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称政府公信力必须跨出塔西佗陷阱

　　老百姓成了“老不信”，“你信不信”，“反正大家都不信”了。这是对政府公信力的“塔西佗陷阱”作出的网络体诠释

　　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处在国家和社会发展中的基点位置，就好比多米诺骨牌中最顶头的那一张

　　社会信任不再，质疑成心态惯性，要走出信息公开问题的“塔西佗陷阱”，就必须走“诚信信息”道路

　　加强政府解释力，除了加强宣传力度和道理的清晰度，还要求每个公共权力代言人慎待自己的公共话语权

　　“信不信”诠释“塔西佗陷阱”

　　“当政府不受欢迎的时候，好的政策与坏的政策都会同样得罪人民”，古罗马政论家普布里乌斯·克奈里乌斯·塔西佗这样解说他的执政和思考结论。“塔西佗陷阱”在中国思维语境里是以寓言“狼来了”和典故“烽火戏诸侯”来表达的。“塔西佗陷阱”作为西方政治学的一个定律，用在政府公信力问题中，可表达为，当政府不受信任的时候，政府怎样做都会受到公众的质疑和批评。

　　事实上，在我国当前社会心态和舆论现象中可看到，越来越多的公众对政府尤其是一些基层政府部门在应对突发事件中的所作所为，或在日常工作中表现出来的职业素质，都产生了越来越多的不安、怀疑和指责，人们开始把屡屡出现的食品安全、医疗药品安全、楼房安全、交通安全等问题，因无良商家和逐利者以及市场某些无序环节造成的种种“乱象”，都惯性地归因于政府。网络出现的流行语言：老百姓成了“老不信”，“你信不信”，“反正大家都不信”了，对政府公信力的“塔西佗陷阱”作出了网络体的诠释。

　　对网络舆论我们可以作更具体、复杂的分析，但作为执掌社会公权力，承担社会治理、国家发展和人民幸福重任的各级政府部门，一定要以此为警醒，切忌让政府公信力滑入“塔西坨陷阱”。

　　几乎所有相关社会科学都认定，信任是社会关系及其运转和谐有序的基础。没有信任，社会人与人之间、群体之间、党群之间、警民之间、政府与民众之间就不会有相互信任和合作，社会矛盾冲突就会频发。社会处于“低度信任”结构中，社会运行和治理成本就会大大增加。当年学生问孔子如何治理政事，回答是：“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当问不得已必须去掉一个时先去哪个，孔子曰，去兵。再去？去食。“信，国之宝也”。可见在中国智慧中，“信”在国家治理中有多么重要的地位。

　　建立政府公信力是一个国际命题。2007年联合国曾举办过一个关于政府创新的国际论坛，主题就是“建立对政府的信任”。我国在2006年也把政府公信力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在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都强调要提高政府工作透明度和公信力。国家“十二五”规划中，更是把提高政府公信力作为创新政府管理和进行行政体制改革的落脚点。

　　“信任危机”削弱民众信心

　　政府公信力，是政府取得社会公众信任的能力。它实质上显示的是国家政府与社会民众间的信任关系与合作结构，也反映政府在社会公众中的权威性和影响力。影响政府公信力的要件复杂多样，简言之，可分为四个维度：一是政府的施政理念是否获得民众认同；二是政府制度及公共政策是否公正合理；三是政府职责能力和执行力是否到位；四是政府公共形象是否具有德望。

　　可见，执政理念取向、政策制度状态、政府执行能力、政府道德形象，四维要素相互影响、相互纠结，都和政府公信力联系在一起。市场经济发展进程中出现的利益多元、城乡分化与贫富不均等不公平现象，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时出现的执行缺位或越位，公共决策失误问题，都会影响民众对政府的信心，但行政腐败和舞弊问题，会更多地损害政府形象。

　　目前我国政府公信力正面临种种挑战，表现为每每“事”起，公众就会质疑政府的应对方式和诚意，官方发布信息的权威性也受到质疑，民众舆论“一边倒”，个别地区的事件还出现了管治危机，而对腐败和渎职现象的痛恨，又加重了民众对某些公共部门或资源部门的“不信”权重。

　　相关民调中，民众对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信任程度有所区别。2007年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对全国28个省市居民的随机抽样调查显示，民众对中央政府信任度最高，地方政府次之。绝大多数受访者表示相信中央政府，超过70%的受访者认为一些地方政府存在着“隐瞒真实情况，报喜不报忧”、不作为和乱作为的现象。

