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籍广东潮州的经济学家黄有光，1942年出生于马来西亚，1980年，他当选为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是少数几位跻身世界经济学论坛的华裔经济学家之一，曾受聘担任诺贝尔经济学奖评委。1986年，黄有光成为被选入主要经济学家传记辞典“Who’s Who in Economics: A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Major Economists 1700-1986”的十名澳大利亚学者与全球十名华裔学者之一，并于2007年获得澳大利亚经济学会最高荣誉——杰出学者。多年来，黄有光已在经济学、哲学、生物学、心理学、数学、宇宙学等学术期刊(包括AER, Economica, EJ, JPE, RES, SCW)发表两百余篇论文。

　　根据互联网上一份统计资料显示，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 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黄有光教授，是在世界顶级经济学杂志 (Top 10) 发表论文最多、且被引用次数最多的华裔经济学家。斯坦福大学教授、美国著名经济学家、197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肯尼斯·约瑟夫·阿罗(Kennth J·Arrow)曾对黄有光教授不吝赞美之词：“黄有光教授是研究经济政策分析基础理论的许多学者当中，最具原创性想法的学者之一。”这使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黄有光是当代极少数对西方经济学主流理论作出贡献、并被西方主流经济学界承认的华裔经济学家之一，可谓是“最接近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华人经济学家”。

　　兴趣广泛的“快乐经济学家”

　　黄有光于上个世纪40年代出生在马来西亚。那时候，马来西亚的小学是6年制的，但黄有光却足足读了8年，分别念了两次二年级和三年级，其留级的主要原因是：语言学习能力差，对环境适应能力较弱。黄有光是家中第七个孩子，童年“拮据的快乐”给黄有光后来创立福祉经济学带来了很大的影响，比如，他认为，财富对于真正快乐的贡献程度并不占据绝对地位。

　　少年时代的黄有光，曾冒着被逮捕的危险，参加“左”派学生运动。此后，黄有光开始认识到：只有知识救国，才能提高国家和人民福利。于是，黄有光开始认真从事学术研究，并最终被经济学归化，23岁时已在顶级学术刊物《政治经济杂志》(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上发表学术论文，逐渐在经济学界声名鹊起。

　　1966年，黄有光在获得新加坡南洋大学经济学学士学位后，赴悉尼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在悉尼大学读博士的日子，是黄有光物质生活上并不宽松的时期，一家四口人都要靠自己的奖学金来维持。祖籍潮州的黄有光，依然保留着潮汕人的家庭观念，家庭生活的开心也为黄有光的思考带来动力。黄有光在访谈中，多次表达了对那段物质生活匮乏时光的深刻怀念，而生活艰难也丝毫没有影响到他自己幸福和快乐的强度。黄有光认为，平均而言，结过婚的人要比没有结过婚的人更加快乐，因为他们有了感情的寄托，有了别人对自己的需要，生活的压力也容易得到释放。这段经历，在黄有光后来创立的“快乐经济学”理论上留下了“痕迹”。1971年，黄有光获悉尼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1974年至1985年在澳大利Monash大学任教授，1985年至今任Monash大学讲座教授，1980年被选为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

　　黄有光学术兴趣广泛，从中国经济问题到福祉经济学与公共政策，从提出、创立综合微观、宏观与全面均衡的综观分析，到与杨小凯合作发展的新兴古典经济学(即以现代数理方法分析古典的分工、专业化与经济组织)，但，最引人注目的，当数他上世纪90年代以来对“快乐”的研究，他甚至主张把“快乐”作为经济增长、公共政策等等一切人类活动的终极目标，取代经济学沿袭多年的“效用”。黄有光还乐与学生争论问题，谁发表什么观点都可以，从不以教师威严压制。在任何情况下，黄有光都不改他那一以贯之的、以福利为准绳评价好坏优劣的观点。

