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高增长不是放卫星 中国后发优势潜力大

　　林毅夫：“我放的卫星都成了行星”

　　“我是不是在放卫星？1994年我出版了《中国经济奇迹》，很多人说我放卫星，当时的卫星现在已经变成行星了，因为到2030年中国经济规模赶上美国，基本上已经变成共识了。”

　　本刊记者/陈纪英

　　如同一位耀眼的文艺明星刚刚结束演唱会。6月22日下午，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的阳光大厅，林毅夫刚走下讲台，一大群北大国际商学院的学员就围拢过来，有要签名的，有要合影的。从讲台到大门口28米的距离，林毅夫走了足足有一刻钟。

　　这是林毅夫卸任世界银行(以下简称世行)首席经济学家归国后的首次公开讲座，588平方米的大厅里挤进了将近400名听众。林毅夫是世行成立以来首位中国籍的首席经济学家，这一特殊身份为其公众形象增色不少。

　　但是在学界，林毅夫的一些观点却备受争议，连林也自嘲他并非主流经济学家。比如，最近，当欧洲和美国经济不振、中国经济增长减速时，林毅夫预测中国至少有20年的高增长期，在2030年之前，中国GDP将继续维持平均8%左右的年增长率。

　　看上去，似乎没有比林毅夫更乐观的经济学家了。

　　林氏平衡术

　　林毅夫虽然在多个场合一再提到中国经验的成功之处，但是，作为世行首席经济学家，他必须立足全球视角，探寻解决问题的途径。

　　首席经济学家相当于行长顾问，历史上一直由国际著名经济学家担任，其职责主要为政策制订以及决策者提供建议。担任世行首席经济学家期间，林毅夫负责主管250位来自世界各地的经济学家，如果把他们研究经历的年限叠加起来，超过数千年。

　　在坚持自己的中国视角和激发这些世界一流经济学家的智慧之间，林毅夫需要寻找一个平衡点。

　　这并不容易。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曾在1997年担任世行首席经济学家，不过，个性倔强不喜妥协的斯蒂格利茨因为在任职期间，对世行提出尖锐批评，于2000年在任期尚未届满时被要求辞职。

　　喜欢阅读《道德经》等中国古典著作的林毅夫则试图在这两者之间保持平衡。在重大议题上，林毅夫自称他不唯上，只唯实，愿意用“一双婴儿的眼睛”来观察世界。

　　2008年，林毅夫到任不久，世行的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这场金融危机将很快过去。他们的主要依据是，历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历次经济危机，其持续时间多在三到七个季度之间，此次危机亦不会例外。林毅夫的观点却恰恰相反，他认为这次危机的影响将是深远和持久的，欧美发达国家有可能陷入长期的经济低迷期。

　　林毅夫认为：过去的经济危机多发生在一个国家，这个国家可以通过货币贬值、外需拉动来度过危机。而2008年的经济危机波及全球，注定了这场危机的深远性和持久性。

　　林并不惧怕争议，事实上，在中国经验、金融危机等多个重大议题上，林毅夫几乎都保留了自己的观点。但他也没有把这种坚持已见化为专断独行——参考斯蒂克利茨的经历可知，缺乏包容心在世行首席经济学家的位置上是不可取的。

　　“林老师的观点与很多经济学家不同，但是他比较包容、开放，在那样一个位置，这些都是必要的。”林毅夫多年前的学生、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姚洋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来自同事和学生的批评，林毅夫总能欣然倾听，他永远面带微笑。林毅夫在北大的一些同事和学生对此深有感触。

　　6月18日，一个闷热的北京午后，北京大学朗润园的二层教室里，林毅夫在一个小型的学术研讨会发表演讲，阐述他在世行四年的“毕业论文”——新结构经济学。林演讲完毕后，是一场坦率而热烈的讨论，发言者是来自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同事们。

　　同事们在赞扬的时候不吝言辞，在批评时同样不留情面，此间，林毅夫一直保持林氏招牌微笑。卢峰认为林的观点有失偏颇，在某些地方尚待修正，他等着林毅夫的学术理论从“林比较”到“林结构”再到“林发展”，“然后就功德圆满了”。在一阵热烈的掌声和笑声后，林赞同卢峰的批评“非常切中要害”。但是，对于同事陈平教授的批评，林毅夫则开玩笑说，“陈老师的批评很尖锐，但是有些地方有点哗众取宠”。

　　凭借蕴藏在温和微笑背后的锋芒与坚持，林毅夫在世行任内留给人的印象，并非只是一个和事佬。林毅夫离任后，世行网站上公布的同事对林的评价中有这么一条：林毅夫的经济学思想并非主流，但是在世行期间，他促使更多的经济学家参与讨论他的观点。

　　林毅夫并非第一位在世行担任高官的中国人。1995年11月，不到40岁的中国人章晟曼开始担任世行副行长，成为世行历史上最为年轻的副行长，也是世行历史上第一次由中国人担任副行长。6年后，章晟曼升任世行常务副行长。

　　相比于章晟曼，林毅夫在上任和离任时受到的舆论关注都更多，部分原因在于，林赴任之前，已经是颇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而且直接就任首席经济学家和高级副行长，属于空降高官。同时，林毅夫是第一位把“中国经验”系统解密给世界的中国人。

　　四年前，林毅夫离开北京大学去赴任世行前夕，曾演讲说，“只要天下还有贫穷的人，那就是我们自己的贫穷，只要天下还有苦难的人，就是我们自己的苦难。”世行任职四年中，林毅夫走访了世界60多个国家，作了数百场演讲、报告。“我已尽我所能。”林毅夫说。世行行长罗伯特·佐利克则评价说，林毅夫在世行出色地完成了历史赋予他的使命。

