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富如何破局

　　在“共同富裕”的改革过程中既要突破那些可能受损失的富人的阻力，“又需要跟他们好好地妥协，这就需要政治智慧了。”

　　◎文/本刊记者  江舟  

　　9月的第二周，一年一度的胡润和福布斯这两个富豪榜发布大戏相继开场，继续赚取着媒体的眼球。

　　9月23日，胡润百富创始人胡润在北京表示，中国财富超过百亿元的富豪人数已经高达129人，这只是“阳光下公开的百亿富豪”，如加上“财不外露”的隐形富豪，中国身家过百亿的富豪至少有260人左右。胡润还就中美富豪做了一个比较。他认为，今年中国拥有10亿美元级别的富豪数量实际已经超过美国。“虽然我们今年只找到了270位拥有10亿美元的富豪，但实际上中国大概有540-600位的10亿美元级别富豪。”

　　与此同时，8月3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中国城市发展报告No.4》显示，中国大陆城镇贫困人口数约为5000万人，而且城市贫困人口数量自上世纪90年代后就呈现不断上升趋势。世界银行报告显示，美国是5%的人口掌握了60%的财富，而中国则是1%的家庭掌握了全国41.4%的财富。中国的财富集中度甚至远远超过了美国，成为全球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

　　一方面是数万人拥有过亿甚至上百亿的身家，5000万元一套的首饰不愁买家，900万美元的“萨林”顶级跑车随便开，还有每月物业管理费达十几万元的豪宅⋯⋯。另一方面，还有因子女上不起学而自杀的父母，有连做房奴都没有资格的“蚁族”和“鼠族”⋯⋯

　　知名经济学家、思想家杨鲁军近日在接受《中国经贸聚焦》记者采访时指出，这种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现象是和我们改革最初的设计有关系的。杨鲁军认为， “改革开放30余年到今天，如果仍不作出明确的理论、政策乃至法律的界定，那么中国社会就会经过一个危险的动荡期。”

　　资本神话是如何创造出来的

　　1999年，当英国青年会计师胡润首次编制百富榜时，中国富豪第50名的财富只有5000万元，而到了2011年，第50名的资产已经达到170亿元。

　　杨鲁军表示，不管是哪一个富豪榜，里面的富豪大部分都是最近这10余年里突然富起来的。在世界经济史上，个人财富和家族财富以如此迅速的速度膨胀实属罕见。“美国的摩根家族、洛克菲勒家族、克莱斯勒家族都是经过上百年的积聚演变，经过几代人的奋斗，才有了今天的财富规模。而我们只在一代人的某一个时点上就迅速地完成了，这已经不能用‘资本积累’这四个字来形容了，这是创造了一种资本神话。”

　　为什么在最近这10余年间，中国富豪的财富会呈井喷式增长呢？杨鲁军认为，1999年以前国家对个人富豪是非常警惕的，首先从政党角度，有人“富可敌国”会威胁到党的执政地位；第二，从经济上来说也是不安全因素，如果有富豪身家几百亿，比一个中等城市的国民收入还要多，则他资金的进出流动就很容易操控这个城市；最后，从社会公平的角度也是不利的。“但此后，党的政策变了，国家放手让你创造资本神话了。”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导郭于华在接受《中国经贸聚焦》记者采访时也表示，近10多年来，中国富豪的暴富说到底还是一个权贵结合的问题。“资本的本性是逐利的，而且追求高额利润，但如果在一个正常的社会，有东西来制约它，就不会那么爆发性地积聚。在积聚的过程中，资本会作恶，会对很多人的利益进行剥夺，对很多人的权利形成侵害。”

　　郭于华表示，制约资本作恶的力量本来是法律和政府权力，但现在这两股力量结合起来了，不受制约的权力和不受制约的资本联手，想不强大都难。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朱旭峰认为，财富数字和积累时间长短并不能说明问题。他认为，中国的富豪主要有三种人：一是房地产开发商；第二种是做实业的企业家；第三种则是在资本市场上市的新经济企业家。“这三种要单独拿出其中同类型的和别的国家比较，才有意义。以实体经济为例，中国的实业做大做强，这也代表了中国民族工业在世界上地位的提升。”朱旭峰告诉《中国经贸聚焦》记者。

　　朱旭峰表示，中国的新经济包括网络企业得到快速发展有个很大的原因，就是中国互联网用户的增加导致了这个市场的变化。“在美国上市的中国网络公司，美国衡量它的价值的标准就是点击率。中国人这么多。如，新浪微博(http://weibo.com)只花了2年的时间就发展到2亿用户，而Twitter却花了5年的时间才积攒到2亿用户。”

