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酩

　　香港反腐有“两严”：制度严苛，不给“有心人”留一点作奸犯科的缝隙；监督严密，不让官员有片刻失范妄为的时间。

　　香港有“世界美食之都”的称誉，一是因为虽是“弹丸之地”，却荟萃了全球的美味佳肴；二是因为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市民“好吃”者众多。前些年某国际机构做过一项专题调查，发现在众多国际都会中，香港人“下馆子”次数高居榜首。

　　港人“好吃”，而不“胡吃”，吃得“有规有矩”，这就是水平。尤其是公务人员，把自己的嘴管得很严，吃什么、怎么吃，对人对己都异常“严苛”。

　　客居香港5年，作为中央媒体驻港机构的负责人，笔者欣然“入乡随俗”，没用公款招待过一次香港的公务人员。

　　至于香港政府的公务招待，笔者每年倒是要参加多次，例如一年一度的春茗、回归纪念日、国庆等，港府都要举行大型活动。港府的“宴请”，多是庄重、简朴的酒会或自助餐，极少有摆开桌面坐着“按程序”大吃大喝的。而留下最深印象的，却是香港特区“二把手”——政务司长在自己官邸举办的辞旧迎新酒会。

　　由于联络媒体属政务司长职责范围，每年岁尾年头，司长都要在半山官邸安排一次与媒体负责人近距离交流的活动，已成惯例。至少提早半个月，受邀者就收到了由政务司长本人签名的请帖，不仅写明日期、时间、地点，而且附上简明的行车路线图，以方便客人。笔者前后参加了4次，第一次的主人是首任政务司长陈方安生，后几次是继任的曾荫权。从约定的下午6点开始，主人夫妇就会在官邸的小楼门口笑盈盈地迎接陆续到达的客人，然后请大家“自便”——或在客厅或在露台、花园，随意参观、交谈。待大部分客人到达之后，司长会很热情地来到客厅，向自然围拢过来的客人们说几句感谢、祝福的话，然后也加入轻松交谈的行列。

　　没有郑重的祝酒，没有成套的中西大菜，在约定的两个多小时里，客人可以迟到也可以早退，在“家庭般”的氛围中，既表达了高官“亲民好友”的意愿，又展示了不乱用公款的清廉作风。而被邀请与会的人，都觉得很荣幸也很轻松，绝无被轻慢的感觉，更没人嫌司长“小气”。

　　最近，一则有关“公吃”的香港新闻引起了内地民众的高度关注。有媒体报道，香港特区政府民政事务局局长曾德成在立法会回答质询时报告了近三年政府“公吃”的“账单”：总共花费609.5万港币，2008年190.1万，2009年202.3万，2010年217.1万。其中最“贵”的一餐是去年的国庆酒会，支出120.6 万。参加这类酒(宴)会的各界宾客，都在千人以上。

　　无独有偶，3个多月前，另一则香港新闻也在内地引起了广泛的热议。那次披露的是现任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曾荫权近4年外出访问经费的“账单”：4年出国、出差40次，开支总额98.7万港元，其中机票费用占了一大半，为54万。由此，笔者联想起亲历的政务司长官邸的“公吃”，同是曾荫权，当司长也罢，任特首也罢，“吝啬”之风不改，这绝不仅是个人品格使然，更是成熟完善制度规范的结果。难怪不光港人为此感慨，内地民众也忍不住议论纷纷。因为人们看到的不仅是数额上的“天壤之别”，更是透明度方面的鲜明反差。

　　香港并非从来就如此清廉，几十年前也曾有过贪腐严重泛滥的景况。后来，在巨大的社会压力之下，当局顺应民意、痛下决心，建立并不断完善了以廉政公署为标志的反贪制度，才推动官场迅速改观。笔者曾向香港友人请教香港反腐倡廉最突出的成功“要诀”，答案是“两严”：制度严苛，不给“有心人”留一点作奸犯科的缝隙；监督严密，不让官员有片刻失范妄为的时间。正是这“两严”，保证了香港在国际上长期享有清廉一流的美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