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使我们选择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随着经济实践的深入发展，特别是面对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种种问题以及转变发展方式的要求的时候，有必要对市场经济进行更为深刻的认识。

　　一、经济增长与社会事业必须协调发展，应当严格区别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不能简单地把社会事业推向市场

　　一个时期以来，由于对市场经济的误解，以及片面地追求经济增长速度，我们把社会事业和公共服务不加分析地推向市场，产生了许多消极后果，以致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严重失衡。其生动表现是虽然经济在迅速发展，但社会保障、医疗、教育、住房等欠账过多，虽然从数字上看人民群众的收入在提高，但由于上述方面欠账太多，经济增长并没有给人民群众带来应有的实惠。

　　改革开放以前的社会保障、医疗、教育、住房等基本上是由政府提供的，即使从市场经济的角度审视，这样的格局似乎也没有太大的不对，因为即使在资本主义那种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家，像社会保障、医疗、教育、甚至包括住房等具有高度社会性的领域，政府不仅对私人投资严格限制，而且这些领域也是政府投资最多的领域。当年罗斯福新政的主要内容就是建立和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然而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改革高歌猛进的年代，不分青红皂白地把即使在市场经济下也不由市场解决的问题推向了市场，推向市场的实质是由人民群众负担。当即使在市场经济下也应当由政府提供的社会保障和公共事业由人民群众自己负担的时候，本身就是对人民群众基本生活资源的一种掠夺。此点在经济危机中表现十分明显，为了自己给自己保障，民间消费能力十分有限。由此可见，经济发展是以社会服务的相对短缺为代价的，人民群众以个人承担社会服务和公共事业的形式为经济发展减轻了成本。

　　在市场经济下，政府与市场有着明确的分工，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有着严格的区别。据此，用市场化的政策去推动社会领域的改革是不合适的。经济政策适合于应当市场化的领域，社会政策适合于近乎于公共产品的领域，二者的混淆会导致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极度混乱。以教育为例，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曾经把全民义务教育当作一项重要的社会革命目标。各国历史表明，教育事业作为一项公益事业，作为一项事关民族振兴的枢纽性事业是不可能靠市场机制发展起来的。教育本身虽不以赚钱为目的，但教育投资却是政府投资效益最高的。在未来的经济发展中，教育和科学技术的决定性作用越来越大，未来的竞争是高层次的人力资本的竞争。如果把教育推向市场，那就会象现在这样出现重点大学农村学生越来越少的现象，更多的学生会上不起学，社会就不能有效地吸纳来自社会下层的优秀人才。把教育推向市场的另一负作用是卖文凭，卖给有钱的或者当官的人，表面上看拥有高等文凭的人越来越多，实际文凭的含金量在下降。

　　目前房地产问题的尴尬是把社会问题简单地等同于经济问题的又一生动案例。上一世纪90年代的住房制度改革把住房问题完全推向了市场，让市场去解决所有人的住房。经济学的基本道理告诉我们，市场是嫌贫爱富的。经济学开宗明义地指出，在市场经济下生产什么，为谁生产，怎样生产都是基于市场价格的。生产什么，什么能带来丰厚的回报就生产什么；为谁生产，谁出的价格高就为谁生产；怎样生产，动力便宜就用劳动力生产，机器便宜就用机器生产，这是基于投入和产出的比较的结果。据此，在供给有限的情况下市场更适合解决高收入群体的住房。至于中低收入群体的住房，在世界上任何国家都离不开政府的援助，甚至本身就是政府必须承担的责任。然而，在目前的制度安排下，特别是1994年的财权上移，事权下移的财税体制改革，使得急于寻求财源的地方政府显然不能让地价卖得过低。于是我们看到，一方面地方政府对于保障性住房明显缺乏兴趣，另一方面如果房价跌落，地方政府则特别着急，有的地方政府甚至不惜动用人民群众的纳税钱千方百计地托市。

　　在把社会公共服务推向市场的同时，却特有的保持了一块市场化过程中的“绿洲”，这就是公务员的福利体系，他们可以最大限度地享受市场经济带来的好处，而却不必忍受市场之痛，致使每年“国考”人员不断增加，人们对稳定而有尊严的公务员职业趋之若鹜，吃皇粮的人越来越多。所有市场经济国家都是非常精简的政府，而我们的政府机构却依然庞大。

　　健康的经济秩序要求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社会事业和公共服务的滞后会影响到高速前进的经济列车的稳定性，会产生诸多的社会问题。健康有序的经济发展是经济发展与社会公共服务相协调的，是政府解决自己应当解决且具有比较优势的问题，市场解决市场应当解决且具有比较优势的问题，经济发展应当是市场化行为，提供公共产品和社会服务则是政府职能所在，二者不能混淆和越界。

