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勇

　　2011年6月4日夜，中国女子网球运动员李娜，在罗兰加洛斯红土球场上完成了一个看似不可能的神话：一位亚洲选手，纯而又纯的黄种人，在西方世界的主流体育运动中夺得了冠军。据媒体介绍，其时有1亿中国人通过电视画面，目睹了这一奇迹的发生。

　　神话完成，解读随之开始。“是什么造就李娜神话？”“李娜的胜利究竟是谁的胜利？”“为什么李娜不感谢国家？”这些可能实际上并未困扰李娜、也未必被她仔细思考的话题，刺激着后来的评论者和民众。更何况，这位性格火爆的武汉姑娘，一度发表了反对举国体制的言论，甚至因为种种不满——恋爱被禁、奖金分配不公、没有一对一的独立教练而一度选择退役，被视为“个性球员”的代表。也因此，面对传奇，有一种声音格外引发争议：传奇与“国家”无关；这是她一个人的胜利。而2008年单飞后成绩上扬，最终水到渠成拿到大满贯，更是在证实，李娜展现了“一个公民自由拓展会有怎样强大的力量”。

　　这些声音虽有借李娜传奇一浇胸中块垒之嫌，但回到事件本身，不能不说某种程度上切入了事件真相。毕竟，当“感谢国家”成为体育圈内行规之时，李娜自己就反问过，为什么要感谢国家？所以，在法网获奖致辞中，李娜以国际化且职业性的方式感谢了赞助商，然后感谢了赛会组织者、工作人员、教练团队，并祝福了某位管理者生日快乐。

　　不过，“公民胜利论”的一个逻辑难点恐怕在于，如果仅仅把李娜视为一个人的胜利，那如何解释升旗仪式上李娜流下的泪水？如果李娜传奇与民族情绪无关，在众多展现运动之美并获得丰厚回报的运动员中，民众为何唯独给予李娜更多的掌声？

　　无视国家民族情绪的存在与李永波孤陋滑稽的“奥运唯一标准”论，也许都犯了同样的未正视现实的错误。前者无视职业体育的残酷一面，给予过多溢美之词之余，由于将国家与政府、体制混为一谈，在表态的同时亦将一些重要价值资源自我排除；后者则忽视了不再是计划经济体制下单一价值尺度的中国，社会和个体都已拥有了前所未有的丰富性。在职业体育已经全面超越业余体育的今天，既非职业也非业余、以奥运金牌为唯一价值取向的专业体育越发失去魅力，审美价值缺失，甚至显出丑陋一面。

　　体育在这个国家享有特殊的地位，自然与当年被讥为“东亚病夫”的痛苦记忆相关，杰出的运动员因此往往被视为国家形象。但从中国女排到姚明、刘翔，再到李娜，人们感受到了这个国家的变化。变化事实上属于每个中国人：自由、奔放、自信、勇于表达，有自己的思想，能在普适规则中展现自己的风采，甚至站在世界第一的位置上。

　　李娜没有用语言表达感谢国家，却感谢了这个国家管理网球运动的官员孙晋芳。这位当年的女排英雄，曾在李娜抨击举国体制后指责其缺乏职业素养；而正是这位官员的从封杀到改革，让李娜等人实现单飞，一举改变了网球现状。如果说李娜代表了新的中国形象，那么孙晋芳的存在，是否在说明，某种社会共识正在发力，体制内外始终存在着推动变革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