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报记者 崔烨 制图 任萍

　　在美国上市的中国概念股股价在6月底终于迎来久违的反弹。为何在争议不断、身陷欺诈门的同时中国概念股仍然未被投资者“抛弃”？两位长期扶助中国企业赴美上市的保险经纪人、专业律师在接受记者专访时，揭出了此次事件的核心——中国公司尚未习惯赴海外上市所面临着非常严厉的证券监管，但事态并不如想象得严重，因为多数案件在开庭前均被和解，华尔街的逐利思维让中国企业未来仍然可以赴美融资。

　　没有阴谋论只有资本道

　　上周，在美上市的中国概念股一改几周以来连续下挫的局面迎来反弹，涨势明显，纳斯达克中国指数24日报收于200．08点，单周上涨3．7%。在纽约股市总体维持弱势震荡格局之下，中国概念股总体表现跑赢美股大盘，挽回了市场投资者的信心。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选择到海外、特别是美国上市，国际资本市场上刮起了“红色旋风”。然而，面对“资本天堂”的种种诱惑，这些中国企业的处境却并不乐观：一方面，前期的上市之路充满艰辛，对他国法律及投资环境的水土不服使得海外上市面临巨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另一方面，上市后的财务造假、欺诈等丑闻已使多家中国海外上市企业遭美国证券监管机构调查和投资者集体诉讼，中国概念股在海外也因此频遭沽空。纳斯达克和纽交所在过去一年期间对至少21家小型及微型中国公司实施停牌，并已对其中5家实施摘牌。

　　达信中国财务与专业责任险部门负责人魏钢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美国是索赔意识高和监管执行力强的国家，随着监管审查的不断加强，独立性、透明性和严格的诚信尽职调查已经成为工作重点。上市公司的董事如果不能履行相应的职责和义务，将会付出高昂的代价，包括承担个人责任。 ”

　　魏钢同时指出，在当前的形势下，中国公司赴海外上市面临着非常严厉的证券监管，公司治理方面的缺陷和高管面临的责任风险将成为阻碍中国企业海外融资的瓶颈，如果不采取适当手段转移风险，将会对企业发展产生相当不利的影响。

　　空头围剿凸显治理问题

　　尽管随着近日一些中国概念股相继发布业绩公告，有良好业绩支撑的中国上市公司的股价已经受到了市场的肯定，率先走出了低谷。但是业内人士指出，部分中国企业在海外上市后却并未建立起相应的公司治理架构，从而产生制度漏洞。

　　达信风险咨询部高级副总裁黄家胜对记者表示：“事实证明，公司治理和风险管理水平已经成为海外投资者关注的核心问题，相较于财报，健全的治理体系更能获得投资者的信心。我们建议中国赴海外上市公司及时聘请专业公司进行公司治理结构的建立，防范潜在的上市风险。 ”

　　记者注意到，2010年后半年至今，中国在美上市公司遭遇了集体诉讼最密集的阶段。而为了避免风险，保险经纪人建议了相应的保险产品。据悉，作为一种在国外成熟发展多年的主流险种，董事及高管责任保险可以保障董事和高管在从事相关管理业务活动时因疏忽、违约、违反职责（除欺诈）而所引发的民事赔偿责任。企业还可以通过聘请独立的第三方财务咨询机构对公司的重大或关联交易出具公允意见书，从财务的角度展现交易的公正性，有助于公司管理层与董事更清楚了解此交易对公司业务及财务报表的影响。

　　达信中国财务与专业责任险部门负责人魏钢：

　　赴美上市仍是佳选

　　“中国大多数去美国上市都是通过达信购买保险，因此数据统一方面比较完整，从驳回、和解和进行中的案件可以看到一个比例。和解金额和投资者损失比例中值，因为所谓诉讼不具备很大的采样数据，所以很多数据看上去只能做一个参考，损失可能是6亿，最后和解金额是2.4%。 ”达信中国财务与专业责任险部门负责人魏钢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

　　魏钢指出，最近有两个案件媒体关注特别多，一个叫东南融通，还有一个是嘉汉林业。有两家非常出名的公司写了很多有挑战性的文章：“其实从美国监管部门角度来看，他们有做空的，也做多的，做完多之后无利润可言，便想通过做ST继续寻求利润。在美国做高了之后，影响股票走低的事情很多，外汇的变化，经济总量的变化，消费的变化，产品格局的变化，市场格局的变化，公司基本面的变化都可能导致股票下跌。做空很正常，做多之后做空都是自然规律。 ”

