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制度比较研究得出，中国应采取针对性措施，加速向经济发展“人力资本阶段”转变

　　【财新网】（记者 李增新）国际经济学会（IEA）主席、斯坦福大学教授青木昌彦（Masahiko Aok）认为，中国土地产权与财政制度的特殊安排，使中国有别于传统经济学中进入“刘易斯拐点”所面临的问题。面对人口红利消失与“未福先老”，使农民工“完全城镇化”有可能成为解决途径之一。

　　在7月4日于清华大学举行的国际经济学会第16届全球大会上，青木昌彦发表了《经济发展五阶段与中日制度演化》的演讲。他将各国经济发展阶段划分为：人口出现过剩直到拖累人均GDP增长的马尔萨斯阶段（Malthusian phase），政府主导产业升级与“赶超”的G阶段（G-phase），经济增长受制于资源环境限制的K阶段（Kuznets-phase），人力资本积累为动力的H阶段（human capital-phase），以及“后人口因素”的post-D阶段（post-demographic phase）。

　　他认为，与日本目前所处的post-D阶段和韩国所处的H阶段不同，中国目前正处在K与H阶段的转换期间。但中国由于独有的制度安排，即不完全是中期公司机制问题，也非走出K阶段时伴随的刘易斯拐点出现，还由于中国“未富”而不属于向post-D阶段转变的过程，而是三种局面均有部分体现。

　　出现这一状态的原因，在于农村家庭为单位的土地承包制，带来了劳动力纷纷退出农业部门的K阶段终结的特质。在农村土地“半产权”的基础上，农民有动力从事兼职、季节性非农业工作，或分包土地，大量农民进入城市。2007年《物权法》再次确认了2003年《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农民家庭承包土地的期限最多可达30年，并可出租或转让农地承包权。这就意味着，农户具有土地的“实际”产权。

　　但另一方面，农民往往发现，这个土地产权是残缺的：首先，在户口所在地之外的就业机会、社会保障、子女受教育机会并不充裕；其次，在现实中，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只能由地方政府征收，政府独家垄断了土地一级市场，土地销售收入则成为地方政府的重要收入来源，农民所得甚少。

　　这时，地方政府有制度安排下的提供社会保障的责任，如提供健康、教育服务。然而，地方政府的财政基础在公共财政改革中受到挤压。某种程度上，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快速增长，更多是财政而非金融现象。

　　另一方面，地方政府提供福利的责任，随着人口年龄增长而变大。特别是1960年代婴儿潮出生的人，将很快发现他们已经无法移民至城市，因为他们的技能已经过时、年龄过大。随着中国家庭平均生育率从5下降至1.5，这一负担将由公共资源承担。

　　正因此，中国就出现了上述“三不像”的状况。青木昌彦认为，一个解决途径是允许农民工家庭在自愿出售土地使用权时，享受城市人口的全部待遇。出售土地使用权的资本收入，可作为税基计税，以支持上述公共赡养成本。而且，由于土地规划瞄准于确保粮食安全及防止混乱的私有化进程，地方政府规范房地产市场交易的行为仍为必要。

　　当然，这时一大问题是，如何确保产权在农民与城镇人口、省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交易有效、公平、人性化以及透明。这需要重新设计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对中国来说，这既是老问题，也是新问题。”青木昌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