　　永远的乐观派

　　姚洋发现，世行任职四年之后，林毅夫不变的是对中国发展前景的乐观态度。

　　从2011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速有所下降，5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增速同比创下近两年新低，显示中国经济增速进一步放缓，来自全球的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前景看法各异。但是，林毅夫依然其中最为乐观的一位。

　　林的判断是，未来中国的后发优势潜力仍然很大，中国经济至少还可以保持20年8%左右的增长。针对此次的经济增速下滑，中国可以在必要时刻启动下一轮经济刺激方案。2008年为了应对全球金融危机，中国出台了4万亿经济刺激方案，“成绩是主要的”，林毅夫强调。

　　中欧国际商学院教授许小年远没有林毅夫乐观，在3月份的一次公开演讲中，他说中国只能维持10年的高速增长，此后增速将会放缓。林的学生姚洋亦与许小年观点类似。

　　6月22日的公开讲座上，一位学生反问林毅夫，如此乐观是不是在放卫星。

　　“我是不是在放卫星？1994年我出版了《中国经济奇迹》，很多人说我放卫星，当时的卫星现在已经变成行星了，因为到2030年中国经济规模赶上美国，基本上已经变成共识了！”林毅夫回答道。

　　在林毅夫看来，在过去三十多年间，中国崩溃论的声音一直未能停歇，主要原因是中国走的是符合中国特色的渐进式改革之路，而很多西方经济学家是用理想主义的市场经济作为参照系，来观察中国。

　　“他们说，你看你这个没改，那个没改，但是政府资源和政府力量能力都是有限的，你要全部都改善要花很多时间，也许二三十年你还是改善不了，那么这一代人要不要生活，要不要发展呢？”

　　林毅夫认为他与坚持中国崩溃论的经济学家的差别在于，“我不会那么理想主义，把必须达到全优最优作为参照系，中国作为转型期国家，没有问题就不是转型国家也不需要改革了，要在发展中解决问题”。

　　林毅夫为他的乐观提供了种种论据。

　　世界银行统计显示，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2008年，中国的人均收入是美国的21%，这相当于1975年的台湾地区、1977年的韩国、1951年的日本跟美国比较的水平，从1951年到1971年，日本维持了平均每年9.2%的高速增长；台湾地区从1975年到1995年，每年维持了8.3%的高速增长；韩国则在1977年到1997年维持7.6%的高速增长。

　　上述种种论据，让林毅夫对中国经济的未来感到非常乐观，只要中国充分利用比较优势，挖掘后发优势，中国应该能够继续维持20年的高速增长。在林的预测中，至2030年时，内地人均收入将能达到美国50%，按照人口比例换算，届时中国GDP将达到美国的2倍左右。

　　在中国未来如何发展的理论框架层面，林的药方是新结构经济学。

　　卢峰将这个学说简述为两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必须发挥市场和政府的协同作用，政府的政策和各种制度安排必须考虑不同发展水平的结构性特征，这些结构性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受各个发展中国家要素禀赋结构及其市场力量所内生决定。

　　被频频引用的例子是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林毅夫说，在这一领域，中国政府不但要制定宏观战略还要参与到项目的建设运营之中。

　　不过，包括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教授宋国青在内的经济学家对此提出了质疑，宋认为，政府的手伸得过长，有时并不能收到好的效果。

　　而姚洋则认为，新结构经济学应该强调阶段论，目前中国的人均GDP即将超过5000美元，中国政府的作用需要做一些调整，“政府干涉多，交易成本提高，容易滋生腐败，在各行各业，政府应该普遍退出”。

　　尽管相对西方只强调市场作用的经济学家相比，林认为政府干预不可或缺。不过，林毅夫在6月22日的讲座现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目前，亦有一些领域，政府管控过多。比如，中国在金融领域政府应该更为开放，中小型银行改革可以作为改革突破口。

　　中国以大银行为主的格局，导致多数资金由工农中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支配，劳动力密集型中小企业很难得到贷款。能够从银行获得贷款的大企业，实际上享受了劳动者储蓄低利率的补贴，是“穷人在补贴富人”。

　　在乐观之余，林毅夫最担心的是中国的收入分配不公问题。

　　收入分配首先在于政府、企业和居民在国民总收入的大盘子中如何分蛋糕。西方发达国家居民收入占GDP比重一般为50%～65%，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占GDP的比例却由从1985年时的56.18%下降至2010年的43%。

　　但居民之间的贫富差距问题近年来一直也未能缓解。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2010年的调查显示，中国收入最高的10%家庭与收入最低的10%家庭的人均收入相差65倍。

　　林毅夫认为，可以从二次分配，增加对有钱人的扣税，用转移支付的方式来补贴那些低收入的人群。但更为重要的是，要在一次分配上面达到公平和效率的统一，比如发挥劳动力成本较低的比较优势，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及资本密集型产业中劳动密集特点明显的产业，将会导致就业需求增大，在此过程中劳动力的需求旺盛，其收入水平也可得到提高。

　　但是，整体而言，林对中国经济的乐观始终如初，他认为中国经济将会实现软着陆。

　　这种乐观或许可以回溯到33年前夏天的那个晚上，当时年仅27岁的国民党陆军上尉连长林毅夫从金门岛跳海，只身游泳2000多米达到厦门的那一刻起。此后的33年，林毅夫投身学界，而中国经济也开启了三十年改革开放的历程。 ★本刊记者/陈纪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