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主持 刘彦

　　近日，不断高企的通胀让公众的眼睛盯在了物流环节：据《东方早报》5月17日报道，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中国物流学会副会长贺登才透露，中国的物流业中，其利润的“58%-72%纳了税”，而过路费占到了“成本的1/3”，令人咋舌。而在此之前，“最后一公里”的摊位费等收费也占到整体菜价的20%，这一比例与一千公里的运输费用价格占比相当。

　　面对不断攀升的物价，公众的追问自然可以理解。但这一追问的后果可能比公众之前的想象更令人吃惊：无论是公路收费，还是税收占比，或者是最后一公里的摊位费，所指均不是市场自然均衡下的一种价格状态，而是人为对市场的均衡干预后的后果。重复收税、税收过高和公路收费重重自不必说，甚至最后一公里的摊位费上涨，也多因“大城市房价上涨”所累。表面上，房价的上涨是一个市场经济现象：供需决定价格。但中国的大城市在批租制度的管控和预售证的管理之下，实际上并不是一个“自然的”市场，而是“人为的”市场。与货币的多发所形成的货币市场一样，这样的市场所反映的最终价格，也不是真实的价格水平，而是人为注入的因素决定了价格本身。

　　反对政府积极干预货币市场的哈耶克曾经提出，在人类的市场秩序中，通过看不见的手，会生成一种自生自发的秩序，这种自生自发的秩序会产生一种指导不同的人进行协调生产的灵敏工具：价格。在价格水平的指导下，不同地区、不同行业的人们对这一信息和知识进行不同的分析判断和处理，从而产生一个在庞大的远距离市场中协调运行的自然秩序。但政府的人为之手却停不下来。政府之手总是想要一个更完美的秩序，从而对市场中的微观经济行为进行干预，房价只是其控制的资源和要素“人为分配”所呈现的结果之一。但人类的理性盲区却在于：没有人知道真实世界的价格协调和制度协调是怎么完成和发生的，越多的干预，所形成的外部秩序混乱可能就越大。

　　征税便是对价格进行强力扭曲、并增加制度成本的一种更直接、更突出的方式。科斯等产权经济学派从减少交易成本的角度，曾经阐述过减少成本所带来的经济效益的不可估量的增长。中国在改革开放30年的前半期，一直也是按照增进产权明晰、减少制度成本、提高经济活力的思路来运行的。但是，在几十年的高增长之后，这种增长的幻觉却带来了干预的幻觉：错以为经济成就是干预的结果，而不是产权演进、制度成本和交易成本降低的结果。

　　于是，在近几年，中国的税收收入增长远远高过GDP增长，使得这一高昂的制度成本越来越让微观企业无法承受：事实上，如果不超载，或者不偷漏税，企业根本无法运行。这就带来了双重的危害：一方面是高昂的制度成本严重影响了微观经济运行，一方面，制度的制定和恪守又孕育了“有弹性执法的”土壤。而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已经成为中国在法制规则下让市场自由顺畅地运转起来的重大障碍。

　　制度成本其实是最容易降下来的。但更需要勇气革新的可能是，应该把对物流行业这一单一的制度成本降低扩大为整个经济运行体本身，变提高制度成本为减轻和输送制度优势—而这一思维，本来就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弥足珍贵的宝贵经验。人类的经济发展历史也一次次地告诉我们，在一个能够管束自己干预之手和能动之手的政府自觉下，市场自发秩序的建立和长期的可持续繁荣才会现实可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