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中国的未来

　　凯伦·艾格尔斯顿 帕拉维·艾雅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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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4-30

　　在比较平等的社会里，无论穷富，机会的分享让社会凝聚力依然保持强有力。但是不平等加剧的社会则预示着更多的健康问题、不满情绪和贪污腐败。随着国民不平等的扩大，令人警惕的早期迹象往往最明显地体现在孩子身上。

　　在欧洲旅行的中国孩子

　　在狂风大作的2月的夜晚，在布鲁塞尔库夫施泰因的小镇蒂罗尔，通常祥和安静的泰勒酒店开始喧嚣起来，走廊上回荡着中国孩子的唧唧喳喳。一个人打招呼说“嗨”，我的中文虽然粗糙，但应付日常交流绰绰有余，立刻回应说“你好，玩得开心吗？”这孩子一下子不知所措，不吭声了。

　　在中国是学校放假的日子，成群结队的中国孩子来欧洲滑雪、逛商场，选购巧克力正在变得越来越正常。在许多国家工人的年收入只有1500美元左右，父母送孩子到欧洲大陆旋风般游玩一趟需要支付的费用高达6万元人民币或者9500美元。除了度假拍摄的照片外，父母还期待孩子们回家时带回来一些技能，如怎样使用刀叉以及在参加古典音乐会时在合适的时间鼓掌等礼仪。

　　我所在的旅游团的35个孩子都来自重庆的一所小学，得到的是缩短了的中国式遍游欧洲的教育旅行，在德国、瑞士和奥地利各停留几天。与这些孩子的交谈让人领略中国未来劳动力的态度和理想。这些孩子出生于2000年前后期待中国即将成为超级大国的背景下。而这种观点甚至在10年前都还被认为不大可能实现。

　　总体上看，这些孩子可以说是中国新精英阶层的快照。导游里特说“他们说话的口气就像是小领导，回答问题时喜欢说出一套一套的话来。”里特笑了，他想起一个孩子的趣事，有孩子带了几包方便面，以每包五欧元的价格卖给吃厌了欧洲饭菜的同学。

　　在甘肃定西的中国孩子

　　王宏力（音译），8岁，生活在中国最贫困的农业省份之一——甘肃省的一个在黄土高原上的偏远农村。对他来说，过上幸福生活的前景就像当地的环境一样萧瑟、暗沉。他没有走在成为中国新兴的中产阶层的道路上。

　　宏力是化名。他的父母在一个遥远的工业区打工，只在过春节的时候回家呆上三个星期。周末时由奶奶照顾他和他的兄弟姐妹，其余时间他住校，跟另外36名同学住在一个长四米、宽四米、没有暖气的房间里，三个人挤一张床。

　　宏力患有缺铁性贫血，但他的家人和老师都不知道。据研究人员记载，贫苦农村地区的孩子中，有30%患有贫血。即使研究人员发现宏力患贫血，并且对他进行治疗，一旦研究过程结束、他不再享有专门的饮食补充品之后，贫血症可能会再度发生。虽然教育宣传册上对贫血的预防进行了宣传，他的三餐可能仍将回到谷物主食加一点咸菜的简单搭配上。

　　不足为奇，宏力的成绩不好。在中国竞争激烈的教育系统中，他考上高中的机会很小，上大学的机会更是渺茫。宏力并不是唯一的。事实上，他仅是中国广大的内陆贫困农村中5000万学龄青少年之一。最近斯坦福大学和中国的合作研究者发现，陕西省39%的四年级学生患有贫血，西北其他地区的比例与此相当；在贫困的西南地区，如贵州省，患有肠道蠕虫病的农村孩子多达40%。全中国数百万的贫苦农村学生得了近视眼，但都没有戴眼镜。

　　由于中国的城市人生的孩子少，像宏力这样的贫困农村孩子占中国学龄孩子总数的近三分之一，他们占据了未来劳动力的很大比重。如果中国要提高劳动生产率，以此抵消因老龄化而造成的劳动力群体缩小，那么年轻人必须拥有健康的体魄，受过良好的教育并且具有生产力。

