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荒田

　　旧金山中国城的都板街，是供游客买木制缆车模型和印旧金山风景的衬衫之类，好回去赠送亲友的地段，它和隔一个街区的市得顿街比，前者工于哄抬价格，干一锤子买卖；后者专卖生活必需品，作风老实，以争取回头客为宗旨。

　　我在都板街流连，耳朵灌满了二胡声。我的天！两个乐手，一个坐镇四海酒楼的楼梯旁边，一个雄踞国货公司的雨篷下，都是六旬上下的同胞，相貌不过不失，姿态端肃，可见为人谨慎。我不必走近，也可推测出他们的籍贯，根据的是指法。这叫南派，在广东四邑乡村世代相传，无师自通的演奏家们，爱胡乱添加滑音，忽焉下滑如甩哭腔，忽焉上拽似拖花腔，不胜其忸怩。毫无疑问，他们是大陆移民，过去要么在乡村当小学教师，要么在小城当售货员，从前，他们饭后爱坐在榕树下，拉竭尽悲哀之能事的《双星恨》和欢快热闹的《赛龙夺锦》。如今，他们以同样的姿态，在人情凉薄的异乡卖艺。身边的纸盒子打开，放着不多的纸币和硬币。他们是老实人，不会自己先放进钱钞作提示。

　　然而，我不得不有失忠厚地指出，都板街做工粗放的面具、小狮子和八卦镜不招嫌，“拙”中好歹有天真。然而二胡声要命。二胡是一种特别欺负人的乐器，绝难藏拙，低能者只制造钝刀子杀鸡的效果，鸡没死透，一个劲地哀鸣，不是“寸磔”一般的听觉酷刑吗？礼品店可以不进，巧舌如簧的女老板的温柔攻势你可以回敬以冷屁股，可是一心要把你的兴头按到污水沟去的二胡声，掩耳也不济事，它能一路灌进你的心底。我落荒而逃，逃到企李街，被二胡矫揉无比的《社员都是向阳花》当头一击，连忙转身，“文革”年间被下乡的路线教育工作队强行推广的《不忘阶级苦》又鬼打墙般拦住，只好抱头鼠窜，走了半段华盛顿街，才把万恶的二胡声甩掉。

　　站在30多年前发生过华青帮派扫射食客，杀死7人的餐馆的门口，我长长地吁了一口气，充满怜悯地想，在唐人街的范围内，论容忍的度量，该封把门口让给蹩脚二胡演奏家的商户第一。不到10分钟，我已几乎宣告崩溃，他们却要从早到晚地被填鸭。其次，要恭维游客的风度，他们川流不息地经过，施舍也好，不予理会也好，从来没有一位嫉“胡”如仇，予以讥评，乃至嘲骂，敦促这两位制造丑恶噪音的乡巴佬马上回家，关严门窗，再锯他们的弓，杀他们无辜的鸡。你也许要为游客辩解，他们懂莫扎特、贝多芬、巴格尼尼、迈克尔·杰克逊，却不懂这蛇皮绷的音箱传出的东方玩艺。对此我不同意，音乐没有国界，音符在全世界通行无阻，作为文明人，出于尊重多元文化，到了中国人的地盘，给“地头蛇”以起码的礼貌而已。

　　那么，轮到说说拉二胡的汉子了。不错，他们拿水准在“可以”以下的技艺来“卖”，如其说是愚蠢，不如说是残忍。然而，能责怪他们吗？到了异国，语言不通，年纪太大，无法另起炉灶，只好以不上台面的技艺赚点菜钱。不过，有一点可以断定，他们“割”的兴致，一点也不下于明星登台、名匠练摊。娱乐与发财合二为一，套句广东粗话，叫“屙尿兼捉虱”。

　　这么一来，问题便归结到“自信”上来。倘若有一到五个人，冷静、客观、内行地，在人行道上说，你们拉得真差劲，怎么好意思坐在这里拉一整天，要把全街人整疯吗？我推测，没有这样的“恶人”，一如《皇帝的新衣》里，除了一个孩子，没人道破真相。相反，戴高帽的不少，站着说话不腰疼地赞美，听者有心，一一记下，为自信加码。爱被拍马，是人的天性。旁观者出于人道、慈悲，或者恶作剧的理由，给他们身前的盒子放下或扔下钱钞。都板街上的招牌常常更换，唯独烦死人的二胡声从来不缺。第一代的卖艺者功成身退，他的脸上有一大块类似美国地图的红痣，拉到兴头上痣涨成鲜猪肝的色地。我一直对他的技艺深恶痛绝，但有一天，乡亲告诉我，这位前庄稼汉，为了家乡建学校，一下子捐出一万美元。这钱，都是都板街上的路人扔或者放进小盒子的。这故事教我对自己的冷酷深恶痛绝。

　　好了，该破题了。我的本意并非嘲笑“拉二胡的”，而是想及文坛久已有之、在网络时代愈加疯狂的现象—无才气者写的无看头的作品充斥人间。艺术需要才能，无论拉弓还是敲键盘。然而，大量类似都板街二胡声水准的文学成品铺天盖地，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没有冷静、客观、内行的批评家及时提醒他们，更没有人愿意像范进的丈人一样，叫女婿“撒泡尿照照影子”，出于世故，出于自私，我们反而把“倒彩”变为赞美，以起哄式炒作，鼓励并不适合于文学的人从事写作，怂恿他们犯与“女嫁错郎”同类的错误。

　　写到这里，悚然而惊，我未必不是和都板街上拉二胡的同等的角色！

　　作者系旅美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