系，来回自由。

　　我们现在有些地方的道路，走错了，兜一圈，半天兜不回来，而且不知道用什么方法可以回来。下一个出口能不能够右转回来，大家不知道。你看我们的平交，到现在为止好多地方都很乱，一个十字路口的时间分配和空间分配是很关键的。大家经常遇到，假如是直行通道，假如主通道有三条，你会发现跑到十字路口的时候变五条了，中间怎么样变成五条的，你不知道？三列到五列穿过去穿过来，又危险又浪费时间、空间。左转车道你发现这边排了两列，但是左转过去只给你一条道。这种情况排了两列，突然在这个交道口中间合成一列，这马上就会让左转效率成数倍下降。在美国加州没有这种情况，这儿如果让你左转两条道，左转过去一定给你两条道，并且中间不准换道，交道口的流量、速度和道数成正比。

　　总之标准和规范的建立，对中国几十万公里的道路建设太重要了，1996年前中国已有的公路几乎在未来20年内都会全部更新重建，这种标识规范如果不按照新的统一标准现在规定好，到时候改起来还是会很难，对交通道路的发展制约会很严重。所以当时这种背景下提的提案，被评为了优秀提案。这是成为全国政协委员后最有意思的，也是最早的一个提案。

　　两税合并与原罪话题

　　《商界评论》：我们了解，关于两税合并您反复提了提案？

　　刘汉元：

　　两税合并的提案，我们提了三年。我国内资企业交所得税33%，外资企业只交所得税15%。第一年相关部门回复说，这是个好的建议，只是我们内外统一还没有时间表，谢谢你的建议；第二次逐渐列入议事日程；第三年彻底解决这个问题。是啊，我们招商引资，对外打开国门可以，但是要搞清楚客人和主人的关系，世界上最好的就是国民待遇，客人来住几天我可以把最好的条件给你，但是你来了住着不走了，我天天给你吃香的喝辣的，我自己却天天喝稀饭，那就不行。不能老是超国民待遇，你总不能让别人踩着自己国民的肩成长吧，这涉及到国家和民族利益，这和我国改革开放并不冲突，所以我们鼓与呼，不仅为我们自己那一点利益，更主要的是国民经济发展起来以后，不能让自己的民族工业永远长不大。

　　尤其是我们在思考，民族工业靠什么？我们当时为什么提这个提案？国际大公司，全建立在国际金融资本、巨量资源的基础上进入中国。前期人家不来，因为你条件不具备，所以你打开国门说我给你最好的待遇，可以。但是他们进来一旦和你在同一个起跑线上竞争的时候，你凭什么和人家比。资本不如别人，管理不如别人，品牌不如别人，税收还要比别人高那么多，难道要让自己的民族工业全军覆没吗？当时国内工资超过800元还算成所得税的计税税源，比如这个企业的利润约等于零的时候，国内内资企业的税负就会是别人的5倍到10倍，因为你还发了300万元的工资，这300万元还要给你调成所得税，计算成所得税的基数，按33%附加后35%多一点还要收你的税，所以你发了那点工资，还要额外交100多万元的税收，而老板、投资人并没有一块钱的利润，你不是让他越长越小吗？这种政策在中国持续了多少年？20多年！

　　这种情况导致国内部分企业不偷税漏税活不下去，好好的诚信纳税、按章经营的公司长不大，好人只有变成坏人才能活下去，这怎么行？所以当时我们在这个问题上连续提了三年，不敢说是我个人推动了这个问题的解决，我只是其中的推动者之一。所以还是很有意思，最后引起了国家的高度重视，最终得以解决，感到很欣慰。

　　调整后的所得税最后从33%调到25%，降得并不多，外资从15%调到25%。当年我倾向于直接降到15%，外资企业也不会提意见。事实上，如果把所得税税赋降到15%，中国企业的照章纳税意识会更好、更强，政府的税收也许并不明显减少。当时我们提的首选15%，不行的话20%也可以。不过，至少现在与外资平等了，我们应该在同一个起跑线上竞争了。

　　《商界评论》：有一年您在北京开两会，说到“原罪”的问题。当时吴邦国委员长发言说赞同您，说您说得很好，这是怎么回事？

　　刘汉元：

　　的确，很多暴富的人不好意思说他的钱从哪儿来的，但我们从第一块铜板、第一桶金，租的地，借的钱，赚的钱，自始至终清清楚楚，这也是让自己企业的员工、老板和企业管理文化很阳光的一个基因。开始的钱来得不干不净，一辈子就不明不白。如果老板的钱来得不正，员工也就可能如法炮制，他甚至也可以理直气壮地说你不就这样做的？当然，我们也要理解改革开放初期经济发展时期和阶段的特殊性。

　　正好2008年民建和工商联联组讨论会，吴邦国委员长来参加我们这组的讨论，说到原罪和仇富心理。我在发言中说，“有个别贪官污吏不等于政府是贪污政府和腐败政府，有个别为富不仁的人，不等于这个群体具有这个共性。”我说完，吴邦国委员长说我说得很好。