　　二、地方政府不宜扮演市场主体的角色

　　市场主体不应当是一级政府。市场主体应当是人格化的财产主体，其约束是硬的。市场主体的命运就是其向社会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的命运。马克思说：商品交换是一种惊险的跳跃，如果跳不过去，摔坏的不是商品，而是商品生产者自己。地方政府不是人格化的财产主体，约束是软的，不具有承担市场主体责任的能力。然而既有的改革措施使得地方政府不得不拼经济，且各地方政府互相竞赛、攀比，在不知不觉中在很多方面直接扮演了市场主体的角色，并由此产生了许多消极后果：

　　1、简单地追求GDP，不惜重复建设和环境污染。地方政府眼睛看着上级政府而不是看着市场。既然以GDP作为考核的主要目标，地方政府自然会不择手段，不怕环境污染，不怕重复建设地追求GDP——尽管GDP并不能反映经济增长的质量。一些地方政府所以对污染企业网开一面，是因为污染对GDP的增加是正的效应。尽管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求调整产业结构，消除低层次的产能过剩，然而在很多情况下地方政府的行为却加剧了重复建设和产能过剩。为了GDP的增长和当地的税收，地方政府不怕重复建设，他们用行政手段发文件，规定只准买本地的产品，不许买外地的产品。地方政府的这种行为，妨碍了全国统一市场的建设，妨碍了市场的优胜劣汰功能的发挥。地方政府所以能如此而为，则在于它的行政权力，本来意义上的市场主体是没有这样的权力的。

　　2、不惜成本地追求亮点和辉煌。在给定的条件下，地方政府存在着事实上的竞争和攀比。地方政府总是追求最大、最亮、最辉煌，以吸引各方眼球，于是有了“鬼城”，有了穷县举债建新城，有了各种各样的世界之最。刘易斯曾经指出，“公共投资中声誉的因素是众所周知的。浪费的现象在大量已成为现实的事物中昭然若揭，它导致了资本利用率的不足——如对需求的期望所建的工厂，每小时仅有几辆车行驶的高速公路，大型机场和航空集散地的低效利用等。这些都是普遍的现象，我们总是被告知这些国家资本短缺，可同时资本的低效利用和浪费却是这些国家非常明显的特征。”

　　3、不怕举债。地方政府有着强烈的举债冲动。一是现行的财税格局使地方政府收支失衡，资金缺口不断加大，以致形成了“少米或无米下锅”的局面，举债是筹措资金的一种办法。二是任期制使得地方政府必须在任期内具有辉煌的政绩。三是地方政府不存在破产之忧，一任政府用完几届政府的资金，债务转嫁给下届政府。科尔奈曾经指出，“投资或是不投资，这是资本主义企业最大的难题之一。如果风险太大，即使这个企业暂时已得到必要的金融保证，他也可能放弃另做打算。” 然而对于给定的条件下的地方政府而言，却缺少这种机制。当前的制度安排对于地方政府只有顺向刺激，而无逆向扼止，是一个激励扩张的制度安排。

　　地方政府的扩张冲动已成惯性。在转方式调结构的今天，不少地方政府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理解为上新的项目，提出无项目就不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际上，只要还是只讲速度，不讲质量和效益，即使上的项目技术含量再高，也不意味着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此外中央希望能够保持经济增长的合理速度，以调整结构，又好又快，但地方政府显然对放慢速度积极性不大，依然保持着高速前进的态势。

　　为了有效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作为一级政府的地方政府的功能定位必须与市场经济相一致，大致包括：⑴切实承担起政府在公共产品以及准公共产品领域的责任，把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点都确定为保障和改善民生。具体内容为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环保、城市公用事业，以及为中低收入阶层解决住房等问题，并且努力做到公共服务均等化，维持社会的公平正义。⑵努力精简政府机构，切实提高政府服务的质量和效率。⑶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良好的发展环境可以吸引投资，吸引人才，鼓励创新，是一个地区的软实力。⑷努力为社会保持良好的自然环境，以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

