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等收入国家迎战陷阱魔咒

　　【编者按】

　　中国社会科学院12月12日在京发布《产业蓝皮书：中国产业竞争力报告(2012)No.2》。蓝皮书认为，中国正面临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严峻挑战。

　　按照世界银行提出的“中等收入陷阱”概念，即很少有中等收入的经济体成功跻身为高收入国家，往往陷入经济增长停滞期，贫富分化、腐败多发、过度城市化、社会公共服务短缺、就业困难、金融体系脆弱等各种征兆频现。

　　其实，在20世纪70年代，巴西、墨西哥、智利、马来西亚、阿根廷等国，均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几十年来，有的国家在社会稳定和经济增长的平衡术中摆脱了“中等收入陷阱”的魔咒，有的国家依然矛盾重重，苦不堪言。

　　本报记者深入几个国家探访、观察，它们跌入“陷阱”或经济飞跃的原因，是教训，也是借鉴。

　　【作者】《国际先驱导报(微博)》记者王帆、叶书宏、赵燕燕、林昊发自里约热内卢、圣地亚哥、吉隆坡

　　巴西：难以解决的贫富分化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 “建在山坡上的一座平房才两间屋子，加起来只有不到30平米，里面却住着祖孙4代8口人。到了晚上，地板上铺上毯子能睡4个人，一张床上再睡4个人。”61岁的退休工人玛丽亚·罗德斯在镜头前，这样介绍着自己位于里约市中心唐纳·玛塔贫民窟里的家。

　　巴西环球电视台上月播出的这条2分多钟的新闻短片，令全国观众心酸不已。经济发展了，社会进步了，但同一片蓝天下，富人愈富穷人愈穷——多年来，这是巴西最大的苦恼，也是该国几乎所有社会问题的源头。

　　玛丽亚·罗德斯家的四面墙体是用铁皮围起来的，顶棚其实就是几块大木板简单拼接在一起。屋里没什么电器，唯一的电线是为头顶挂着的灯泡供电。女主人在屋里采光最好的一扇窗边打开橱柜，从一只杯子里拿出一支支牙刷。每拿一支，就说出其主人的名字：“这是纳塔利娅的，这是德波拉的，这是琳达的，还有迪奥戈，这支是谁的来着……”

　　这其实是里约热内卢市内大大小小千余座贫民窟里的寻常一景。

　　这座人口630万的巴西第二大城市里，有三分之一的人居住在贫民窟，相当一部分家庭的居住面积不超过20平米。贫民窟里能通水、通电、通煤气，居民已心满意足，体面的排污和垃圾处理设施在这里简直如痴人说梦。

　　从贫民窟所在的山坡上往下望，现代化的市中心就在眼前：摩登的公寓楼鳞次栉比，一片繁荣与富足，白领上班族西装笔挺出入于写字楼间，他们的老板开着奔驰和路虎驰骋于海边风景如画的大道上，享受着金钱带来的快感。这就是里约，这就是巴西。

　　家庭环境和社会阶层不同，注定富人和穷人的孩子从生下来的那一天起，就生活在两个世界，虽然它都叫“巴西”。

　　贫富差距如此巨大的巴西，去年GDP总量超过2万亿美元，是全球第七大经济体，在欧债危机此消彼长的影响下，今年有望跻身世界前6名。与此同时，世界银行统计显示，巴西在世界银行标准的“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区间中，属较高水平。

　　但这光鲜的背后是必须直面的残酷现实：巴西2010年基尼系数为0.5304，虽然是自1960年有该项统计以来的最低值，但依然处于标志着“收入差距悬殊”的0.5以上，而在中心城市之一的里约热内卢，基尼系数最近几年有增无减。

　　巴西人口中十分之一的最富人群获得了社会总收入的40%，而最贫困的十分之一人群收入仅占总量的1.3%，经济落后的东北部，将近一成的最弱势人群甚至拿不到当地总收入的1%。“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这个词跟许多巴西人没有半点关系。

　　贫富分化是拉美经济和社会过去大半个世纪发展中，留下的显著印记之一。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微博)将拉美列为全球收入差距最大的州，而巴西则是典型代表。

　　这个国家虽然在过去几年极力通过发展教育和增加基础设施投入来减小社会内部的收入差距，但奈何底子实在太差，巴西政府也承认，要在基尼系数上和发达国家看齐，起码还需要努力30年。

　　马来西亚：双塔下的阴影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 对多数初到马来西亚的游客而言，从抵达的那一刻起，就能感受到这个东南亚国家的现代化：现代风格却又不失东南亚风情的吉隆坡国际机场，宽阔、顺畅的机场高速，吉隆坡城中鳞次栉比的豪华购物中心，当然，还有作为国家标志之一的马来西亚石油公司双塔。

　　乍一看，马来西亚比已经跻身发达国家之列的“邻居”新加坡不遑多让。不过，在现代化的写字楼和购物中心不远处，那些堆满垃圾且破败的小巷，很容易让人看到这个国家社会公共服务短缺的另一面。