　　不过，杨鲁军也指出，富豪们资产的急剧膨胀跟国有资产的流失几乎是同步的和同比的，即国有资产流失了多少他们的财富就膨胀了多少。“还有一些跟稀缺资源的私有化有关系。例如，内蒙古鄂尔多斯是全国出产富豪最多的地方，为什么富豪最多的地方不是东部发达地区，而是经济落后的地区呢？因为西部地区是中国资源——特别是稀缺资源——最丰富的地方。”杨鲁军说，有人形容鄂尔多斯是“羊煤土气”——即羊绒、煤炭、稀土、天然气——这些稀缺资源本来是归全民所有，但由于存在一些不正当的行为，很多变成私人财富了。

　　“现在我们国家还有几个底线没有突破，如果突破的话，下一个10年，恐怕拥有几十亿元身家都上不了富豪榜。”杨鲁军指出，这些“底线”包括：土地私有化、私人开办银行以及基础设施的私有化。

　　民众的怨气因何而生

　　北京大军智库经济咨询有限公司主任仲大军对《中国经贸聚焦》记者表示，中国的发展模式有个历史过程。“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之初，所有的中国人都很有奔头，那时候大家觉得只要拼命干，朝着改革的目标，日子就会越来越好。可是改革开放30多年到了今天，阶层基本上固化了，一部分人再干也只能挣扎在温饱线上，再干所创造出来的国民财富也只能落入到少数人的腰包里去。改革开放30多年来，国民经济不断增长、财富不断涌现，但是财富与大多数的平民百姓、与国民经济的关系都不大，甚至越来越远。很多人都产生了疑问：如果是这样一种发展模式，普通老百姓什么时候才能富裕起来？什么时候才能达到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平？全体国民的社会保障福利还能不能进一步改进？”

　　仲大军说，现在来看，希望似乎很渺茫，因为再发展也只不过是为少数富人的致富而发展了。他认为，这种现象使底层的民众越来越绝望。”

　　朱旭峰认为，中国过去的增长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因为当时的中国相对较穷，改革开放最初的十几年是让所有的人都得利，只是让其中一部分人富得更快。“最开始的改革其实是一种帕累托改进，就是我的富裕不会影响到你的富裕，但现在当大家都相对富裕起来以后，如果蛋糕无法再做大，有一部分人再想富，就可能影响到其他人的财富积累，这就不是一种帕累托改进式的增长了。”

　　郭于华也表示，目前整个中国社会结构在定型化，在此过程中的机会相对来说处在一个锁闭的状态，也就是说向上流动的空间越来越窄，甚至无法向上流动，渠道被堵塞了。“底层的孩子再聪明、再努力，都有可能改变不了自己的社会地位，这是最突出的机会不平等。现在有很多官二代和富二代都在拼爹，甚至都拼干爹了。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谁要是拿自己的父母说事，是一种耻辱。可是在中国，却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杨鲁军指出，中国社会之所以会出现如此巨大的不平衡和愤怒情绪，就是因为很多富豪富起来的过程是不透明，甚至是不公平的。“由于我们国家改革政策的不对称造成了人们信息的不对称、机会的不对称，所以最后就造成了结果的不对称。富的富可敌国，穷的连生存都有困难。”

　　郭于华认为，中国的老百姓其实不是仇富，“他看的是你怎么富起来的。”她对记者表示，中国的下层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群体，如果他们再怎么努力也无法改变自己的命运，必然就会绝望。“比例不用很高，只要有1%的人绝望，那就不得了了，绝望再加上怨恨就会产生更多的仇恨，让整个社会充满暴戾之气。”

　　郭于华认为，底层民众的反抗本身就挺让人绝望的，“因为不能形成一种压力的施加来催促改革、推动社会进步。这种压力应该通过和平的方式理性地表达，可是现在没有和平理性表达的渠道，许多正当的利益表达都被压制住了，这就会形成一种危险的状态。”

　　如何实现“共富”

　　7月1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庄严宣誓，要“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道路”。9月4日，在致广西南宁开幕的亚洲政党专题会议的贺信中，国家副主席习近平亦表示，中国将坚定不移地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重申以“人民”为核心的发展和分配理念。

　　朱旭峰认为，从“包容性增长”到“共同富裕”，中央的这些提法既有因果关系，又一脉相承。“包容性增长主要指产出的结果，增长是一个产出，结果是要让所有的人都拥有享受到增长的成果的机会。现在共同富裕更多考虑的是民生和财富分配。”

　　那么，如何才能实现共同富裕？杨鲁军表示，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的做法是，在不动存量的基础上，每年从国民收入中拿出增长的部分——也就是增量——来更多地倾向于民生，倾向于穷人和弱势群体。