　　事实上“信任危机”在我们社会生活中也开始普遍存在，假烟酒、毒牛奶、地沟油、美容米，假证、假票、假药、假新闻，劣质水泥、钢材和工程，屡屡发生的大桥、新楼垮塌事件，还有电信科技成欺诈“帮手”，“亲们”为争利反目成仇，不一而足。人们在问：我们究竟还敢信什么？客观地说，这种社会信任危机现象，和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市场秩序缺陷有关，和市场社会唯利是图氛围及其文化有关，和许多无良逐利者有关，当然也和政府与社会的管理机制不完善、监管不力有关，和一些管理者的腐败和无能有关。走出这种“低信任度”的社会怪圈，首当其冲是重举民众对政府的信心。

　　“开诚布公”重塑政府公信力

　　影响政府公信力的因素多种多样，重塑思路也应多维展开。

　　首先要在打造透明清廉政府上下功夫。政务公开、权力运用透明是一切政府成就公信力的要则。总部设在德国的“透明国际”发布的清廉指数显示：中国在2010年全球180个国家排行中居78位，在2009年排名为79。因此，我国在透明清廉政府建设中还要做很多工作。近些年，我国已从国家层面出台了政务公开以及反腐等多项要求和举措，一些政府部门也陆续向社会公开“三公”经费、预算投资等政务信息，反腐工作也在步步举进。相信随着政务信息公开制度的建设和完善，政府部门的财政机制、职责机制、防腐机制都会随之得到进一步推动和完善。透明清廉政府建设还意味着要为公众知情、参与和监督创造条件。在公共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要有更多更有效的听证、提案等公众参与机制，有更多的民众监督平台。要注重政府与民众的互动，信任、尊重群众，走“群众路线”。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政府公信力与政府对公众的信任有关。

　　其次要注重公共信息的“开诚布公”。假话不信，真话也得不到信任。社会信任不再，质疑成心态惯性，要走出信息公开问题的“塔西佗陷阱”，就必须走“诚信信息”道路。相关民意调查显示，近8成公众认为，面临事件，一些相关部门首先采取隐瞒或否认态度，在与公众的信息不对称或“躲猫猫”的博弈中控制事态、推诿责任，影响了他们心目中的政府形象。目前，新兴媒体已改变了信息传播的社会状态，微博(http://weibo.com)异军突起，如果政府部门遇“事”不能及时给出事态真相，人们就会寻找信息。民间自发信息不仅鱼龙混杂，各种谣言还可能引发社会混乱，政府公信力也会随之失落。问题是，政府公信力丧失后带来的不仅是公众的“不信”，还有离心离德，以及敌视心态和坏事归因的逻辑。因此，开诚布公是公共政策的最优选择。诚实的政府才可能是勇于负责任的政府，才能获得社会信任。

　　再其次是要加强政府公共政策和公共事务的解释力。新的制度、政策确立的理由和合法性是什么？一个和民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决策或项目因何要确立？有些矛盾和困难为什么得不到解决？问题和困难在哪里？等等，都要对社会大众反复解释宣传。某些事情公众不知道就“被实行”、“被改变”了，会产生被愚弄的反感甚至愤怒。我们已进入现代社会，信息时代的社会联系，民众的公共参与要求，都使民众主体性越来越成为不可忽略的要素。知情权、参与权，尤其是牵涉民众自身权益的问题，政府都有向民众解释清楚的义务。而目前这一切做得还很不够。解释力和政府透明、公务诚信有关，也是大众参与要求的一种实现方式。加强政府解释力，除了加强宣传力度和道理的清晰度，还要求每个公共权力代言人慎待自己的公共话语权。当个别代言人解释不力或言语不当时，往往会被放大为政府意见而酿就舆论风波，损害政府形象，也损伤民众对政府的信任。

　　最后是要提高各级政府的责权意识和服务职能。政府作为公共权力机构，负有独特的公共责任，而且公共权力和职责之所以独特，就在于“公共权责比天大”。权力是人民赋予的，要完全用于人民。每一个政府部门，每一个公共权力执掌者、代言人，务必善待甚至敬畏手中的权力，把它化为沉甸甸的责任。唯有这样才可能获得人民的信任。服务水平也是关系政府公信力的重要因素。要彻底改变“脸难看，门难进，事难办”的政府形象。在各国政府都在进行“政府再造”的全球大背景下，我们更应积极变革传统行政范式和观念，探索政府公共管理与服务的新范式。新的责权观念，工作的细致化、程序化，问责制度、监督和绩效考评制度，对诚信政府建设来说，一个都不能少。政府公信力不仅应当建立在诚信自律等道德基础上，还应建立在制度和机制的规约基础上。(葛晨虹)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伦理学与道德建设研究中心主任、教授；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公民思想道德素质与现代社会文明发展程度研究”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