　　不久前的一天下午，吉隆坡突降暴雨，城内一条小河涌出的河水漫开，城中多条主干道受淹，交通陷于停滞。一家托儿所的数十名儿童和老师受困，最后被消防人员用小船救出。

　　随后几天内，类似情况数次重演，吉隆坡市政当局却似乎完全无能为力。对于一个地处热带、每年有一半时间是雨季的国家而言，这种情况本不应发生。

　　不仅如此，吉隆坡以南的行政首都普特拉贾亚，宏伟的总理府、部委办公楼和巨大人工湖旁边，可以看到一些多年未能完工的“烂尾楼”。在第一批总理府工作人员迁入10年后，新闻、艺术、通讯和文化部等部委直至今年底才搬进新的办公楼。

　　其实，自1957年独立以来，马来西亚是亚洲地区经济表现最好的国家之一。1957年至2005年，马来西亚经济增速在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到达顶峰。即使国家经济在亚洲金融风暴中遭受重创，马来西亚也是较早走出危机的国家之一。1991年，时任总理马哈蒂尔提出“2020年宏愿”，即在2020年将马来西亚建设为发达国家。

　　但是，在不少经济学家看来，数十年经济高速发展后，马来西亚已经陷于“中等收入陷阱”，按时实现“宏愿”并不容易。

　　本月初，“透明国际”公布“2011年贪腐印象指数”，马来西亚的排名从去年的56位跌至60位。马来西亚总理署部长纳兹里·阿卜杜勒·阿齐兹承认，在反腐败方面，“马来西亚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在独立后的50多年时间里，马来西亚成功让大部分曾处于绝对贫困的民众脱贫，并从一个原材料出口国转变为制造业出口国。但是，过去主要依靠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实现经济增长，随着国家经济发展，民众收入水平提高，马来西亚与中国等其他一些国家相比在成本上失去优势，对外资的吸引力逐渐下降。同时，马来西亚上世纪70年代出台旨在扶助马来人以及一些本土少数民族的“新经济政策”，已经显示出不利于市场竞争和创新的一面。

　　面对挑战，马来西亚政府2010年2月推出“新经济模式”，力图推进创新和社会各领域生产力发展。不过，经济增长就像摩天大楼，能一定程度上掩盖却不能消除问题，“中等收入陷阱”的种种症状，并不一定会随着经济发展而消失，却会是马来西亚在成为发达国家道路上的阻碍。

　　智利：用“分享主义”缓解矛盾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 沿着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向南约100多公里，大片葡萄种植园遍布道路两边，别致的葡萄酒庄点缀其间，每年从这里出口的高品质葡萄酒，为智利带来了数十亿美元的收入；而从圣地亚哥向北约100多公里，绵延上百公里的濯濯童山，在高科技农业魔术下变成高产果园，苹果、鳄梨、樱桃以其高品质已成为欧美超市的高端产品。

　　如今，智利的中央谷地不过是外向型经济转型的一个缩影。要知道30年前，这里还是另一番景象：农民零散经营，入不敷出，多数还要去临近的城市打工……

　　而现在这里的多数农民拥有自己的农庄，在行业联合会的帮助下，他们打造出了在全球都极具竞争力的农业出口生产基地。

　　不仅如此，智利南部海域的三文鱼养殖业、中南部林区的林业和造纸业、北部沙漠地区的铜矿开采和冶炼业，都归功于过去30年经济转型的努力，其结果都呈现出规模化、精细化、高品质。

　　智利之所以突破瓶颈，主要源于两个核心因素。智利大学经济学教授伊格纳西奥认为，一方面政府意识到国内市场狭小内需不足的劣势，能够发挥矿藏、农林渔业资源丰富的优势；另一方面，智利的改革开放较早，与世界经济全球化趋势同步，因此谋求自由市场经济转型、推动外向型经济顺应世界潮流。

　　众所周知，拉美资源丰富且奉行开放主义的国家不少，但智利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崭露头角，关键在于智利的开放主义并非照搬教条的经济政策，而是根据本国国情与世界经济环境变化，积极调整贸易、货币与财政政策，避免多数拉美国家“进一步退两步”的恶性循环。

　　事实上，疾风骤雨的经济改革也累积了不小的社会矛盾：贫富分化加剧，就业压力增加，社会各阶层严重对立等。如果解决不好，智利将会深陷“中等收入陷阱”。

　　20年前文人政府上台执政，着手治疗“社会病”。智利开始追求兼顾公平的经济增长，这种分享主义体现在智利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特别是养老金保险制度改革。

　　在智利，养老金由私人机构组成的养老金管理公司(AFP)运营。AFP被法律严格限制为只能从事于社会保险业务有关的活动，即征收养老保险费，将保险费存入个人账户，并用保费按法律授权的方式投资，将投资所得按法定的要求作为保险福利提供给投资者。投保人能够自由选择管理公司，这就迫使管理公司之间互相竞争，压低管理成本，减少佣金比率，同时在投资时争取更好的投资回报，一边吸引和保住更多参加者。

　　养老金制度改革，最重要的是政府可以拿出更多的资金，将公共开支向最贫困阶层倾斜。这种社会保障体系使该国经济和社会走向双重的良性循环。

　　在这场通过有效的经济战略和平衡的社会政策，摆脱“中等收入国家”魔咒的战役中，智利依赖于超前的制度设计和政府严格的自律精神最终胜出。

　　很多拉美国家因为政府权力没有得到有效约束，成为贪污腐败的重灾区。然而，自1995年“透明国际”发布有关贪腐印象指数的“全球清廉排行榜”以来，智利是拉美地区唯一进入前20位的国家。

　　据预测，智利人均GDP2011年将超过1.2万美元，成为率先迈入高收入行列的南美经济体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