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房公积金制度走过20年，从最初新锐的改革产物，到现在被批评为覆盖面低、“劫富济贫”，住房公积金制度正在日益边缘化。

　　向左还是向右？如何重新定位、再度出发？近日，上海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原总经济师崔国盛接受第一财经日报《财商》专访，就住房公积金未来的定位和改革思路，详细地阐明了他的观点。

　　日益边缘化

　　《财商》：都说公积金已经走到历史关头，迫切需要重新定位和改革，怎么理解？

　　崔国盛：住房公积金制度的发展确实已经到重要的历史关头了。

　　1991~1997年，是公积金发展第一阶段，主要作为职工的住房工资，通过强制性的代扣代缴后，增加职工个人住房消费积累的同时，为单位和政府提供了大量建房资金的支持。之前因为资金不足，上海每年的住房建筑面积只有400万~500万平方米。但缺点是效率低，老百姓可选择性差，借钱单位的负担也很重，但这种安排的缺点从解决住房困难角度看，有其合理性。

　　1998年至今是公积金发展的第二阶段，停止了单位建房贷款，从对住房生产领域的支持转变到对个人住房消费领域的支持。

　　现在回头看，由于支持个人住房贷款，使一部分没有买房能力的中低收入职工家庭，不能通过市场来解决住房问题，也享受不到公积金个贷的支持。

　　1998年对住房问题的认识是有欠缺的，把住房的商品性看得太重，过度依靠市场配置住房资源，没有看清住房的保障性功能。公积金制度完全被住房市场化“捆绑”，产生了“穷帮富”的怪象，这与制度的初始目的是相悖的。

　　提低、限高、广覆盖

　　《财商》：该如何恢复住房公积金的地位？

　　崔国盛：我觉得首先是一个重新定位的问题。

　　当年建立公积金制度作为个人的住房工资积累，专款专用，本质并不带有很强的保障性质，但当时贫富差距没那么大，工资低，房价也低，公积金交了以后对改善职工住房条件作用很明显。

　　可现在房价那么高，收入差距那么大，有的人交了公积金根本买不起房，也用不到公积金。住房问题要综合考虑供给和职工的消费能力，提高住房消费能力是住房保障的前提。所以定位有两方面：住房公积金应该成为城镇职工最基本的住房保障资金；住房公积金应该能为制度内的缴存职工提供公租房等保障性用房。

　　《财商》：住房公积金如何才能成为最基本的住房保障资金？

　　崔国盛：住房公积金要成为每个城镇职工最基本的住房保障资金，首先要“提低、限高”，提高住房公积金最低缴交额，限制住房公积金每月最高缴交金额。职工缴的公积金起码可以支付“制度内”职工所在地公租房租金的30%~50%。

　　但比如上海，最低的公积金是交不起公租房租金的。我计算了一下，上海每平方米租金是20~40元，一套房子按45平方米、30元/平方米租金计算，每月需要支付租金1350元，但上海职工住房公积金每月最低缴交额是134元，只能支付租金的10%，你还得用其他收入来缴付房租。如果能支付租金的30%，最低缴交额应该是405元，还差271元。

　　关于限高，现在各地月公积金缴交金额各不相同，有些城市上限以上年当地月平均工资3倍为计算基数，缴交比例控制在14%（单位个人各7%）以内，有些地方缴交比例高达24%（单位个人各12%），应该严格控制最高限额。

　　同时还要广覆盖，所有就业者都应该参与到公积金制度中来。现在全国公积金的覆盖率不高，按现有统计口径，约为67%，但如果以城市就业人数为基数，恐怕连40%都不到。所有城镇就业人员都应有住房公积金，才能发挥普遍的住房保障作用。

　　《财商》：提低以及广覆盖，这会增加企业的成本。

　　崔国盛：在“提低”过程中，部分困难企业的负担国家要从企业所得税中让利一部分，1998年之前国家为解决职工困难要付钱建房分配，1998年之后完全交由市场，现在财政收入中34%以上都是房地产市场带来的，政府应当给予适当支持，毕竟这相较于1998年以前是“沧海之一粟”。