　　中国能源问题的根本解决之路

　　《商界评论》：据了解，您写了一本书亲手送到了胡锦涛总书记手里？

　　刘汉元：

　　这本书我是以民建中央企业委员会的年度研究报告的形式交给了总书记。我对他说：“能源问题的报告以书面形式已经交上去了。”

　　我们思考，从国家自身发展的角度，必须考虑能源安全的问题，我们的煤炭、天然气、石油资源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我们储备在油田里的油抽出来用，几个星期就用完了，进口能源咽喉扼在别人手里。我们只有眼光向内，看看我们自己有什么？中国全是沙漠戈壁的西部，过去是鸡肋，没用，几乎不长东西，但是现在我们从光伏新能源的角度思考，发现中国西部完全可以变废为宝。可以把国家发展战略和这块土地上的资源匹配起来，发现新能源是上天赐给中国的宝贵资源。

　　你想想，东部总体不缺水不缺人，总体发展欣欣向荣，包括中部，是中国的核心经济地带，但新疆、内蒙、甘肃、青海、西藏怎么办？最缺的是水和人，不缺光和地，西部大开发怎么开发才是科学的？学东部，不可能。那么做什么最好？100万平方公里的西部荒漠上只用1%的面积铺上太阳能光伏发电装置，每年所产生的能源，就可以替代中国目前需要的所有能源。我这个观点99%的人都赞成，我是真正一个环节一个环节地推敲推算过，所有说的话是有数据支撑的。

　　《商界评论》：能源很分散，中国西部这么大的面积，投资会非常大。每个单位面积发的电相对还是比较少，把它完全集中起来输送到中部、东部，分散的问题怎么解决？输送怎么解决？

　　刘汉元：

　　这看上去是一个问题，但是你吃的大米是怎么样收起来的？它收割时分散到什么程度？每一棵秧子每一粒谷子分散在无边无际的大地上，它的密度比太阳能光伏密度低一到两个数量级，但人们还是把它们收集起来端到了你的桌子上。人们的思维有局限。小麦，我们吃到的每一粒面粉，需要将麦粒去了皮，从中间掏一点点粉，我们每一块面包就是这样积累起来的，这种方式养活了70亿人类。而我们的光伏电池板，相对于这些粮食的分散，对能源的收集输送是容易得多。

　　包括现在，两三百年来，我们习惯了挖出煤、油、气来一把火就烧了，可是挖出来能烧的东西不可延续，地球上数亿年沉积下来的东西我们再烧五六十年、一百来年就会烧光了，但我们不知道，我们现在身在其中还不觉得，但是你想想，这两三百年在宇宙里算什么？一瞬间都谈不上。这种建立在消耗那么一点微不足道的能源资源之上的人类文明，极可能因为那一点微不足道的资源的消耗殆尽而从此衰落。

　　人类文明是如此不可持续，然而一些人还躺在这种消耗之下睡大觉，为那点即将消耗殆尽的资源你争我斗，争过来之后还是很快就用完。你说这是文明吗？但是我们中国西部，这个世界上光照最强烈的地方，用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光能来发电，这是多好的事啊！大的国际上的事不说，我们算财富，一亩地无论种水稻还是种玉米，产量1000公斤不得了了，对应济，西部发展太阳的财富最多也就两三千元人民币；一亩地如果能，西部就可以每生长出300公斤产油作物，制作生物柴油，对应的电力是1000度，中间还要付出施肥、人力、维护、生产成本，才能把它做成生物柴油，之后使用、消耗，又只有30%~50%的能源转化成机械动力，达到人类使用的目的。

　　但是，在西部一亩地上用太阳能光伏发电，一年可以输出10万~20万度电，这和1000度相比是什么概念？比都不用去比，这就是一个数量级到两个数量级的关系。

　　10万~20万度电，对应成财富，以今天的电价来算，就是10万~20万元人民币，就算打5折就是5万~10万元人民币，这些发电装置装好可以用20~25年，接近零排放绝对无污染，天天为人类发电，一亩一年输出10万~20万元的财富，等于现在18亿亩耕地价值的多少倍？

　　从此我国不再背负因迅速发展而排放二氧化碳危害人类生存的道义上的责任，国际上对我们会友好，争抢石油煤气等化工能源的军事争端也会没有了，全中国人都富裕了。地球上的能源只有太阳光能是永远取之不尽的，而且全人类谁都可以公平享用，这样，只要推广普及开，整个人类的发展模式都会改变，除了种一点粮食，我们可以把所有耕地都还原为森林，也没有污染了，人类从此可以永远生活在地球上。

　　多么有意义的事情啊，为什么我们会反复提反复说？因为这种事情很多人没有形成共识，惯性的思维、现实的眼光、种种利益的困扰、已经进行的其他能源方式的投入、成本，包括现在既有的能源利用方式，形成的国家安全模式等，都还难以改变。

　　但是，我们还要继续为太阳能鼓与呼，因为这是一条正确的道路。

　　现在太阳能光伏发电，成本已经降下来了，已经完全具有操作空间。我们作为一个有13亿人口消耗资源的大国，为什么不可以有超前的研究呢？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来讲，这个话题太值得鼓与呼，利国利民的事情为什么不去推动？历史会证明什么样的方式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