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李倩

　　在日前举办的“2011年陆家嘴金融论坛”上，围绕“新时期的金融体系及其宏观管理”这一主题，来自金融界的嘉宾就“十二五”时期中国金融改革与经济发展涉及的“金融市场开放”、“资本项目开放”、“人民币跨境流动”等热点话题展开了热烈讨论，主管部门官员在会上透露了多项金融改革举措。在论坛开幕式上，“一行三会”领导的主题演讲和精彩致辞引人瞩目。

　　央行行长周小川指出，中国有采用宏观审慎性框架的需要，同时我们也有可能较早运用宏观审慎性框架。宏观审慎性框架要求金融机构有更加充实的资本，特别是大型的、有系统性作用的金融机构，应该有更高的资本要求，在其他方面，也应该做得更加稳健。那么，这些新的更高标准的推出，在中国是有可能较早实现的。

　　“中国经济在危机之后率先复苏，因此我们的周期和发达国家所处的周期有可能不一样。对于周期变化的判断，说明我们需要有一种与发达经济体有所不同的逆周期调节措施。”周小川在阐述为何要实施逆周期宏观审慎管理时指出：中国是高储蓄率的经济，高储蓄率就有可能支持较高的投资，从过去的历史经验来说，较高的投资可能会造成某些方面的过热和产能的过剩，也容易刺激某些泡沫的产生。高储蓄率有好的方面，但我们需要注意高储蓄率带来的过热周期问题。同时，中国又是一个转轨经济，我们处于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仍旧有一些财务软约束的现象。这种财务软约束可能会造成潜在的、过热的冲动。面对这些情况，中国需要尽早运用宏观审慎管理框架。另外，在物价指数上行或者处于较高位置的情况下，在全球大宗商品市场价格比较高的情况下，我们确实需要宏观管理的针对性有一定的转向，并在这种转向中找到一个新的、既促进经济增长又能控制通货膨胀的平衡点。

　　有专家指出，我国和一些发达国家所处的经济周期有不同。2009年核实后数据和2010年初步测算数据显示，这两年GDP分别增长9.1%和10.3%；实施稳健货币政策后，今年一季度GDP同比增长9.7%。而CPI则数月高位徘徊，4月份同比涨5.3%，当前居民所承受的通胀压力并未减弱。从一年多来的11次提高存准率和4次加息，以及间或实施的差别存准率动态调整，完全可以看出，随着中国经济增长态势进一步巩固，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已成为经济运行中面临的最突出问题，央行正在构建和实施着逆周期的金融宏观审慎管理。而这一阶段的美国等经济体，为了解决增长和就业问题，一直采取着量化宽松政策，向市场大规模注入着流动性。

　　“基于社会融资总量、银行信贷投放与社会经济主要发展目标的偏离程度及具体金融机构对整个偏离的影响，考虑金融机构的系统重要性和各机构的稳健状况及执行国家信贷政策情况，根据各银行资本充足率、动态拨备率、杠杆率和流动性比率等监管指标，按月测算及实施差别存款准备金，更有针对性地回收过多的流动性，进行逆周期资本缓冲，平滑信贷投放，在维护宏观经济稳定的同时促进金融机构稳健运行。”兴业银行资深经济学家鲁政委认为，管理层一直高度重视从防范系统性风险的角度增强宏观调控弹性，通过逆周期宏观审慎管理手段，引导货币信贷平稳增长，取得了较好效果。

　　银监会主席刘明康在论坛上表示，一些国家已经采用无息准备金要求，一些国家已经开始征收国外投资所得税或金融交易税，这些方法和手段对我们在全球化生活能更安定一些，都是很好的借鉴。

　　刘明康在谈到加强“顶层设计”时指出，当前我国经济生活中土地财政和外资依赖仍然突出。由此带来的问题是巨大的。要防范国际投机资本“大进大出”可能造成的负面冲击。

　　显然，储蓄率过高、资本过快流入等，都是目前我国实际存在的问题和可能产生风险的原因。数据显示，中国的储蓄率2007年为49.9%。今年4月末，人民币存款余额达75.62万亿元。民族传统、文化、家庭结构、人口、社会保障体制等都非短期内能够改变，即使政策有效也需要较长时间才能显现。今年1月末我国外汇占款余额达23.08万亿元，比前1月增加5016.48亿元；4月末外汇占款余额为24.01万亿元，较3月末增加了3107亿元。

　　因此，从央行行长和银监会主席的讲话中，市场似乎解读出金融管理层将进一步实施逆周期宏观审慎管理、加强银行业风险管控的声音。而宏观审慎性政策则是以增强金融稳定、特别是防止系统性的金融风险为中心，以逆周期的宏观调节为特征的政策体系。

　　就在这次论坛期间，银监会为维护商业银行的安全稳健运行，引导商业银行加强杠杆率管理，有效控制杠杆化程度，就《商业银行杠杆率管理办法》向社会各界公开征求意见。银监会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国际金融危机引发了国际社会对现行监管制度的全面反思。金融体系资产负债表过度扩张、金融机构过度承担风险所导致的杠杆化程度过高，被广泛认为是危机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危机之后“去杠杆化”过程的艰巨性及其对实体经济造成的负面冲击，更使得控制金融体系的杠杆化程度成为金融监管的重要目标。同时，国际金融危机也显示，尽管危机前西方主要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处于较高水平，但其杠杆化程度仍在不断扩大，一些商业银行利用复杂的经济资本模型套利，变相降低了银行的资本充足水平，削弱了银行的风险抵御能力，加剧了金融体系的脆弱性。

　　针对危机显示出的问题，目前国际上已经达成共识，即应在现有的风险加权资本充足率之外，引入简单、透明、不具有风险敏感性的杠杆率指标，有效控制银行体系的杠杆化程度。根据二十国集团和金融稳定理事会的要求，巴塞尔委员会积极推进了全球统一的杠杆率标准设计工作。巴塞尔Ⅲ已明确了杠杆率的国际监管标准。

　　如此来看，不论是修订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实施新的杠杆率监管标准，还是采用无息准备金，甚至开征国外投资所得税或金融交易税，都表明管理层将进一步加强逆周期宏观审慎管理，使金融业整体实力持续增长，抗风险能力不断增强，从而能够更有力地支持和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