　　事实上的不平等

　　布鲁塞尔小镇蒂罗尔的晚饭餐桌，一场关于金钱的对话。一个胖乎乎的11岁小姑娘指着她的朋友笑嘻嘻地说“你知道为这次旅行，她爸爸给她多少钱吗？” 餐桌上的另一个女孩似乎对此话题不以为然，有人问她带了多少零花钱时，她拒绝回答。孩子们在谈论金钱时很自在和随意。

　　在他们已经光顾过的施华洛世奇水晶店里，工作人员有一半是中国人，奥地利当地雇员也学会了简单的普通话。大部分孩子认为这是理所当然。对于新兴超级大国的孩子来说，在欧洲的第一印象只不过证实了孩子式的文化优越感。

　　然而，对于甘肃定西的宏力来说，他所能期望的只是在省会城市兰州做一份卑微的工作，或者在其他地方当一名临时的农民工。

　　许多观察家预测中国的经济增长将持续，它依赖巨大的农村劳动力资源为世界的制造工厂效力。实际上，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留在中国农村村子里的只有老人和小孩。

　　工资增长对减少贫困应当是好事。然而，工资增长抬高了留在学校上学的机会成本——尤其是因为中国的高中学费在全世界最高的行列，即使是农村的公办中学也是如此。

　　允许农村学生从初中或高中辍学是短视的行为，虽然这将缓和如今劳动力短缺的局面，但却是以他们的未来为代价的。最近的研究表明，免除高中学费或者减少贫困家庭的经济负担，有利于提高初中生的学习成绩，并且大大地增加入读高中的升学比例。与许多其他发展中国家不同的是，中国没有使用激励措施，比如有条件的现金转移，来鼓励孩子留在学校。公共健康和教育部门也没有积极开展合作来解决包括精神健康在内的营养和医疗上的问题，如果以学校为基础对这些问题进行干预会是行之有效的。

　　加大教育投资

　　以死记硬背和题海战术为基础的教育系统不会教授孩子们如何学习。职业教育系统是不起作用的。事实上，中国的学校倾向于把资源聚集到优等生身上。孩子很小的时候就按成绩被分班，考试成绩往往是成功的唯一标准。最近的一项比较研究发现，中国是世界上数字鸿沟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贫苦的农村地区电脑的普及率较低。

　　中国政府正在增加用于学校设施建设的开支，提高教师工资。然而，这些措施远远不够。韩国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几乎所有的韩国学生都读完了高中。现在，中国的贫苦农村里只有不到一半的青年就读高中，上大学生的比例仍是个位数。

　　加大对中国贫苦农村地区年轻人的公共健康和教育的投资刻不容缓。如果政府在十年之后才行动起来，或许就无法避免有碍中国的稳定和经济持续发展的风险。

　　中国一定能轻松解决这个问题吗？在上世纪60年代早期，三分之一的中国人是文盲；如今，只有不到5%的人是文盲。到2010年，约1.2亿中国人完成了大学学业。相比印度和许多其他发展中国家，中国人的寿命更长，而且基本医疗保险几乎覆盖了全国各地。

　　然而，改变的步伐加快了，居民的期望也更高了。大多数中国人认为基本营养问题和肠道蠕虫病已经根除了。1950年代，中国的人口死亡率降低了一半；1970年代，生育率降低了一半。因此，中国在变富之前就已经老了。人口老龄化、快速城市化，以及巨大的性别比例失衡，这些是社会和经济管理面临的诸多错综复杂的人口学挑战的代表。政策选择复杂，局限性大，而且过失风险始终真实存在。

　　中国的稳定和繁荣，以及地区和全球的稳定和繁荣，取决于当今的年轻人掌握知识和技能的水平，这使他们能在21世纪中叶由技术驱动的全球化世界中获得发展。未来适应力强的公有和私有部门的领导必须能够进行创造性的思考。因此，中国政府应该当即采取行动来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对年轻人，尤其是农村贫困的年轻人的健康和教育进行更多的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