　　三、正确认识和对待经济危机

　　我们所以选择了市场经济，是因为市场经济的体制机制具有推动经济发展的作用，而且这种作用至今尚无替代。

　　那么什么是市场经济的体制或机制呢？市场经济的体制或机制除了包括价值规律作用下的平等竞争，还应当包括经济周期。所谓经济周期就是一个发展阶段只后通常会有一个相对萧条的阶段。在马克思的经济学里，经济周期通常表现为危机、萧条、复苏、高涨四个阶段。这几个阶段是周而复始的，所不同的是有时候周期长一点，有时候周期短一点。有时候这个阶段长一点，另外的阶段短一点。当然，人们都希望高涨阶段越长越好，最好永远是高涨阶段更好。然而正如一年四季不可能永远都是夏天一样，经济发展也不可能永远都是高潮。

　　事实上危机本身就是市场经济的机制。市场经济下经济快速发展的时期，那些引领快速发展的产业或领域通常会吸引大量的投资，人们高歌猛进，危机就是为快速前进的经济列车踩刹车，就是把快速发展时期积攒的问题集中地、一次性地加以解决，就是强制性的挤出泡沫，强制性地淘汰落后，强制性地激励创新。马克思曾经指出，固定资本的更新是资本主义走出危机的契机，讲的正是这个意思。从一定意义上讲，没有经济周期中危机阶段的强制性淘汰，或许不会有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科学技术、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创新的不断提升。

　　更多的时候人们把危机当作不好的事情，马克思曾经以鲁宾逊的一切在社会范围内的重演，以社会将有计划地分配社会劳动予各个部门的取消市场经济的设想消除经济危机。然而实践中由于计划者的知识和信息有限，加之特别强烈地主观价值取向，结果人为地制造了更大的危机，人们所以最终通过几十年的计划经济实践的比较选择了市场经济，就是因为相比较而言，市场经济的社会运行组织成本更小。

　　凯恩斯试图在市场经济的框架内解决经济危机。他认为经济危机与资本主义制度无关，是有效需求不足造成的，主张政府通过扩张性的政策刺激经济，甚至认为财政部把钞票装在瓦罐里，埋在废弃的煤矿里，让资本家雇人去挖也可以启动经济。凯恩斯主义一经诞生，就受到了政府的青睐，因为他为政府干预提供了理论依据。不仅如此，自从凯恩斯主义诞生以后，西方国家的政府再也不用担心由于经济萧条导致本届政府的下台了，他们完全可以花钱制造一次“繁荣”。然而，历史证明，伴随着这种人为制造的繁荣的通常是滞胀。因为经济萧条是市场自身调整的必然过程，在于释放经济发展中积攒起来的各种问题。人为地刺激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只是掩盖了问题，甚至制造了更多的问题。为了解决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带来的滞胀问题，继往开来的有了供给学派、现代货币主义理论、有了里根和撒切尔夫人的经济政策实践。面对1929年发生的经济危机，如果不是胡佛政府的通过扩大公共投资，限制工资下调，颁布贸易保护主义法令等进行干预，那次经济危机或许不会持续那么长的时间。对于经济危机，熊彼特曾经非常深刻地指出，只有让它自己治愈自己才是可取的，任何人为恢复都会令那些在危机中未能完成调整的剩余问题更加严重，从而又会产生出新的问题，再造成另一次更严重的商业威胁。

　　面对本次由美国次贷引发的危机，我国政府在宏观经济政策上多少有点反映过度，以特别宽松的货币政策启动经济，虽然保持了一定速度的经济增长，但却掩盖了经济发展中的结构问题、失衡问题，而且使重复建设、产能过剩、环境污染等方面的问题更加严重，以至于刚刚启动内需，紧接着又治理通货膨胀。这种大幅度政策摇摆所造成的问题是不亚于经济周期本身所产生的问题的。我们既然选择了市场经济，就要认识到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是不可抗拒的，应当以平常心态对待经济危机和经济周期。以平常心对待经济危机，应当正确地认识宏观调控。市场经济下的宏观调控是二次调控，是针对市场的所谓缺陷而言的。如果市场的一次调节，即看不见的手的调节能够把资源配置得很好，配置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程度，二次调节就可以“束之高阁”了。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是第二次的，不应当太“积极”、太“主动”，太积极太主动的宏观调控会给人不确定的信号，反倒引起经济的大起大落。特别是极具针对性的宏观调控，说白了就是头痛则医头、脚痛则医脚，按了葫芦起来瓢。

　　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过渡，要特别注意“抵制”计划经济体制的“路径依赖”。“路径依赖”是一种惯性，通常会以计划经济的方式对待宏观调控，会下意识地复归行政指令及计划经济的种种做法，并将其认为为优越性。计划经济体制的失败就是计划经济种种作法的失败，我们不能在选择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还非常怀念计划经济体制的种种作法。怀念计划经济体制的种种具体作法并借口宏观调控加以实施，既有认识方面的问题，更有利益方面的问题。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应当努力建设和健全市场经济，相信制度而不是知识和信息有限的计划者的公正和能力。

