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人们发现G D P不能完全给生活带来充盈的幸福感时，一个叫幸福指数的概念开始频繁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近年来，对生活幸福感的评测成为十分热闹的话题，各种花样翻新的幸福指数评选漂浮上来，给人参照之余也让人纠结。幸福毕竟是太主观的东西，对其进行指标化存在风险。经合组织公布的新指标，结合了主客观视角，有一定新意，介绍出来，供读者参考。

　　不久前，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经合组织)发布一项名为“幸福指数”(Y our Better Life Index)的在线测试工具，普通民众可以根据个人关注度对物质条件和生活质量等11个因素的重要性进行排序，得出的指数可以用来衡量民众对生活的满意度，并在经合组织34个成员国之间进行比较。

　　这一指数包括11项：收入、就业、住房、教育、环境、卫生、社区生活、机构管理、安全、工作与家庭关系以及对生活条件的整体满意度。每一项都有两至三项指标来衡量。每个人都可以到经合组织网站上，进行在线测试，只需在11项中选取若干项，再根据个人关注度，构建属于个人的参考指标，得出的指数用以他本人对生活的满意度，再根据这些指数对经合组织成员国进行排名。

　　“一次重要尝试”

　　经合组织秘书长安赫尔·古里亚说，经合组织花费了10年时间研究，与政治家、统计学家、研究人员和民间团体代表进行了充分沟通，2004年形成概念，然后在2007和2009年高端论坛上取得进展。

　　2008年2月，法国政府设立了“经济发现与社会进步衡量委员会”委员会，邀请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阿马蒂亚·森以及巴黎政治学院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让·保罗·菲图西三人共同担纲，组织数十位多国专家学者参与课题研究。该委员会历时一年半后公布了政策分析报告(简称：斯蒂格利茨报告)。报告提出G D P作为一个经济表现和社会进步指标的重大缺陷，建议对G D P的算法 予 以 调 整 ，用“ 国 民 幸 福 指 数 ”(G ross N ational H appiness，G N H )取代G D P。

　　G N H这个概念最早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是由地处南亚的不丹王国国王提出。他认为“政策应该关注幸福，并应以实现幸福为目标”。不丹由此提出了由政府善治、经济增长、文化发展和环境保护组成的G N H指标。

　　经合组织首席统计师马蒂娜·迪朗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经合组织以斯蒂格利茨报告为理论基础，展开研究工作，与经合组织成员国的国家统计机构保持密切合作，定义分析框架，选取构成指数，然后确定指数标准，最后推出的这个产品--指数测算工具，包含复杂数据库处理技术和模型。这次发布通过经合组织的平台来广泛征求意见，在后续研究中不断改进和完善。

　　古里亚说，在G D P指数之外创立一套衡量生活满意度的指标并不是经合组织首创，但这是全球范围内的一次重要尝试，目前还只是一个起步，是不完善的。

　　经合组织统计部的经济学家刘刚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他个人感觉，经合组织推出“幸福指数”跟最近国际形势变化有关。官方数据与民众实际感受有差距。比如网上有民调显示，欧洲经济增长没有美国强，但欧洲人普遍对生活满意度高。

　　欧洲理事会主席范龙佩日前在经合组织论坛上发表讲话时指出“一个繁荣的社会，也应该是一个幸福的社会，否则我们将失去活力，甚至是经济发展。我们需要在关注短期效益的同时为长期发展奠定基础。”

　　“一个重要的衡量工具”

　　古里亚说“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工具，它衡量的不仅是一个人的满意度，而且是一个团体，一个社会甚至一个国家的满意度。我们希望通过这一指标来试试各国的反响。另一方面，政府可以了解到民众的需求，政府的公共政策也可以更加有的放矢。政府与民众之间如果形成良好交流，可以帮助提高公共政策的质量。”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余永定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我同意古里亚的观点，这是G D P之外的重要创造。不同国家对幸福的理解不同，难于比较，但无论如何这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是向摆脱G D P拜物教方向迈出的一步。为何不可各国在公布G D P指标的同时也公布自家的幸福指数，作为一个参考指标呢？

