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本报评论员 李富永

　　近日，卫生部新闻宣传主管人员有关“对极个别的媒体记者建立黑名单“的表示，颇让人有匪夷所思之感：在三聚氰胺、瘦肉精和塑化剂泛滥成灾的当下，作为主管部门的卫生部的官员不去建立奸商的黑名单，反倒将矛头指向冲在舆论监督一线的媒体，岂非咄咄怪事？

　　作为媒体业者，我们既然是“社会公器”、肩负了舆论监督的职责，那么，在监督别人的同时，也应当虚心接受别人的监督。不能因为人家批评的对象是我们，就一跳老高；应该本着“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态度，看人家说的是否有道理；在反驳人家之前，应该仔细自我审视，看看自己是否就有“故意误导人民，传播一些错误的信息”的行为。如果有的话，首先自己要改正反省。

　　前两年，北京的确发生过某电视台记者“纸陷包子”的新闻造假事件。这件事给新闻界抹黑不小，影响极坏。不过，事件暴露后，该记者迅速被所属单位开除了。北京乃至全国的包子摊馆生意，当时短时间受到轻微的影响。

　　此后没有听说过新闻报道如今天所说的“给国家的食品工业发展造成负面影响”，反倒是有毒食品越来越多。

　　既然如此，在食品安全危机四伏的今天，身负普及卫生知识重任的卫生部宣传部门，不去建立食品奸商黑名单，而是建记者黑名单，实在偏移了主方向。食品安全监管也应有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之分，矛盾也应有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之分。

　　假如真的有“极个别的媒体记者有意误导人民”，那么，仅仅对其建立“黑名单”，而不去与之做斗争、不向司法机关举报、不向记者主管上级检举揭发，等于对坏人坏事作壁上观、纵虎为患，既有失公民之责，更有失卫生官员的职责。

　　问题是“有意”误导人民的情况，实在太少，无意出错的情况则在所难免。记者不是专家。记者监督出错，权威出来纠正就是了。何必要建立什么黑名单？这黑名单用来做什么？可以让记者补课甚至纠错，不可以用来抵制其日后的正常采访监督，不可做“无可奉告”的借口，更不可以用来挟嫌报复。

　　幸亏只是卫生部，如果是公安部、检察院，或者派出所、或者片警、或者上级人事主管部门对记者建立黑名单，那记者可就没好果子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