　　四、市场经济必须坚持平等竞争，没有平等竞争就没有市场经济的魅力之源

　　平等竞争是市场经济的真谛。对此，经济学有着十分经典的论述。马克思说，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它随时准备不仅用自己灵魂而且用自己的肉体去同任何别的商品交换。 亚当·斯密也深刻地指出，“关于可以把资本用在什么种类的国内产业上，其生产能力有最大价值这一问题，每一个人处在他当时的地位，显然能判断的比政治家好得多”。他批评欧洲的政策，“妨碍劳动和资本的自由活动，使不能由一职业转移到其他职业，由一地方转移到其它地方，从而使劳动和资本的不同用途所有利害有时会出现令人非常不愉快的不均等。”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原西德经济恢复的很快，领导了原西德经济恢复的总理艾哈德把其总结西德经济恢复的专著命名为《来自竞争的繁荣》，并且开宗明义地指出：“西德并没有采用什么秘密科学。我在事实上不过实践了发展西方各国的现代经济学原理，在漫无限制的自由与残酷无情的政府管制两者之间寻找一条健全的中间道路”。 他认为，政府只能当裁判员，不能当运动员。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责任是制定和执行经济政策，在精神上和物质上给私人企业家以指导和支援，而不是直接干预经济事务。

　　为什么平等竞争是市场经济的真谛呢？⑴只有平等进入、平等竞争，才能够在价值规律的作用下，把各种资源配置到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的领域，当所有投资的资本的边际收益相等的时候，资本总体上的投资收益才会最大。如果在制度安排上阻隔资本的自由流动，就会从总体上降低资本的利用效率，甚至会使一部分资本不能有效地进入相关产业而成为“盲流”。我国当前的情况就是由于可投资的产业种类少，加之国有企业的垄断，致使一部分民间资本成为盲流。⑵只有平等进入，才谈得上竞争。有了竞争，价值规律才会发挥优胜劣汰的作用，才会有优胜劣汰和资源重组。⑶只有平等进入，才能在制度上保障初次分配的公平性。行业之间收入分配的差距是我国当前的收入分配差距的重要成因。行业之间收入分配差距的根本原因是劳动和资本的不能平等进入。当劳动不能平等进入的时候就会产生如同斯密所讲的，由于劳动不能自由流动而出现非常不愉快的不均等。当资本不能自由流动的时候，就难以形成平均利润。在马克思《资本论》里，平均利润是资本各得其所，从而保证各种产业投资的最佳比例。然而，平均利润的形成是以资本在产业之间的自由流动为前提的，没有资本在各产业之间的自由流动，就没有平均利润，就会形成目前情况下虽然央企有着丰厚的利润回报，但却由于它的垄断造成了总体资本的低效利用。⑷没有平等进入和平等竞争，就谈不上公平正义。平等进入和平等竞争是一种最基本的经济权利保障，没有这种最基本的权利保障，就没有公平正义可言。⑸当一国缺少平等竞争的环境的时候，资本就会流动到其它环境相对好的国家和地区。

　　从一定意义上讲，市场经济的全部魅力在于平等竞争。然而在我国当前的情况下，却由于国有企业以行政力量为依托的垄断，使得民间资本难以平等进入。中央政府虽然出台了一系列力推民间资本平等进入的文件，但由于利益集团的掣肘，至今落实效果不佳。为了使市场经济充分显示它的最佳利益，中央政府应当力推平等进入。

　　五、关于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期间的腐败问题

　　当前的腐败问题似乎比典型的计划经济体制和典型的市场经济体制下发生的都要多。腐败的发生与腐败者手中掌握的权利和各种资源形成正比例关系，与监督的力度成反比例关系。计划经济体制下腐败现象所以少，在于有关官员手里虽然掌握着比较多的资源和权利，但监督的力度比较大，例如明确规定了打酱油的钱不能买醋，加之长期的廉洁教育，连绵不断的政治运动以及对腐败者严厉的打击。在典型的市场经济体制下，产权是私有的，政府手里没有掌握多少可资分配的资源，也几乎没有伴随着可分配资源的审批制度。加之典型市场经济国家都是小政府，行政环节少，寻租和腐败的机会相对少。此外，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对政府工作人员的监督力度大，不仅有来自内部的规章制度的监督，而且还有来自整个社会的监督，例如反对党和新闻媒体的监督。有力的监督以及权力运行过程中的透明性大大地减少了腐败。

