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利农庄：“小农”消失之后

　　在现代农庄模式下，农民变身为农业工人，创造出巨大利润。但如何培育他们的归属感？

　　文 | 林小骥   编辑 | 吴金勇   摄影 | 严怿波

　　一栋由十几个嫩绿色的旧集装箱横竖叠成的建筑，伫立在大团镇南部的田野中。这座新潮的“铁盒子”是多利农庄正在建设的产品质量现场监测中心。建成后，“庄主”张同贵就能站在里面，透过大玻璃看着一箱箱新鲜采摘的有机蔬菜装上货车，被直接送到上海每个农庄会员的家中。

　　多利农庄成立于2005年，面积近2000亩，是上海市郊最大的有机蔬菜基地。大团镇位于浦东新区东南。作为传统的农业镇，这里分散的小农们世代耕种着自家的一亩三分地，浑浊的河水，散乱的农田是这里的典型画面。6年前，四川商人张同贵(多利农庄董事长)揣着自己赚得的上亿元资金来到大团镇，并通过农地流转获得当地1750亩耕地23年的经营权。

　　越来越多的资本嗅到了高附加值的现代农业的商机。据统计，2007年，私募股权机构投资于农业项目的金额仅为3.96亿美元；到了2010年，其投资金额达14.89亿美元，这一年的投资金额超过了前4年的总和。

　　作为上海市现代农业的示范基地，多利农庄是资本农业模式的先行者。它的到来，改变了当地700户农民与他们世代耕作土地的关系。

　　切断“脐带”

　　皮肤黝黑的中年农妇宋林娟是土生土长的大团镇人，现在她是多利农庄的一名种菜工人。上世纪80年代前，与当地所有农民一样，她一家在三熟制的种植中年复一年的劳作。(大团镇镇志显示，在缺少农业外就业之前，当地农民增加收入的办法通常是增加复种次数并不断改种劳力更加密集型的农作物，这使得三茬制在当地农业种植中非常普遍。)

　　“我爸妈年轻时，家里就是种三季的，农忙时老人、孩子都要下地，那时候的农活就是全家都动员上，没白没黑地干，最后也就是能勉强糊口。”宋林娟回忆。

　　1980年代末，长三角乡镇工业的发展，日夜在田间劳动的农民终于可以摆脱土地的束缚，到镇里去打工。从此，农民不断离开土地成为当地一种趋势。

　　在多利农庄来之前，宋林娟一家仅有她一人还常年干农活，但比起儿子在城里开出租一个月五千多的收入，她劳累一年在两亩地上种桃子赚来的一万元收入只占家庭总收入的很少一部分。

　　2005年1月，上海市出台了《关于本市1000公顷菜田生产设施建设的实施意见》，各区县政府举行了项目公开招标，于是在大团镇中标的多利农庄获得了金石村及邻近车站村和林艺村共700多户农民耕地的土地承包权，期限到2029年。起初，村民对多利农庄开出的每个月1000元/亩的补贴标准并不满意。最后，当地政府为了让项目能够顺利落地，在多利农庄的补助之外，镇政府又给农民500元/亩的补贴，同时给每个农业人口支付1200元/年的补助。

　　从那时起，宋林娟一家与土地的“脐带”就被斩断了。宋林娟们也许没有想到的是，在那片从未真正给他们带来财富的农地上，经过资本的浇灌与经营，竟然能创造出巨大的利润。

　　土地重生

　　三月的春光下，一条环绕多利农庄的清澈小河缓缓流淌，里面一排排白色蔬菜大棚整齐排列着。与远处被水质暗混的河水围绕的杂乱农田相比，眼前这幅宁静的田园画面是用巨资恢复的，仅这条20米宽的河道及相关灌溉用水的改良就耗费6000多万元人民币。农庄还采用了滴灌和喷灌的数字化灌溉系统，在土壤中埋传感器，灌溉系统可以根据土壤的湿度与温度，通过传感器，配合不同菜品的特性条件实行自动化灌溉。

　　“我这个地方自己投资了1.2个亿啊！这都是我以前赚的，没有这个资本支持，谁干得下去啊，我早玩不下去了。”多利农庄董事长张同贵在说起农庄一开始巨大的资本投入情况时语调明显激动起来。

　　先期设施建设的大量资本投入只是问题之一，由于长期使用农药，多利农庄的土壤酸性很重。为了达到国际要求的有机蔬菜种植标准，多利农庄的土地都必须经历长达三年的土壤改良期。

　　头发花白，戴着黑框眼镜，长相酷似罗大佑的林文健将一个锥形的电子土壤检测器插入土中，上面显示出6.2的数值，“还是有点酸，PH值7是中性，5-6是酸，5以下是强酸，就不能种蔬菜了，这里还没净化的土地PH值都是4点多。”说着他把刚才的数值小心地记在了本子上。林文健是多利农庄专门从台湾请来的有机农业技术专家，负责整个农庄的生产管理和技术指导。每天他都会开着电瓶车在农庄的田地中检测土壤的酸度以及观察蔬菜的生长情况。

