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土部、监察部7日公布土地问责结果，共73名地方政府官员被处分；12日国土部公布，上半年全国发现违法用地行为3万件，同比上升8%，698名责任人被追责。

　　近年来，因经济利益直接驱动的土地违法行为越来越多，不仅严重违背了“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这一基本国策，浪费了大量不可再生的土地资源，干扰了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实施，而且可能成为社会稳定的不和谐因素。因此，必须对土地违法行为保持高压态势。

　　不过，强化问责固然可以形成相当的强制力和威慑力，在一定程度上遏制土地违法行为，但这仅是治标之举，而非治本之策。

　　“打蛇打七寸”。只有深层次地剖析造成土地违法现象的原因，方能对症下药。在现行体制下，随着“财权上移”和“事权下放”，地方政府没有举债权，没有税收立法权，缺乏其他收入来源，土地出让金和其他与土地相关的税费因而成为增加收入的重要途径。尤其是，地方政府在土地领域的“自由空间”直接或间接引发了土地违法违规问题。

　　原本“守土有责”的地方政府，主导、支持、默许非法用地现象的背后，折射的是一条依附在土地之上的利益链条。对“土地财政”的严重依赖，对G D P的过度“崇拜”，势必激活链条上一些地方政府官员急功近利的心态和违法违规行为。

　　国土部5月末对外公布的第一季度12336个国土资源违法违规线索和信访受理情况显示，市县级地方政府主导土地违法现象突出，乡镇政府及村委会参与农村集体土地非法房地产开发形势严峻。

　　国家土地副总督察甘藏春曾指出，目前中国的“土地财政”主要依赖扩大新增建设用地规模，通过土地出让获取收益，地方政府主要的建设资金来源于土地出让收入，这样客观上促使了多卖地、快卖地、早卖地、贱卖地，牺牲了子孙后代的利益。

　　事实上，靠卖地为生的地方政府是在“寅吃卯粮”，将数十年后的公共财政收入提前收了。一旦大规模城市化进程结束，可供开发的土地日益减少，未来的公共财政状况将会面临严峻考验。

　　更为严重的是，地方政府的卖地热情，致使地价不断抬高，这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房价的上涨，而反过来又加深了地方政府的卖地和抬价冲动。这种恶性循环不仅滋长了房地产投机炒作之风，致使金融风险大增，更加重了普通购房者的不满和怨气。

　　因此，要从根本上解决土地违法违规行为频发的问题，不仅要强化土地管理和监督检查，对违法违规行为从严惩处，对相关责任人严厉问责，更为关键的是深化改革财税体制，理顺中央与地方在财权事权上的关系，打破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严重依赖，从根本上斩断依附于土地之上的利益链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