　　我国过渡时期相对增多的腐败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第一，对于市场经济的误读。由于误读而把两种原本不同的东西扭合在一起。我们虽然选择了市场经济，但却把计划经济体制下最核心的东西没有多少改变的保留下来，并将其与市场经济的自由相结合。于是在市场经济下本来不应进入市场的公权堂而皇之地进入了市场，例如各种各样的指定性购买，乱收费，乱罚款，用公权为个人或部门谋取利益等。其次是权力与某个特殊利益集团的结合，产生了更为可怕的腐败，野蛮拆迁当属一例。最后是一些地方政府不适当地直接扮演了市场主体的角色，靠行政背景与真正的市场主体进行不平等的竞争，以获得高额回报。

　　第二，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过程中产生腐败的另一个原因是较之于计划经济体制政府手中的权利不仅没有减少多少，反而可能有所增加。例如我们虽然选择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依然延续了计划经济下的任命制，且人民群众在干部选拔问题上的发言权并没有增加多少。此外是延续了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审批制度。审批制度的功能有二：一是直接地分配资源，包括各种项目、指标、资金、配额等；二是规定进入的门槛。明确谁能进入谁不能进入，包括什么样的所有制可以进入，什么样的所有制不能进入。人们通常有一种权利之恋，谁都不想放弃手中的权利。赛缪尔·P·亨延顿曾经指出，“现代化，特别是处于后期现代化之中国家里的现代化，涉及政府权威的扩大和各种各样受制于政府活动的增加”。 然而对于权力的监督并没有随着权力所管事情的增加而增加，诸多腐败由此而生。

　　第三，政府职能没有切实地转化为服务型政府。政府部门的设计是与政府职能相适应的。如果是服务型政府，政府职能部门的设计就会一切为了经济社会的发展而有利于提高办事效率，这样的政府应当是精简的政府。反之则会臃肿庞大，环节过多。环节过多寻租和腐败的机会就多。秘鲁经济学家赫尔南多·德·索托曾经在秘鲁和埃及做过实验。在秘鲁要注册一家小型企业，每天工作六小时，要花289天。尽管这家工厂只要一个工人就可以运转起来，但办理合法的注册成本却花了1231美元，这是工人最低月薪的31倍。在埃及，一个人要想在国有沙漠上获得并合法注册一块土地，他至少要完成77道官僚程序，与31个国家或私人机构打交道，这可能要花去5到14年的时间。索托认为，行政环节多，寻租机会多，是这些国家腐败和落后的根本原因。

　　真正解决腐败问题的不是说教，腐败者什么道理都知道。解决腐败问题一是靠有效的制度安排，这种制度安排的核心是减少政府管理资源的审批权力，加大社会监督的力度。减少政府管理资源和审批的权力，既可以减少受贿的机会，也可以减少行贿的冲动，对双方都是一种保护。二是要增大腐败的成本，腐败也有投入和产出的计算，按照加利·贝克尔的研究，犯罪是一个人根据犯罪的收益进行计算的结果。影响犯罪收益的因素有：逮捕和定罪的可能性、惩罚的严厉程度，在合法职业中选择职位的可能性等。我国学者林语堂先生也曾经非常深刻地指出：“中国今天(指旧中国，笔者注)所需要的并不是对政治家进行道德教化，而是给他们多准备一些监狱，在那些贪官污吏们可以大模大样地订购去横滨或者西雅图的一等舱时，谈论建立什么廉洁政府，纯粹是白费力气。中国现在所需要的既不是仁慈，也不是正直或荣誉，而是简单的法律政治，或者说是将那些既不仁慈，也不正直，也不荣誉的官员拉出去枪毙的勇气。唯一使官员们保持廉洁的办法是威胁说一旦劣迹揭露就要处以死刑。”二是大力度地加强对权利的监督，加强权力制衡。权力制衡原则是人类经过数千年积累下来的经验总结，进一步的改革必须在权力制衡上下功夫。

　　参考书目：

　　1、【美】刘易斯《发展中国家的失业》载《二元经济论》中译本、施炜等译，北京经济学院1989年。

　　2、【葡】亚诺什·科尔奈《短缺经济学》)(中译本)(上)经济科学出版社，1986年

　　3、【德】马克思《马克思全集》第23卷。

　　4、【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72年。

　　5、【原西德】路德维希·艾哈德《来自竞争的繁荣》祝世康等译，商务印书馆。

　　6、【美】赛缪尔·P·亨延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译本)王冠华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

　　7、林语堂《中国人》学林出版社，1994年。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李义平

　　（责任编辑：何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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