　　因为不能用任何化学药剂，多利农庄对手工劳动的需求是一般蔬菜种植的两倍，同时它还需要用极其精细化的企业管理方式去重新组织当地的农业劳动力。

　　农田流转给多利农庄后，宋林娟就告别了以自耕为主的家庭承包经营方式，成为多利农庄的雇佣工人。每天清晨，她都会离开家骑着电动自行车赶到3里外的农庄上班。工作时间是7点-17点，无周末，月薪1100元左右。作为一名生产组长，她的名字被大大地写在蔬菜大棚外的显眼处，除了自己劳作外，她还要管理着10多个工人。蔬菜大棚的门上都贴着工作流程表，每完成一个工作流程后，她都要在表格上注明。下班前，她还要让专人把一天的工作进度录入电脑。像她这样多利农庄常年雇用的工人有一百多个。

　　对于宋林娟来说，她改变的只是自己的生产轨迹，不算多大一回事，但现在这片土地呼唤出来的产值较之过往却相当惊人。

　　“我们家以前有两亩地，种桃子时每亩地每年能有5000元的收入，但这还不算劳动力成本和生产成本。”宋林娟告诉记者。同样是宋家的地，如今经过多利农庄的经营后，每年每亩地蔬菜产量可达2万公斤，出棚价约为22元/公斤，扣除每公斤12元的种子、农药和人工等直接生产成本，每公斤蔬菜的利润是10元，也就是说，不出意外的话，每亩年利润可高达20万元。

　　小农不可信？

　　仅仅从生产环节并不能完全解释，为什么同样一片土地，多利农庄通过企业运作的模式比小农能产生更大的产值。

　　“企业更能让市场发现价值，而农民不能。”曾为多利农庄做过盈利模式研究的中国人民大学农村与农业发展学院副院长郑风田教授分析。他认为，就算农民能够种出跟多利一样的有机农产品来，市场也不会给出足够的溢价。近年来的多次食品安全事件，导致消费者对监管机构失去信任，对分散的农户也失去信任感。而像多利农庄这样通过把生产环节内部化的方式较能被市场认可，企业由于生产投入大，造假成本极高，消费者会更倾向于相信企业经营的品牌。

　　对于小农的不信任不仅仅来自于消费者，当地政府也更倾向于支持农业企业，而不是分散的农民。

　　“由社会资本来做这事，有一个原因就是，如果政府给单个农民一亩地4万块扶持，他们早就拿这些钱去盖房子，才不会投到田里去呢。”当地一位官员在说到为什么政府不支持小农进行蔬菜种植时直言了对农民的不信任。

　　政府给予多利农庄的财政扶持力度则超出一般人想象。多利农庄前后总共投资2.5亿，其中当地政府资金支持在里面占了一半多，达1.3亿。据大团镇农办介绍，在2006年、2007年两年间，大团镇先后给多利农庄蔬菜大棚补贴费达6000万元，育苗基地费约3000万元。在镇农办提供的一份2010年政府农业扶持项目的资料中显示，去年镇政府对多利农庄的资金支持占到当年农庄资本投入的70%，达1225万元。

　　多利农庄已经成为浦东新区现代农业的展示样板，经常接待来自各地乃至中央的视察。最近来自全国各地政府的邀请让张同贵的行程非常繁忙。从北京到昆明，从成都到三亚，各地的政府都希望多利农庄能到他们那里去发展有机农业，并许诺给予比上海更大程度的政策支持及配套更大片的土地。福建武夷山就希望多利农庄能在那里建设3300亩的农庄，其中300亩用来做农业旅游，3000亩种有机蔬菜。

　　实力更雄厚的资本已经开始发现现代农业的商机。今年1月，万达集团就宣布要投资4.9亿元在北京延庆县建设占地5700亩的有机农业园。据万达集团介绍，通过建立有机农业园，万达将通过为农民支付地租以及为农民提供就业机会等途径，帮助当地农民获得稳定的土地流转收入和劳动收入，从而尽快帮助他们脱贫致富。

　　通过倒包转租的形式，农民不仅能获得土地流转费用，还能在农场打工，这似乎是增加了农民的收入。但是在台湾人林文健看来，这还不够。

　　“生产有机农作物的农民，不能只被单纯地看做是农民，而应该是健康粮食提供者。我们应该把他们的角色再提高，让他们有荣誉感。”林文健想把来自台湾的价值观灌输给多利的种菜工人，但是他发现他们仍然只是把它当做一份工作，没有台湾那种归属感。

　　据林文健介绍，台湾现代农业仍然是小农式经营，农庄主人都要自己下田耕作，他们把这看做是生活的一部分，并为自己能够提供健康的农产品而骄傲。

　　台湾的小农之所以可以存在并发展，林文健觉得这得归功于政府对于现代农业及小农的大力支持。首先在台湾对于农产品质量的检测极其严格，特别是有机农产品，一旦发现造假生产者将被罚以重金。另外在台湾每个乡、每个镇都会有一个农会，农会是政府支持建立的民间组织，它们与农民的关系非常密切，会给农民生产上的协助、专业上的训练、提供种子肥料、负责销售，从而免去了农民对农业生产之外的忧虑，同时有机农业产生的高利润又能够被农民所分享。

　　傍晚余晖下的菜地，格外清新，多利农庄里的雇工仍在劳动，站在整齐的温室大棚外，宋林娟还能回忆起自己在很小的时候就在自己父母的身边帮忙干一些农活的情景。

　　“我的小孩肯定是不会回到这里种菜的，他们来干嘛啊，晒得黑黑的。”望着远处的农田，宋林娟坚定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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