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三十多年，中国经济表现惊人。然而一系列问题也越来越明显，收入差距过大、社会保障不足、环境问题越来越严重，而更为紧迫的是，劳动力供给直线下降，以往的国际比较优势不再，工资和原材料价格上涨，中国制造的国际竞争力随之下降。在此背景下，中国经济将向何处去？无疑是这个时代最重要的问题。

　　为此，本报特邀201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世界劳动力市场研究的权威学者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德斯教授访问中国。5月13日-17日，皮萨里德斯教授在北、上、广、深四个中国一线城市与中国学者、企业家展开了深入讨论，共商中国经济的发展之道。

　　本报记者 李靖云 发自北京、上海、广州、深圳

　　2011年作为“十二五”开局之年，中国经济继续一路走强。但自一月以来，更多的数据道出了今年中国经济走势的艰难。一季度，中国出口出现了久违的贸易逆差，进口首次超过4000亿美元。虽然整个逆差不过10.3亿美元，却带有相当强的指标性意义。另一个带有指标性意义的数据，则是让人忧心不已的CPI，5月16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5月上旬主要食品价格上涨范围较4月下旬扩大。有学者预计，6月CPI将超过5.5%并达到年内高点。而上月28日，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中国人口老龄化比例（65岁以上老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达到8.87%。而其他发展中国家这一数据刚超过5%，世界平均水平只有7.5%。中国实质上已经进入了老龄化社会，未富先老的处境越来越清晰。

　　无论是贸易逆差，还是CPI大幅上升，还是人口老龄化，并非没有关联。劳动力供给直线下降，以往的国际比较优势不再，工资和原材料价格上涨，中国制造的国际竞争力随之下降。种种现象，之间究竟存在何种关联？就此，皮萨里德斯教授，与中国学者深入展开了讨论，对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阶段做了评估，对可能的公共政策做了分析和评述。

　　老龄化社会并非坏事

　　中国社会已经是一个老龄化社会，这是中国宏观经济发展的一个基本背景。所谓发展方向和发展模式的转变，也是基于这个背景。那么在此背景下，中国经济发展到底存在哪些变化，劳动力供求关系的变化又会造成哪些结果？对此，皮萨里德斯教授与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教授、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钟伟教授在北京做了深入研讨。

　　皮萨里德斯指出，在经济发展的过程当中，就业会不断发生变化，形成劳动力市场的摩擦，很多市场经济中的不平等现象，比如工资的不平等，就是市场摩擦产生。一般而言，从农业就业转移到工业就业，会受到一些诸如工资等不平等的待遇。所以公共政策应该以减少市场摩擦为主要任务。政府应该着力减少劳动力在农业、工业和服务业三大行业的障碍和摩擦。皮萨里德斯认为，当前中国劳动力在市场间转移的顺差依然存在，这是因为房价、福利、津贴等不可转让流动的障碍存在，还有最重要的教育缺陷—对于中国庞大的进城农民工而言，如果要转移到城市，就需要为之提供更多的教育。中国政府应该及时调整公共政策，降低农民工流向城市的门槛，社会福利应该均等化，特别是应该充分注意教育的作用。

　　皮萨里德斯认为，老龄化是一个长期趋势，应该正视而不能回避，老龄化对中国经济的总体而言可能不是好事，但老龄化会带来相应的产业结构变化。恰恰是因为老龄化社会的到来，服务业的需求才不断扩大。所以如果服务业的生产力发展的速度超过制造业，那么可以继续保持经济的平稳增长。他进一步指出，从工资动态变化来看，老龄化社会也不是坏事，高附加值劳动被充分重视，技术工人的价值将被充分认识，有利于降低劳动力市场的摩擦，提高经济效能。就劳动力市场的发展而言，注定会有收入不平等的现象存在。但是政府不应再设置一些阻碍劳动力在产业间流动的障碍，增加这种不平等。

　　蔡昉教授则指出，当前中国的老龄化社会是不可避免的，并不是什么可怕的事情。当前中国经济所要避免的是陷入“未富先老”困局。最迟到2013年，中国将丧失人口红利，原先在劳动密集型产业方面的比较优势将丧失，而高科技产品的比较优势又不具备，就会在全球化中处于劣势。他指出，近十年来中国劳动力市场已经不再是无限供给，目前已经是求大于供了。工人工资的快速增长，以及劳动纠纷频发，实际就说明了这种趋势。那么如何保持中国经济的平稳发展呢？蔡昉认为只能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舍此别无他法。他指出，特别要重视市场的优胜劣汰作用，要果断放弃对一些行业企业的特别扶植政策。以日本为例，虽然日本的经济发展水平很高，但是在上世纪90年代人口抚养比迅速提高的时候，公共政策犹豫不决，对很多丧失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采取了扶植的办法，政府积极要求银行提供资金支持，最终导致企业风险转嫁到金融行业，造成金融风险，最后造成泡沫经济。这非常值得当前的中国警惕。

　　钟伟教授则从人口、资源、环境三个方面分析了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前景，他认为中国经济在2020年前后将遭遇很大的困难。首先以中国经济对能源耗费和依赖的程度而言，到了2020年，中国将要耗费世界资源的一半以上方能维持经济的发展水平，这是很难想象的。同样到了2020年，中国老龄化将进一步加剧，但相对的养老体系、医疗体系是否能建立健全，存在着很多疑问。就环境因素而言，漠河、腾冲东西分界线依旧是中国的经济分界线，这一状况若持续到2020年，以当年东部环境的退化速度，显然不能保证中国经济进一步长期稳定增长。因此对中国的发展而言，不仅仅是单纯的经济改革，而是要配合许多其他的改革，未雨绸缪，以期能逾越长期发展的障碍。