　　但是做空对公司治理起到监督和促进的作用，让参与者互相找毛病，找到毛病之后大家提出来，由法庭或者自己之间解决，实际情况下是大家自己之间解决。美国起到了某种程度意义上的所谓自我修复，省去了纳税人更多的钱。

　　魏钢认为，外国投资者集体做空中国概念股也要辩证看：“SEC有一个执法部，现在应该有1000多人，其中有很多中国人到美国定居，对中国的情况比较了解。对中国关注多，另外一个角度上中国强大了，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和资本市场有一定影响力，才会后面事情的出现。 ”

　　“这些事情出现之后很多人说中国人不要去美国了，美国多么可怕，其实美国是非常好的地方。 ”魏钢透露，去年IPO，9至11月份非常密集，价格非常高，今年四五月份两个月非常不错，好几家都推上去了。如果整个资本市场慢慢明白下来，中国很多有问题的公司是反向收购的，真正去美国的公司不是这样的，我相信美国资本市场是无国界，无政治的，只是追逐钱。

　　美国乐博律师事务所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马富麟：

　　问题出在售回机制

　　“如今在中国的中小企业和风险投资领域，我们已经到了一个私募股权和风险投资备受青睐的时期。无论是银行面临的保持符合准备金要求的持续压力以及这些银行的股息支付义务，还是政府为限制国内通胀压力提出的政策，无一不限制了所有中小企业通过银行贷款融到足够资金的机会。 ”美国乐博律师事务所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马富麟表示，并且，在内地、香港和美国的证券交易所上市都需要时间，可能面临长时间的监管审查，同时发行人需要遵守定期公开披露信息的要求，这给企业带来短期收入和盈利上的压力，而这种短期报告与可能基于短期亏损预期的公司长期战略计划或许无法贴合。

　　马富麟表示，在中国大陆，至少在中小企业领域范围内，很多交易的基础是建立在一种提前售回、赎回或者股权质押的机制上的，暂且称之为“与经营挂钩的售回”。这种售回机制基本上是提供给公司或某个关键股东的一种基于高内部回报率 （往往是30%）的卖出选择权，或者是在架构为股权质押机制时的一种用于扣押某个关键股东的股份的权利。

　　“我认为这个机制的产生源于缺乏可用杠杆的情况降低了潜在投资回报，从而需要基金四处散播更多资金以增加落到一个或者若干回报更高的交易的几率。鉴于潜在的金融、法律和商业因素对该提前售回或者股权质押条款的影响，如果预期的经营业绩不切实际难以实现，某个重要股东或公司永远不会同意与这样的业绩挂钩的提前售回、赎回或者股权质押。 ”马富麟表示。

　　他进一步指出，与经营挂钩的售回或者股权质押机制的固有问题是，其结果是产生错误的激励机制。“中国的许多中小企业都是封闭型控股公司，权力往往集中在最高级别的董事长一人手中。对于管理层团队里与他们还不了解的私募股权投资人有关系的新成员而言，可能很难完全融入公司的管理团队和实际的公司治理。”马富麟认为，作为业务合伙人，如果要在中国起到有效作用，其在公司里担当的角色和职责应该是能让他们说话有一定份量的地位，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他们也需要拥有人际关系技能和语言技能才能融入公司。

　　【新闻背后】

　　中国企业被诉三大高峰期

　　中国企业2000年开始去美国上市，经历集体诉讼有三个高潮。

　　2007年到2009年在美国上市是第一次高潮，2007年有9家被告。这次被告多数都是作为ADR到美国挂牌上市的，ADR是外国公司到美国上市，所以当时告的中国公司是完全作为外国公司上市的。他们认为一个外国公司到美国来了之后所做的和实际有差距，股价跌了之后提起诉讼的证据就比较充分。

　　2010年是第二次浪潮，这次浪潮被告公司有13家，绝大多数都是美国公司，不是中国公司，是通过反向收购的，完全在美国注册的一个公司，绝对不是在中国注册的外国公司。第二次浪潮为什么完全是美国公司？因为中国跟美国国际接轨越来越紧密。反向收购就是中国公司或者外国公司，在外国买一个壳，把其他国家的业务装进去，虽然是美国注册的，一开始美国公司不被关注但后来发现实际上是中国公司，再查各方面有差异就会被告。反向收购披露和审查没有IPO严谨，形成很大的漏洞，大家就钻这个空子。这种情况下很多公司被告，所谓反向收购的公司都比较小，可能公司治理，披露方面没有达到要求。

　　第三次浪潮是今年，到现在已经有25家，绝大多数也都是反向收购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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