　　《财商》：这会不会增加政府的资金压力？

　　崔国盛：1998年以后财政彻底甩掉了住房的负担，完全进入“敛财”渠道，这种情况下我认为将部分财力用于住房保障合情合理，政府也是有能力的，更何况是困难企业，这部分量也不多，大概5%。

　　沉淀资金可以建立变现机制

　　《财商》：如何扩大公积金和增值收益途径，保障制度内的缴交职工？

　　崔国盛：公积金有结余资金，全国大概超过4000亿元，平均资金使用率不足50%，各地公积金资金使用率差异很大，上海有90%左右，西部只有20%~30%。结余资金不仅仅可以贷款还应能投资建公租房，而且建了之后，首先应该租给“制度内”的缴存者，而不是向全社会开放。

　　现在公积金只有住房贷款、国债投资、银行存款三种方式实现增值收益，但由于封闭运作，资金无法正常流动，且这些资金无论是买国债，还是大面额存在银行，其住房资金原来的属性都会被异化，没有用于住房。

　　你把这笔资金存在银行，银行可用于放贷盈利，每年4000亿的存款少说给银行带来150亿元利润。同样公积金购买国债是为财政部增加低成本债务，也没用于解决职工住房问题，这都完全违背住房公积金制度的本意，这也是《条例》存在的又一个问题。

　　沉淀资金一方面可用于投、贷、建公租房，另一方面可建立变现机制，当然使用结余资金也是有限额的，因为部分资金需要用于职工的贷款和提取，所以我认为可用于投资的不能超过资金总量的15%，这样既完善了制度功能和吸引力，同时也优化了公积金的资产结构。

　　《财商》：但投资保障性住房的安全性如何保障？

　　崔国盛：公积金不管是贷款还是投资建设经适房、公租房，都是有风险的。上海公积金管理中心今年首次使用公积金增值收益购买公租房“新江湾尚景园”，总投资14.98亿元。收购价是9500元/平方米，周边是2.5万左右，所以这个项目抗市场风险的能力很强。

　　要化解风险没有地方政府支持是不可能的。比如对建设经适房贷款，出现逾期6个月以上，应当允许处置抵押物——经适房，最简便的是由地方政府直属的投资公司收购，或财政收购。

　　对于支持个人购买经适房贷款，对象是符合贷款条件的公积金缴交职工，如出现逾期，在最初5年里由于不能上市应当由当地政府进行托底性担保，负责收购，并由售转租，不改变个人对住房的使用。超过5年期以后，可以上市，由于是共有产权，既可上市又可政府收购。

　　改革方向

　　《财商》：是不是可以把这些收益委托专业投资机构进行投资？

　　崔国盛：公积金管理不能交由金融机构或投资公司。现在的收益，一是用于风险备付，一是廉租房建设补充资金，一是运行机构经费。这样的安排当然还有需要完善的地方，但比委托一家专业投资机构进行投资更为安全，对职工维权也更有利。

　　由一个不以营利为目的的事业单位依法依规管理，这种制度安排，在目前我国的经济、社会和法律环境下是合理的，也是必要的。

　　《财商》：你认为住房公积金目前还不可能向市场化方向发展，也不会成立所谓的“公积金银行”，那么公积金管理部门的改革方向是什么？

　　崔国盛：公积金管理中心是不以营利为目的的事业单位，首先要能保证职工的缴存，这笔资金的兑现。在使用方面如果能用于保障房建设，主要是公租房的建设，资金利用率也会提高。

　　现在我们要改的是所谓四位一体的运作机制，就是“中心运作、银行专户、财政监督、管委会决策”。管委会不是一个法人，《条例》赋予它好多权力，但它又不承担具体的法律后果，而且好多城市管委会的人员结构不合理，对重大问题的决策也不正常。公积金的监管，远远比不上现在证监会、保监会的监管力度，而我们没什么有效的监管措施。

　　可以把监管上升到国务院层面来考虑，成立住房公积金监管委员会。所以要解决的是管委会履职缺位、监管机制不全、财务会计核算规则不统一等问题，如果从住房公积金是职工最基本的住房保障资金角度来考虑的话，公积金管理中心是不可能成为金融机构的。

　　

分享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