　　黄有光知识渊博，经济学、数学、哲学、诗词、小说、心理学、生理学和动物学，几乎无所不通。黄有光的经济学理论也充满了创意，他自创的第三优理论和综观经济学，使他获得了20世纪80年代“不完全竞争下的宏观经济学之微观基础开创者”的头衔。闲暇之余，黄有光好读书著文，他常言读书是他人生第二快事。除了学术论文，黄有光还写了一部武侠小说《千古奇情录》。作为华裔，黄有光一直心系华夏，在访谈中，每提起中国，他总称“本国”，赤子之心，华人共鉴。目前，在中国复旦大学等高校里，黄有光设立了奖学金，以奖励那些有志于研究福祉经济学的学生。

　　将福祉经济学推到全新高度

　　将经济学界流行的“福利经济学”改为“福祉经济学”，是黄有光教授的主要成就之一。这样的改变，更清晰地给出了这门学科的研究范围和准确反映了英文“Welfare”的真正含义。黄有光在《福祉经济学》和《社会福祉与经济政策》这两本书中，详细地论述了“黄氏福祉经济学”，内容涵盖传统的福祉经济学论题，如帕累托最优、福祉标准、消费者剩余、社会选择、外部性和公共物品等基本知识，而且还涉及一些高新的论题，如准帕累托准则，钻石效应对消费者剩余的影响，以及在经济学界很有影响的“第三优”理论，而其独树一帜的“一元就是一元”的结论，对公共政策的制定，特别是对成本及收益的分析，则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简化方案。通过将福祉经济学从偏好改进到福祉或快乐层面，以重新确立一个制定公共政策所必需的基础，黄有光将福祉经济学推到了一个更全面分析的高度。

　　黄有光的观点是，在将经济学应用到政策上时，要把人们的福祉或快乐作为终极目标。黄有光谈到，虽然经济学本身是一门实证科学，但它经常被用来作政策建议，当涉及政策时，必然牵涉价值观。价值观的问题虽然和科学问题不一样，不过也不是完全不能讨论。人们的终极目标是快乐。因此，政府的政策应该把人民的长期福祉(即快乐)极大化。不过，黄有光说，多数经济学者只谈偏好(或效用)而不谈快乐，这是不够终极的；多数经济学者也怀疑快乐的可衡量性与人际可比较性，当然，这有困难，但并非不可能。

　　黄有光认为，当今的主流经济学存在一些缺陷，但它的主体是没有缺陷的，比如价格原理、一般均衡理论等等。而缺陷产生的主要原因是：第一，人在很多情况下是非完全理性的，比如，吸食毒品暂时可以带来精神的愉悦，但长远看来不利于自己的健康，这样，运用经济学中的所谓最大化原则行事，必然产生偏差；第二，现实中由于存在信息成本和交易成本，所谓的最优或者次优都不可行，而真正可行的是“第三优”等等。

　　综观经济分析法的创始人

　　黄有光于1980年前后，提出并创立了综观经济分析法。综观经济分析法把经济学中的微观、宏观与全面均衡分析综合为一，采取一些假设的障碍，既能解释传统经济学难以解析的重要现象(例如金融危机为何能影响实质经济，经济预测为何困难)，又能用来预测重要事件对经济的影响。

　　综观经济分析法，用一个典型厂商来代表整个经济(也可代表整个行业)。厂商的产量与价格，取决于需求与成本的情况。综观经济学，分析需求与成本的外生变化对产量与价格的短期与长期影响，用简单的方程式来分析各种事件对经济的影响。黄有光举例说道，东亚金融危机时期，台湾从东亚其他国家进口货物的成本减低，而这些国家对台湾的出口需求减少，会使台湾的物价下降，而对产量有正负的相反影响。黄有光认为，如果经济学者对成本、产量与价格的反应等内生反应参数进行估计，就能用简单的综观方程式计算出一些大事件对本地经济的影响。

　　目前，黄有光已经出版的著作有：《福祉经济学》、《综观经济学》、《专业化与经济组织》(与杨小凯合著)、《效率、平等与经济政策》、《经济与快乐》、《金钱能买快乐吗？》、《社会福祉与经济政策》、《黄有光看世界》、《高级微观经济学》(与张定胜合著)、《黄有光自选集》、《宇宙是怎样来的？》。他的分析，结合了哲学基础与实证经济分析 , 以独特视角为公共政策的评判指明了方向，为读者及大众构筑出一个“快乐的经济社会”。             (文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