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东东

　　泰戈尔要是还在世，今年就该有150岁了。说起来。泰戈尔的形象既是东方的文学英雄，更是西方的文学英雄。他于1913年得诺贝尔奖的时候，中国还没有发明嫁接自西方的所谓新文学。十年以后他来中国，一些已经开始在中国得势的新文学人士则成了他的主要接待者和陪同者。他被中国视为大师，除了跟他在各个领域的杰出成就有关，也跟他曾得了那个瑞典文学院颁出的、西方标准的文学奖大为有关。在整个二十世纪，诺贝尔文学奖本身差不多就成了文学之圭臬，在中国，至少一个时期以来，它还成了诸如“我们也要有原子弹”、“我们也要有万吨轮”、“我们也要有人造卫星”、“我们也要拿世界冠军”之类的奋发图强的硬指标。尽管文学从不是体育，但是来自西方的文学奖游戏终于让人觉得文学写作也可以是比赛，也得要“物竞”一番。何况，近代以来，许多中国人头脑里被注入的，正是文学进化论的观念。泰戈尔作为第一个出自亚洲的摘取诺奖者，一方面让同是东方人的中国作家们略有胜出西方作家之喜，一方面却多了一层负于邻家之哀—看人家印度也已经得了，而（像闻一多要“爆一声”的）“咱们的中国”呢？那其实是觉得，泰戈尔代表印度文学在西方那儿得分，也就意味着中国文学在西方那儿更失分了……泰戈尔的获奖理由里有这么一句：“……他那充满诗意的思想业已成为西方文学的一部分。”想要进入诺奖大家庭的愿望，正是想成为西方文学一部分的愿望吧。这个愿望，一直以来都那么强烈，它的一些变体里，以坚拒西方的文学观和价值观，坚决和坚持走民族化或传统化文学道路的主张最为极端。这主张有个依据说：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而“世界”之谓，在这里除了意指西方，还有什么呢？这主张，跟想要用中国功夫赢得世界杯的主意可以媲美。

　　我知道泰戈尔的时候，大概已是1978年了，诺贝尔文学奖正作为一个被变本加厉重新讲述的超级传奇，又开始影响许多中国人的文学阅读、文学判断、文学写作和文学理想。要是作家们被分成几等，那么得过诺贝尔奖的作家都会被归入一等，而且很可能是最高一等。由于诺贝尔奖是个西方奖，而且绝大多数奖给了西方作家和诗人，那么，文学就该向西方进化的观念，因为这个奖的存在且每年一颁的神圣和玄秘而得到了一次次的证明，而且几乎要不证自明了。泰戈尔和后来一个叫川端康成的日本人算是诺贝尔文学奖的异数，由于他们的东方身份和东方性质；可是因为得了诺奖，他们在自己的国度，在东方世界就更是异数，因为，据说，他们成了西方文学的一部分。我那时正热烈地像要凑齐一副水浒一百单八将的香烟牌子一样去凑齐一份历年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诗人的名单；等到考进大学的文学系，更是以读遍能够读到的诺贝尔奖作品为自己的学业。

　　于是，1982年的某一天，当我听说徐家汇新华书店里人民文学出版社版的《泰戈尔诗选》已经上架，就很激动。那时我已经在一个本子上搜罗抄录了一些能够找到的泰戈尔诗作。我觉得他写得好，除了他的确写得好，还因为曾经，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会认为他写得好。我把有一本《泰戈尔诗选》中译本问世（其实只是将1958年谢冰心中译的那一版重新又印刷了一次）的消息告诉同寝室的同学，他们也都激动起来。他们中的多数几个也跟我一样，觉得泰戈尔是个了不起的英雄，另有一两位，则可能是被激动的气氛传染，也就跟着激动了。没有迟疑，我立即被委派旷课、急出校门、乘近一小时的公车、奔赴购买那被叫作“网格版”《泰戈尔诗选》的现场。已经有很多人在排队，队伍甚至都排出了新华书店，竟然还有纠察维持着秩序，竟然还有人往排队者手上写好数字……那么抢手的《泰戈尔诗选》，不由我不一下子买上八本！寝室里人手一册《泰戈尔诗选》，晨昏诵读的场景还真有过那么几次。反正有那么几个月，我时常会读读泰戈尔。

　　后来我还曾被委派着去买过聂鲁达的诗集、福克纳的小说，书店里的排队场面已经不再，然而新英雄却很快代替了旧英雄。泰戈尔被放下，叶芝、蒙塔莱、圣琼·佩斯、埃利蒂斯和布罗茨基更容易被提起，他们也都是被诺贝尔奖榜样化，甚至样板化给我们的诗人。慢慢的，我们都有中国的艾略特和帕斯杰尔纳克，中国的米沃什和沃尔科特了。与此同时，许多诗人往西方去，哪怕成不了西方文学的一部分，也会成为西方生活的一部分吧。十几年前，有个在云贵山区受尽限制和磨难的业已老去的青年诗人终于也得到解放，也被允许出国，也可以去美国做访问诗人了。为他送行的酒宴上他喝高了点儿，更加显得慷慨激昂，抱住一位诗评家下决心说：“我一定要成为东方泰戈尔……我一定会成为东方泰戈尔……”诗评家对他不想成为东方瓦莱里、东方马丁松而独独将泰戈尔拈出来倒是颇为赞赏，因为，就像最近还有人写文章呼吁的那样，“当代中国需要一个泰戈尔”。不过，诗评家还是不忘提醒他：“泰戈尔，本来就是东方的……”

　　作者系知名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