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网上海5月10日讯(记者吴凯 王剑锋)5月9日至10日，第三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在美国华盛顿举行，中国王岐山副总理、戴秉国国务委员作为胡锦涛主席的特别代表，与奥巴马总统的特别代表克林顿国务卿、盖特纳财长共同就“建设全面互利的中美经济伙伴关系”的主题，开展关系到全球利益格局发展的重要对话。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金融学教授孙立坚对中国经济网记者表示，中美经济和战略对话中，中国一定要恪守“中国利益”为第一的原则，再来寻求美国所建议的“共赢发展”的诉求。

　　孙立坚谈到，这次对话的新特点就是双方都在寻找借助对方国家在世界经济和国际政治舞台中所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力量来谋求“共赢”的交集点，来防范单边利益的增长对自己构成的威胁。

　　孙立坚分析说，从经济层面上讲，下一轮占据世界经济主导权的候选国家出现了多元化的态势，以新能源产业为代表的“欧洲标准”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欧洲市场”对“美国标准”构成了严峻的挑战，以中国为代表的拥有巨大生产能力及庞大市场潜力的“金砖五国”等更多的新兴市场国家，出现了谋求制造业国家“共同利益”的整合趋势。美国经济债务累累和产业空心化使得它渐渐失去货币、金融和创新方面的国际竞争力，美国更担心一旦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加大与欧洲阵营的合作力度，会对“美国标准”产生很多的冲击。这次对话对中国而言，要打破以压“中国产业竞争力”为代价的“美国标准”的攻击，来保护顺利完成结构调整、让中国经济更上一个台阶的“中国利益”；美国需思考拿捏遏制“中国崛起”对美国构成压力所需要的制裁手段，和寻求中国“认同”乃至得到中国实质性帮助所需要的、即维护“美国标准”又认可“中国利益”的中美合作战略格局这“双重目标”之间的分寸。从这个意义上讲，中美这次战略和经济对话完全可以说是一次“中国利益”和“美国标准”之间的重量级博弈。

　　孙立坚进一步谈到，尽管美国对中国人民币汇率问题十分敏感，但人民币按照美国期待的大幅升值的做法可能会威胁到中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更加会影响到中国动用存量的海外资产为国家结构调整作贡献的成本，最终会导致中国政府积极加入欧洲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阵营中。所以，认同中国所倡导的自由贸易理念，同时又希望中国能尽快向海外打开金融市场的大门，以此能让美国金融机构极致发挥出美国货币主导权和金融创新能力所带来的鲜明的比较优势。

　　另一方面，这些年来美国一直在寻求的新的增长方式和重新打造美国竞争力的“再工业化”战略，而这一战略最大的竞争对手来自已经确立“世界加工厂”地位的中国，而简单靠打汇率仗、贸易仗，效果不见得明显，甚至最多把中国拖入“两败俱伤”的局面。所以，美国又开始像当年打败日本制造强国威胁所采用的“游戏规则”改变的策略一样，来寻求重新打造未来在制造业市场中“美国标准”的机会。只是这次不同的是，把中国这个竞争对手一起放到确立“美国标准”的阵营中，即和欧洲技术相当的美国新兴产业，比如，新能源战略的实施中，争取和中国进行最大程度的合作，以确保让“美国标准”的这类新产品在“中国制造”过程中形成无与伦比的“性价比”竞争力，由此挤出缺乏性价比竞争力的“欧洲标准”这一至关重要的结果。这种战略的用意就在一箭双雕：一是通过产业的新标准确立，把中国已经在传统产业中越来越强的竞争力遏制，让其“产能过剩”，失去中国崛起的重要动力来源。二是通过跟中国的合作，在“标准”的竞争上，再次出现当年战胜酝酿多年的“日本技术”的结果，让欧洲碳经济的技术和市场实力失去“落地”的机会，以至于前期他们大量的投入无法在“美国标准”下获得自己利益上必要的补偿。

　　孙立坚建议，中美经济和战略对话中，中国一定要恪守“中国利益”为第一的原则，再来寻求美国所建议的“共赢发展”的诉求。在策略上，中国要坚持美国过去一贯倡导的“自由贸易、开放竞争”理念的“华盛顿共识”，通过美国人容易接受的“摆事实讲道理”的做法，阐明中美经济的失衡的解决办法一定要建立在各国双赢基础上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争取美国对中国近来减持美国部分国债以购买用美元计价的工业资源、技术等硬财富的举措上，最大程度的理解和给予实质性帮助，并强调用“汇率和贸易战”来解决问题的危害性。另一方面，中国要反复强调这几年越来越被新兴市场国家所接受的“北京共识”——强调发展中国家有序、有条件地进行产业升级、结构调整和降低碳排放的改革方式对世界经济稳定发展发挥着重要的意义，否则，欧美如果没有这种“包容性增长”的意识，而采取和自己发达国家一样的“一刀切”的做法，那么，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就会为欧美“过去到今天”的高度发展所造成的环境污染问题(长期发展所造成的总量上污染程度要比新兴市场国家现在刚刚崛起所产生的环境污染不知要严重多少倍！)，不得不和他们一起来分担由此带来的巨额的环境破坏成本，以及蒙受放弃发展中国家自己刚刚习惯、并已逐渐形成竞争优势的传统制造业所带来的巨大经济成本和社会成本。

　　孙立坚并不看好这种欧美“单边利益”主导的国际“对话”。他期待美国政府在这次对话中能够“顾全大局”，拿出一套成熟的、对“中美双边利益”乃至“世界共同利益”都有利的国际新秩序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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