　　均福利以减流动障碍

　　老龄化社会必然带来社会福利要如何展开等相关问题，但是当前中国必须在相对的经济发展水平上建立健全社会福利。社会福利和经济发展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十二五”规划中又有哪些调整值得注意？在上海，皮萨里德斯与中国学者给出了他们的思考。

　　皮萨里德斯认为，市场经济本身就带有不平衡性，正是这种不平衡性产生了劳动力的流动，带来了市场摩擦，也带来了市场竞争的活力。政府的公共福利制度不是要去取得某种不可持续的平衡状态，而是要减少社会流动的阻碍。因为中国已经步入老龄化社会了，相关的社会福利制度一定要注意均平化，社会福利是普惠全民的，而非是本地化的。皮萨里德斯特别指出，这种均平化的社会福利有助于减少社会流动的阻碍，有助于劳动力在各个产业和地区间的流动，发挥资源配置优势。他特地以欧盟为反例说明这一问题的重要性，欧盟各国之间的福利政策各自为政，导致区域差异化严重，劳动力内部流动困难，资源配置优势无法发挥，阻碍了欧盟经济的发展。

　　皮萨里德斯认为，教育是一种重要的社会福利，特别是现代社会，公共教育的提供对于劳动力水平的提升有重要意义。他指出，当前中国在大学教育上投入很大，这是好事，但是大学缺乏相应的独立性，这就很难充分发挥作用。教学和科研有其独立性，政府必须要尊重。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周林教授非常同意皮萨里德斯教授关于政府应该有效清除劳动力流动的社会障碍的观点。同时他指出，中国的问题在于三大产业本身发展很不平衡，以制造业为主的第二产业集中的人力物力最多，效能最低下，中国的宏观产业经济问题也集中在第二产业。“十二五规划”中关于发展劳动密集型的服务业是非常正确的战略调整。服务业本身对劳动力的吸纳远远超过一、二产业。他表示，皮萨里德斯指出的欧美的个人化服务业的发展浪潮也在中国出现了，这理应是中国服务业发展的方向。

　　和周林教授一样，前伦敦市长约翰·罗思义教授对“十二五”规划的调整方向表示了高度认同。“单纯的GDP增加是没有意义的”，罗思义说：“必须要搞清楚是什么拉动GDP增长的。”罗思义指出，中国在“十二五”规划中提出的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要均衡发挥作用，不能简单理解为要加强内需，世界上内需占GDP比值最高的国家大多都是经济发展迟缓乃至停滞的国家。罗思义指出，其实中国的内需增速非常快，不过是因为投资太过庞大，掩饰了内需的快速增加。他进一步指出，每年中国有着巨大的投资，但很多都是投向初级品产业和基础设施。其实50%的美国经济增长也是依赖投资拉动的，但其投资主要集中在技术密集型企业上。罗思义认为，这正是中国所缺乏的。以上海为例，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不是仅仅投资硬件设施就足够了，必须要建立一批高质量的服务企业，但是上海在这方面的投资是不足的，这就导致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无法迅速确立。

　　劳动力流动服务业大有可为

　　制造业的发展和城市化的推进是在过去三十年间支撑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的重要支柱，广东省无疑是最好的范例。作为中国制造业的核心地带，广东也有着发达的城市带。第六次人口普查的结果显示，广东已经成为了中国人口第一大省，这充分说明了广东在吸纳劳动力方面的强大能力。但是随着国内宏观经济背景的变化，人口红利的消失，通货膨胀的压力进一步增加，广东，特别是珠三角地区需要作出相应产业和发展战略的调整。皮萨里德斯教授特意来到广州、深圳，和中国学者就相关问题做了探讨。

　　皮萨里德斯教授认为，广东较好地体现了劳动力资源流动和有效配置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大量农民走出乡村，来到广东工作，形成了广东制造业的优势。当前广东可以适时配合劳动力流动和转移的方向，积极发展服务业。服务业的需求是一种不间断的持续的需求，对于劳动力流动的吸引力远远超过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但皮萨里德斯教授也指出，服务业本身也有很多层次，高级的服务业比如金融服务业并不是所有地区都是可以发展的。他本人对珠三角地区，特别是深圳形成金融中心的前景并不乐观。珠三角地区应该基于自身实体经济较为发达的优势，适时加强高等教育，特别是高等技术教育服务和其他的商业服务，进一步取消地区壁垒，加强社会流动。

　　香港科技大学丁学良教授认为，皮萨里德斯教授提出的劳动力产业转移的发展框架很有意义，如何实现产业升级，这既是广东当前的问题也是中国当前的问题。他认为，过去的劳动力充分供给之下的发展道路已经无法继续，中国人已经告别了不怕苦、不怕累、不怕死的经济增长模式。企业劳动力成本的提高，说明了工人生活水平的提高，这也是经济发展的成就所在。丁学良指出，在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优势地位逐渐丧失的时候，经济发展必然要转向依赖高附加值劳动，而要形成高附加值产业链，只有走自主创新这一条路。丁学良进一步指出，要想自主创新，首先要发挥企业家的创造力，其次要加强高等教育。当前对企业家和高等教育的束缚太多，不利于对自主创新的能力的培养，必须去掉这些束缚，营造良好的自主创新环境。

　　不论是皮萨里德斯还是丁学良教授，都反复强调加强社会流动对经济进一步发展的意义，指出中国政府应该取消社会流动的障碍。这一点也得到了上海交通大学金融学教授潘英丽的高度认同。自从3月份北京大学蔡洪斌、黄益平教授在不同场合提出加强社会流动、破除中等收入困局的意见以来，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在这次的讨论会上，加强社会流动在四地会场也被与会专家多次提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