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斯泰勒（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经济学助教）

　　 据新华社报道，为期一个多月的个税修正案征集意见5月31日结束。根据中国人大网公布的数据，截至目前已收到23万条意见，创单项立法征求意见数之最。在这23万条意见中，要求提高个税免征额的呼声尤为强烈，但专家认为，一味提高个税免征额不利于个税充分发挥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而应在综合改革上迈出实质性步伐。

　　应增强税制系统的累进性

　　 市场经济的发展不仅为经济增长带来更多机遇，也伴随着收入不平等的加剧。这是由于部分人群未能从经济增长中获益，累进税制从而成为调节收入的有力工具。在经济快速增长时期，劳动人口自发地向更高的收入阶层移动，也给政府带来更多收入。因此，累进所得税在经济增长时期扮演了自动稳定器的角色。当政府收入的增速大于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时，政府手中有越来越多的资源，可用于教育发展、基础设施建设以及社会保障和福利体系的完善。

　　 中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一直保持GDP的高速增长，即使在金融危机的环境下依然实现了接近10%的GDP增速。而按照相关报道，今年晚些时候，中国将公布下一个十年扶贫纲要，贫困线标准将从1196元提高到1500元。按照现行贫困线标准，中国仍有数千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而如果按照国际通行标准（每日每人消费1美元，日均消费低于1美元属于 “绝对贫困”），中国将有1.5亿人属于贫困人口。

　　 然而，与其他市场经济国家相比，中国的累进所得税在政府收入和GDP中所占比例均很小。在2009年，个税收入仅占政府税收总额的6.6%，占GDP的1.1%；在现行个税体制下，工薪所得纳税人占全部工薪收入人群的比重为28%。与其他多数的开放市场经济国家相比，这些比例显得微不足道：以经合组织（OECD）成员国为例，个税占政府收入的比例平均约为25%，占GDP的比例平均约为9%。而中国的税制更加依赖于消费税等具有高度累退效应的税种，以及营业税和贸易税等对经济产生较大扭曲的税种：在2009年，增值税和消费税占税收收入的比例最大，约为40%，企业纳税（包括营业税和企业所得税）则占了34%。

　　 也许有读者会问，只要政府有足够的收入来源，这样的税制结构有何不可呢？虽然这样的观点不失其合理性，但我们必须注意到消费税和增值税的高度累退性带来的问题。以如下两个纳税人为例：甲月收入为1000元，乙月收入为10万元。假设甲将95%的收入用于消费，剩下的5%用于储蓄；而乙仅将20%的收入用于消费，剩下部分全部用于储蓄。我们可从中看到，甲不需缴纳个税，但在消费时要缴税161元，他收入和消费的总有效税率是16%（虽然名义上他的税率是0）；而乙需缴纳24775元所得税和2558元的增值税。因此，虽然乙的所得处于最高一级所得税率的范围（名义上的税率是40%），但他的实际有效税率只有27%。由此可以看出，尽管所得税制是高度累进的，但是甲与乙的收入相差100倍，所纳的税额在各自收入中的比重却相差无几。即使我们假设乙将50%的收入都用于消费，我们依然会发现其收入和消费的总有效税率不过31%，仍远低于其法定上的名义税率。

　　 许多读者或许会觉得这个例子过于简单化，因为它并没有考虑高收入人群可能需要缴纳的其他税种，如印花税、营业税等。尽管如此，我们要知道增值税在中国税收总额中所占的比重是最大的，约为34%。虽然印花税和企业所得税主要由高收入人群负担，但这些额外收入同时也增加了他们的税基。例如，假设上述高收入者“乙”的10万元收入中一半为个人所得，另一半来自公司所得，同时假设公司的所有收入都用于再投资而不进行分配，那么他的有效税率（即全部消费、个人和企业所得税的总额与总收入的比例）是26%，与他的全部收入都来自个人所得的情况相比还要略低一些。

　　 如果政府希望减少收入不平等，或至少令民众相信累进税制有助于减少不平等，就必须在整体上增强税制系统的累进性，而非仅仅在不足7%的个税部分做文章。

　　对资本利得等进行课税

　　 最近，中国政府提交了个税修正案，并在5月31日前向社会公开征集意见。这是个税结构自2007年以来的首次调整，其主要目的一是应对通胀压力，二是遏制收入差距的扩大。

　　 为此，在修正案中最低两级税率的门槛被提高，最高一级的门槛则被降低；一方面15%的级次被取消，当前按15%课征的部分收入将按10%课税；另一方面40%的级次也被取消，该部分收入将按最高的45%税率征税。从效果上看，新的税率表降低了月收入在21000元以下纳税人的税负，同时提高了月收入在11万元以上纳税人的税负。而对于收入水平处于这两者之间的纳税人而言，其影响不是连续的。收入在4万元的人缴纳的税额变多了，而收入在10万元的人缴税反而变少了。因此，个税的新变化虽然累进，却并未促进平等。

　　 然而，新的个税修正案带来的不过是超边际的影响，对于改善收入分配效果甚微。一方面，确实有许多当前处于低税级的低收入者未来将免于缴纳个税，直到或许通胀使得他们的收入提高，以致达到起征点；另一方面，在考虑了消费税和贸易税的条件下，这样的改革对他们整体税负的影响是式微的。如果个税起征点提至3000元，工薪阶层每100人只有12人需要纳税，而个税在全部税负中的份额比起消费税和贸易税而言又微乎其微。在多数OECD国家，累进的个人和企业所得税是政府收入的最大来源，其作为调节收入分配的工具也就更具实效。

　　 如果政府希望减少税后收入的不平等，增进税制的公平性，就需要对税制进行全面改革，包括增大个人所得税的税基；减少累退的消费税，或者至少保证对必要商品征收的消费税税率的公平性；加强税收征管，尤其是征收和执行效率；开征新的税种，对那些更多为富人所得、与工资相比增长更快的收入，如资本利得等进行课税。

　　 事实上，营业税和企业所得税存在下调的空间，这部分税主要由员工和投资者负担，下调带来的税收损失可以通过开征新的资本利得税来弥补。资本回报率虽然在波动性上远超过劳动力回报率，但在长期却远远高于劳动力回报率。因此，多数的开放经济国家对资本利得课征的税率低于个人所得税率，高税收国家一般将税率定在15%~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