　　朱旭峰则指出，他对“重庆模式”的理解是，重庆是以国资增值加上国资的社会化分红作为基础，把资产增值的部分用于社会再分配。“过去的福利经济学讲求的是政府收税，然后进行再分配，富人收得多一点，穷人收得少一点，富人多收的钱用于社会福利。重庆的理论不是说去收税，而是国家参与固定资产和国有企业的投资，国企的盈利就相当于政府多了一点钱，然后拿这点钱去分配。这样可以减少政府向社会征税，从而刺激中小企业发展和提高社会活力。这就跟过去收税分配不一样了。”

　　但如果按照杨鲁军所说的不动存量是否就等于赦免了富豪们的“原罪”，这样对社会的公平又何在呢？杨鲁军认为，要扭转两级分化和基尼系数太高的局面，既得利益集团不可能一点都不动，而且从中国国民的心理上来说，不动存量也会人心不服。“最近这10年的改革已经变成了既得利益集团对国民财富，对国家资源、能源和生态的一种破坏性的掠夺。我认为，目前的改革有点积重难返的意味。但问题是，我们国家需要安定，如果再用革命的办法杀富济贫，就会造成国家新一轮的更大的动荡，因为这已经不是抓一个周正毅(农凯集团前董事长)和黄光裕(国美电器前主席)的事了，有无数这样的人存在。”

　　如此，出路又何在呢？杨鲁军建议，可以多采用一些经济的、市场的手段，而少采用一些政治的、行政的甚至暴力的方法。“比如，日本遗产税的税率达到95%，这就基本上把财富给均等化了。美国有些州甚至达到100%。这就使财富无法延续到后代，也就是变相地公共化和公众化，变相地阻止两极分化。再比如，现在很多有钱人的资产都在大量地往外流，我们能不能设置一些屏蔽措施、设置一些管制来阻止国民财富的流出呢？美国，包括回归之前的香港，都对富豪进行监管，让他们不能对外乱投资。虽然资本是你私有的，但国家有责任把它留在自己的国土上。”

　　朱旭峰指出，在“共同富裕”的改革过程中既要突破那些可能受损失的富人的阻力，“又需要跟他们好好地妥协，这就需要政治智慧了。”

　　“共富”知易行难

　　仲大军对记者表示，“共富”能实现但是也很难，因为“共富”必须有制度的保障，特别是需要社会意识和思想的保障。“可是改革这些年来，首先我们在理论方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先是纠正‘文革’时期的大锅饭，纠正平均主义，拼命地拉开贫富差距，并且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样一种指导思想来影响社会。这样一个思想基础影响了我们的经济政策，掌权的官员制定的很多政策都有利于权力者、有利于精英，有利于少数人积攒财富。从经济政策到政治思想，包括很多知识分子统统站在精英的角度来宣扬精英发展理论，而不顾广大弱势群体和民众的情况。因为少数的学者和知识分子本身就是精英，他们总是为自己的利益去宣扬有利于自己的经济学理论，这就导致社会很不幸，为广大劳动群体说话的声音很微弱，而为精英、为少数人、为权贵说话的理论占很强烈的优势。这就是社会在经济政策和社会制度方面都很难有利于广大人民的原因，相反，很多政策都是为了保护富人的。说到底就是精英集团绑架了社会舆论，绑架了政府的经济政策，使弱势群体和普通的劳动群体处在一种尴尬的境地。”

　　至于未来，仲大军说，现在只能观望，很多事情说起来容易，但是具体落实非常难。“现在中国已经成为各利益集团拼命争夺的社会，政府出台任何一项法规政策都要遭到各利益集团拼命的抵抗甚至是搏杀。形势并不乐观，并不是谁说一句话，这个局面就能撬得动的。”

　　郭于华也认为，因为缺少现实基础和衡量指标，共同富裕实现起来很难。“其实，我觉得提共同富裕不如提推进社会的公平正义，实现利益共享和发展共享，让贫富程度不同的人能够在一个社会中多元共存，这个可能还比较现实。”

　　杨鲁军也对记者表示，每一个富豪背后都有一个利益集团，有些人靠房地产，有些人靠石油等，反正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能不能战胜利益集团是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一个最大的坎，这就考验党的领导人的决心和智慧。“中国共产党必须跟利益集团有一场较量，而且这种较量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中共要完成与所有的利益集团的切割。”

　　另有评论认为，无论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有多艰辛，中国每一步都是“中国模式”的进一步的探索，相信中国领导人有决心、有能力纠偏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从而实现公平、公正而又共同富裕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