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田勇

　　6月4日以来，南方旱涝急转，先遇大旱，又逢巨洪，使南方地区人民和经济遭受一轮又一轮的冲击。农田破坏，房屋冲垮，造成了巨大的直接经济损失，与此同时，由旱涝引发的物价上涨等间接经济影响也备受关注。

　　截至5月29日，全国耕地受旱面积1.044亿亩，长江大旱致166.8千公顷绝收，直接经济损失149.4亿元。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五省耕地受旱面积为4535万亩，占全国受旱面积的43.4%。据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办公室的统计显示，截至6月8日，全国累计有12个省份发生洪涝灾害，农作物受灾255千公顷，倒塌房屋7462间，直接经济损失约49.2亿元。

　　除了直接经济损失之外，旱涝急转对国内物价、宏观经济以及货币政策的实施也会产生连锁反应。一方面，从供给的角度来看，旱涝灾害的持续进行会对粮食产量造成一定的冲击，粮食供给的减少会抬高粮食价格，从而推动物价指数的上涨。而对粮食减产的预期会诱发粮食市场的积囤现象，粮食炒作横生，进一步炒高粮食价格。而且，作为消费品和工业生产的原材料，粮食价格的提升会推动消费品价格和工业生产成本的上升，导致CPI的不断抬高，甚至吹胀整个宏观经济的泡沫。另一方面，从需求的角度来看，旱涝灾害造成的农田、房屋毁坏亟须进行恢复，生活用品的大量购置以及基础设施的重建会引发生活用品和生产用品的需求骤增，从而抬高商品价格。经过供给和需求这两个因素的共同作用，旱涝灾害的影响反映在通胀压力之中，进一步使货币政策随之进行必要调整，以达到稳定物价水平、保持经济增长的目标。

　　然而，此次旱涝急转对粮食总产量以及粮食供给影响有限。一方面，今年夏粮并未受干旱影响，尽管秋粮遭受之前的干旱造成减产，但近期的降水对其旱情减产有所缓解，且受此次灾害影响较大的六省并非产粮大省，早稻产粮不到全国的四分之一。此外，旱涝灾害基本属于暂时的、短期影响，对处于早稻期的秋粮来讲，现在就判断其产量变化仍为时过早。另一方面，我国的粮食价格机制为政府和市场共同主导，由国家粮食收储安排，粮食自给率保持在95%以上。据国家发改委的数据显示，2010年我国粮食库存占消费的比重超过40%，远高于国际公认的17%～18%的安全水平，完全可以保证国内市场供应。

　　因此，要理性面对此次旱涝灾害所造成的经济影响，既不能对粮价上升产生过度预期甚至恐慌，也不能过分乐观地忽略其影响，对当前的通胀压力掉以轻心。

　　第一，物价上升压力依旧存在。此次南方旱涝对于粮食减产是毫无疑问的，这给粮食的供给带来了一定压力，尽管粮价在国家的控制下也许不会有大的波动，但其带来的其他连锁反应以及通胀预期却不容小觑。受干旱影响的蔬菜价格在5月下旬涨幅近20%，水产品价格同样也上涨厉害，活鲤鱼环比上涨约14%，同时猪肉价格持续反季节上涨。此次南方旱涝无疑给了食品价格一个潜在的上涨助推力，会造成通胀形势的恶化。

　　第二，流动性过剩的问题依然存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我国出台了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为经济恢复营造了宽松的货币环境。规模不断增加的信贷投放一方面使宏观经济逐步实现反转，另一方面也引发了流动性过剩。同时，贸易顺差和热钱流入也在客观上膨胀了流动性。巨额贸易顺差极大增加了外汇储备和外汇占款。过多的外汇储备增加了调控难度，为了维持汇率的相对稳定，央行不得不向市场投放基础货币，形成被动式货币投放。更重要的是，隐藏在顺差外衣下的热钱大量涌入，形成流动性泛滥的同时吹大资产泡沫，对通胀产生推波助澜的作用。

　　第三，来自国际市场的输入性通胀不容小觑。美国、欧盟、日本等国此前实施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在国际上的负溢出效应十分明显，这些举动造成国际市场上的货币泛滥，导致全球各种资源价格的上涨，尤其是国际大宗商品价格飙涨，导致国内相关商品的生产成本增加，使中国的输入性通货膨胀压力增加。

　　在促增长和控通胀两者之间，控通胀应是首要的、第一位的，只要通胀压力没有出现趋势性回落，落实稳健性货币政策的基本方向就不应该有所变化。在当前通胀压力仍未得到较好控制的背景下，旱涝灾害就像一支添加剂，会对通胀产生或大或小的影响，因而，稳健的货币政策依然是主旋律，在此基础上增加政策调控的灵活性和针对性，根据旱涝灾害的影响进行政策微调，注重货币政策的结构性调整。

　　具体来讲，可以从管理流动性和调整供给两个层面，合理搭配政策组合。货币政策可适度收紧，运用利率、存款准备金率以及公开市场操作等货币工具调整流动性，优化资产市场资源配置功能，并通过央行的宣示作用稳定预期；搭配适度宽松的财政政策，加大政府支出的力度，适当增加粮食供给以及灾区重建物资的供给以达供求平衡，通过市场化手段调控商品价格，必要时可对部分商品实行价格管制等行政手段干预。规范商品市场运作方式，完善竞争机制，引导和规范企业投资，加强对热钱的监控、管理与疏散，推动汇率市场化的不断演进，转变经济运行方式，促进价格水平回归正常，在控制通胀压力的同时尽快恢复灾区建设。（作者为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本报专家组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