　　刘刚说，经合组织的“幸福指数”虽然是每个人都可以通过测试得到的一个指数，但是这个指数不是个人幸福度，它反映的是加权平均值，仍是对一个国家国民幸福度的评价。

　　经合组织统计部部门主管、国民经济核算专家郭杰民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这个指标对发展中国家也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可以促进政府正确、科学地看待发展，在追求G D P的同时考虑兼顾社会发展和人民需求的各个层次和各个方面，构建“和谐社会”。“十二五”规划纲要也提出了24个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其中12个约束性指标都是有关人民生活、科技教育和资源环境的，充分体现了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的要求。

　　G DP的一个重要补充

　　郭杰民指出，经合组织推出“幸福指数”对G D P应该是一个有益的补充。G D P是指在一定时期内(一个季度或一年)，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中所生产出的全部最终产品和劳务的价值，被公认为衡量国家经济总量的最佳指标。它不但可反映一个国家的经济表现，更可以反映一国的国力与财富。美国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和威廉·诺德豪斯曾说过，G D P是二十世纪的伟大发明之一。G D P作为衡量经济生产总量的指标，作为制定经济政策以及国际间经济发展水平对比的一个重要依据，受到广泛关注。与此同时，许多人将G D P的实际作用夸大，视其为衡量社会进步和发展的万能指标，导致经济政策和多方位发展上的偏差。G D P也有本身的局限性。它只从生产的角度反映社会的进步，而不能在人们关心的其他方面，如教育，环境及分配的公平性等得到反映。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国际组织开始利用复合指数衡量发展。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提出，自由的扩展是发展的首要目的和主要手段，他所发明的人类发展指数(H D I)成为重要的衡量发展的指数，涵盖健康水平、教育成就和实际人均G D P三个方面。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从1990年开始利用H D I代替G N P作为衡量发展的指标。此外，1995年，世界银行又提出了绿色G D P核算体系来衡量一国或地区的真实国民财富。该核算是在传统G PD核算基础上扣除了自然资源枯竭以及环境损失。

　　迪朗指出，经合组织并不是要创建一个新的“幸福综合指数”来替代G D P，或者创建一个经合组织自己的指数。G D P的概念化对衡量和分析经济变化具有革命性的意义。但G D P需要随着社会发展不断地得到补充。现在的问题不是废弃或停止用G D P来衡量经济发展。但是，为什么我们不能创建一个衡量范围更为宽泛的指标来替代G D P呢？

　　网民支持创立“幸福指数”

　　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日前在其网站上发起了关于“幸福指数”的大辩论。话题是是否应该对民众幸福度加以衡量，并将幸福指数作为政府进行政策改良的参考，正方为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荣誉教授理查德·莱亚德、英国“幸福行动”的发起人，反方为经济学家《经济学之死》一书的作者保罗·奥默罗德。

　　就像在发起“幸福行动”时做出的宣言一样，理查德认为西方国家花了近50年的时间极力追求高收入，可是到头来发现大家还不如50年前过得幸福，是时候反思一下G D P指挥棒的作用了。他说，对幸福进行衡量并不是为了加强政府的权力，而是提高政府和个人的效率，通过双方互动共同创造一个更加幸福的社会。

　　不过，奥默罗德认为，幸福是太主观的东西，对它进行指标化存在风险，而根据这个指标决策公共政策更加不妥。虽然承认让更多的人感受到幸福是一件好事，但奥默罗德说，每个人的幸福追求不同，而国家的公共利益和个人欲望难免有分歧，所以不能通过衡量民众幸福度来左右国家政策。

　　网友们在这个论坛上各抒己见。有的人认为“幸福感”不能等同于社会福祉(publicw elfare)；有的认为幸福指数有利于表达民众需求，提醒政府关注民生。

　　中国各省会城市生活质量总体情况

　　不久前，中国社科院经济所、首都经贸大学联合推出“中国各省会城市生活质量指标体系”，得出中国30个省会城市生活质量总指数(Q O LI)以及全国平均指数。全国省会城市居民生活质量总平均指数为54.49，处于一般和满意之间。全国城市居民生活质量社会经济数据所代表的客观指数平均值(57 .67)略高于主观指数平均值(49.71)。以上数据说明，全国城市居民生活质量总体有待提高，居民满意度偏低。尽管全国城市生活质量客观指数达到较高水平，但由于全国各方面的满意程度较低，所以致使总体生活质量有较大提升空间。

