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袁蓉君

　　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下任总裁热门候选人——法国财长拉加德大张旗鼓地展开在新兴经济体的“拉票之旅”的同时，IMF的日常工作正在代理总裁约翰·利普斯基的带领下有条不紊地进行。记者注意到，尽管6月9日出席IMF新闻发布会的中外记者们不放过任何询问有关总裁遴选这一敏感问题的机会，口风很紧的利普斯基仍按计划将发布会重点放在IMF与中国的第四条磋商方面，称与拉加德同时访华“纯属巧合”，并重申了总裁遴选将基于“公开、透明和择优”的原则。

　　根据IMF协定第四条，IMF每年会向其成员经济体派遣一个工作小组，与所在经济体的政府就当地经济发展情况和政策进行讨论，提出评估意见并撰写报告交IMF执董会讨论，这一过程被称为“第四条磋商”。在利普斯基看来，与往年相比，他此次率队与中国进行的第四条磋商有两大特点，即首次将金融部门评估规划（FSAP）和《溢出效应报告》的主要观点和结论纳入其中，从而能够在全球化背景下综合评估中国经济发展。当天接受本报记者采访的中国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研究员梅新育，对IMF创新性地编制《溢出效应报告》表示赞赏，称全球化背景下大国经济的溢出效应强是客观现实，需要加以分析并决定如何协调，而IMF可以在这方面提供一些参照和依据。

　　此次磋商呈现两大特点

　　据悉，由IMF亚洲及太平洋部高级顾问奈杰尔·查克率领的基金组织代表团于5月23日至6月9日访问了北京、上海和成都，对中国经济进行第四条年度磋商。利普斯基和亚洲及太平洋部主任阿诺·辛格参加了最后的政策讨论，并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财政部部长谢旭人和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进行了会晤。

　　在例行第四条年度磋商之外，据利普斯基介绍，代表团还首次进行了金融部门评估规划（FSAP），并就中国政策对全球经济的溢出效应举行了讨论。

　　“改善中国经济表现的一个重要工具是改革和开放金融体系，这也是今年磋商的一个重点领域，也是我们对FSAP非常重视的原因。加强金融体系将有助于中国顺利转向一个更具包容性、以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为重点的发展模式。”利普斯基如是说。

　　他说，通过FSAP，IMF认为中国在迈向以市场为基础的金融体系建设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不过，中国也面临着金融部门逐渐积累的脆弱性的危险，金融体系正在变得更加复杂，在数据收集、监控系统性问题以及信息交换方面均面临局限。另外，他补充道，金融体系还面临一些众所周知的短期风险，主要是来自于近期信贷扩张、表外风险敞口增加、房地产价格迅速上涨以及外部溢出效应的影响。

　　FSAP的结论也表明需要重构金融稳定和风险管理框架。这是一项宏大的工程，但如果成功实施，将对中国长期的经济增长和表现发挥重要作用。

　　谈到对中国溢出效应分析的结论时，利普斯基告诉记者，中国在全球贸易中发挥着中心作用，并迅速由加工贸易向产品的最终消费目的地转变，中国的经济再平衡将极大地促进这一趋势。中国不仅有能力在全球经济的实体部门中传输突如其来的冲击，也有可能成为此类冲击的发源地。如果经济转型取得成功，中国衍生的积极外溢效应无疑将继续扩大，并有力促进全球经济的强劲、持续和均衡增长。据悉，除了对中国外，IMF今年以来还首次对日本、美国、欧元区和英国这几个系统性重要经济体撰写《溢出效应报告》，旨在加强对金融危机后多边经济和政策相互影响的分析并推动成员就这些问题进行有效对话和沟通。

　　中国仍是全球经济增长亮点

　　除FSAP和《溢出效应报告》的上述主要观点和结论外，今年第三次访华的利普斯基说，本次磋商的其他主要结论还包括以下几点。首先，中国仍然是全球经济增长的亮点。IMF对中国今年的增长预测值仍维持在9.5%左右的高水平，且许多推动通胀上升的因素不久将开始消失，到今年年底通胀率应下降到4%左右并有望保持在低位。当然这方面也存在不确定性，全球商品价格上涨或中国中部和南部省份持续自然灾害对粮价造成的又一次冲击都可能推高通胀。

　　其次，中国针对全球金融危机采取的政策应对措施是积极、重要和有效的，中国经济保持增长和内需的提升使全球经济显著受益。随着经济复苏变得坚实，现在应取消为应对金融危机而采取的货币和财政刺激措施。“我们预计财政状况在今后几年里将实现预算平衡。对于货币政策，今年的货币增长目标是适当的。我们建议须更均衡地使用各项货币政策工具，包括更多依赖加息来减缓信贷增长，减少使用准备金要求和对贷款增长的直接行政手段。”

　　第三，当局为抑制房地产价格上涨而逐步采取的措施正在发挥作用。不过，由于储蓄率高、融资低廉、持有成本低、房地产税低以及欠缺其他投资工具，中国的确容易出现房地产泡沫。任何促进房地产市场以及资产市场平衡发展的持久解决办法都需要涉及金融行业的发展、提高资金成本至合适水平以及提高房地产税。

　　第四，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的经常账户顺差大幅下降。IMF认为中国应在今后几年实施一揽子政策，促使经济增长更多地依靠内需，以防止经常账户失衡重新抬头。许多支持实现这一目标的政策措施已经纳入了“十二五”规划，而人民币升值是一揽子改革方案中的关键一环。

　　未来人民币将跻身SDR篮子货币

　　一直以来，美国和其他一些发达国家都以“自由兑换”作为加入特别提款权（SDR）篮子货币的“门槛”之一来施压人民币。在回答有关人民币加入SDR篮子的提问时，利普斯基表示，长期来看人民币有可能跻身SDR篮子，但需要具备两个条件，即更加广泛地应用于国际贸易和更加自由地使用。而在此之前，作为IMF第一副总裁的利普斯基曾表示，“可兑换性”并不是一种货币加入SDR篮子的前提条件，人民币加入SDR是可以预见的事。

　　记者注意到，2011年1月1日生效的新的SDR篮子货币依然只包括美元（41.9%）、欧元（37.4%）、英镑（11.3%）和日元（9.4%）。而根据SDR篮子货币的两大选择条件，即其应该是2005年至2009年间货物服务出口的前四大经济体货币，应是IMF协定中规定的自由使用货币来看，人民币显然符合第一个条件，未能满足第二个条件。然而，令人奇怪的是，并不符合第一个且是最主要条件的英镑，却保留在SDR篮子货币中。有分析家认为，这与IMF采取双重标准不无关系。

　　利普斯基表示，他期待人民币在上述两方面取得进展，跻身SDR篮子货币。他预计，假以时日，正在加快国际化步伐的人民币会更加充分地参与到世界经济的各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