　　造成主观满意度较低的原因，可以从分项主观指标中得到解释。受访者对各方面的满意程度依次降序排序为：生活便利、生活环境、医疗保障、收入预期、收入现状。出现满意程度均偏低的这种状况，是由于受访者普遍认为所居住的城市生活成本高，生活节奏快而引起的。

　　分城市而言，全国城市居民生活质量总指数为55分以上的城市有15个，除乌鲁木齐外(49.59)，所有城市的总指数均在50分以上。排名前10位的是：广州，上海，南京，银川，呼和浩特，合肥，石家庄，北京，长春，福州。其中广州和上海的得分超过60分，达到了较高的水平。排名后五位的是：哈尔滨，武汉，太原，西宁，乌鲁木齐。排名前10的城市中，东部地区城市有六个，中部地区城市有两个，西部地区有两个。排名靠后的城市中，中部地区城市有三个，西部地区城市有两个。经济发展是否肯定能够提升生活质量，并不必然。银川的生活质量总指数排名靠前(第四)跟其舒缓的生活节奏有关。

　　乌鲁木齐总指数排名最后，原因在于其生活质量社会经济数据(客观指数)水平过低。

　　就全国城市生活质量客观指数而言，得分55分以上的城市有18个，超过60分以上的城市有七个，西宁和乌鲁木齐的得分低于50。通过生活质量客观总指数排名，可以看出，东部地区整体上要高于中西部地区。

　　就全国城市生活质量满意度(主观)指数而言，满意度指数，得分50分以上的有11个城市，高于55的仅有海口一个城市。排名前10位的城市有：海口，兰州，杭州，济南，银川，合肥，成都，重庆，西宁，长春。前10位的城市中，属于东部沿海城市的有四个，中部城市有一个，西部城市有五个。排名后五位的有：昆明，太原，南昌，呼和浩特，武汉。后五位的城市中，东部沿海城市有一个，中部城市有三个，西部地区有一个。通过生活质量客观总指数排名我们发现，就满意度(主观)指标而言，东部沿海地区城市生活质量指数并没有显著高于西部地区，排名前10的西部城市有五个，高于东部沿海。

　　说明就主观感受而言，生活在生活环境好，生活节奏慢的中西部西部城市的居民对生活质量的满意度要高于东部地区。说明西部大开发实施以来，中央政府以及地方政府不断加大对西部地区省会城市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效果开始显现。使得西部省会城市居民生活更加便利，生活环境得到较大改善，居民生活质量满意度比较高。

　　相关链接

　　北京学者提出“国民幸福指数”测算体系

　　□张舵

　　由四川省遂宁市政府委托，北京工商大学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季铸领衔组织设计的《四川遂宁国民幸福指数报告》创新设计出一套全面、系统的“国民幸福指数”测算体系，在48个基础指标和空间资源、生态环境、人口发展等8个大类指数基础上，最终测量出一个地区的国民幸福综合指数。

　　季铸说，21世纪全球正在迎接两次革命浪潮，一是以生态农业、循环工业和持续服务产业为特征的绿色经济浪潮，实现人类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和谐、持续；二是以生态环境、绿色经济和政府善治为特征的幸福社会建设浪潮，实现人类发展与社会环境的和谐、持续。“国民幸福指数”，正在成为越来越多国家和地区公众对社会发展的关注焦点。

　　据悉，这套“国民幸福指数”测算体系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精神，坚持以人为本，以结构主义哲学为指导，以建设效率、和谐、持续的幸福社会为目标，采用联合国、世界银行和国家统计局相关指标，以全国“国民幸福指数”相关指标为参照，在48个基础指标和8个大类指数基础上，最终测量出遂宁国民幸福综合指数。

　　与此同时，《遂宁国民幸福指数报告》可以按照“国民幸福指数”分析流程，进行不同角度、不同层面、不同领域的多维结构测量：一维测量发展空间资源，二维测量绿色经济发展，三维测量政府管理效能，四维测量国民幸福总值，五维测量人民生活水平，六维测量人民快乐生活，七维测量社会经济进步，八维测量国民幸福指数，客观反映一个地区经济发展与幸福社会建设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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