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黄益平

　　“李娜夺得法网冠军说明，允许球员职业化单飞，给予激励机制、灵活性和自由度，能让运动员潜力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同时能减轻国家负担。这给中国金融界提了个醒，经济结构调整除了需要政府主导推动外，也需要发挥自由的金融市场的作用。”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黄益平教授在接受《经济参考报》“金融大家谈”栏目专访时，做出了上述表示。他认为，多年来，中国通过各种途径维持经济高增长。尤其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以财政、金融政策全面支持经济增长，经济增速虽得以保证，但后遗症已开始浮现，这也是不争的事实。其中，经济结构调整所面临的挑战更为严峻。“没有金融市场的自由，经济结构调整难以成行。如果经济领域的举国体制尤其是金融抑制的政策持续下去，不但未来投资回报将出现问题，金融风险也很难控制。”黄益平说。

　　据黄益平介绍，中国经济几乎具备所有的金融抑制的典型特征，包括央行对主要的利率工具实施管制，政府仍干预信贷分配，国有企业对工业产出的贡献已低于30%，但向其贷款占银行贷款余额的50%以上，国有金融机构仍然主导中国的金融体系，政府对非国有机构包括外资机构的进入，执行歧视性的限制措施，政府仍干预外汇市场并控制跨境资本流动。

　　黄益平通过量化研究发现，20世纪80、90年代，金融抑制政策对经济增长曾具有正面作用，但21世纪以来，金融抑制已成为明显的负面因素，持续下去只会降低投资回报，甚至引发金融风险。“过去政府对金融市场的干预让经济增速维持高位的同时，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埋下了隐患。”黄益平说。

　　在他看来，中国的银行虽已进行了引入海外战略投资者、上市等改革，但市场化并未真正实现，政府对银行信贷行为依然直接或间接的产生影响，成为经济结构失衡的重要原因之一。

　　“2008年经济大幅滑坡，银行却大幅增加贷款，说明银行没有风险控制。”黄益平说，在经济下行时，商业银行本应收缩信贷规模控制风险，反经济周期的工作应由政府通过财政来做，而不是商业银行，但银行与政府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使银行不受资本市场规律的约束。

　　在此背景下，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能够轻而易举为经济效益低下的项目获得银行贷款、基础设施项目重复建设、地方政府债务高企，就不足为奇“如果银行行为没有根本转变，不受市场规则约束，这样的情况还会再次发生，财政风险会继续扩大。”黄益平说。

　　同时，市场化转变对银行自身盈利模式升级和治理结构优化都有推动作用。“银行本身潜力很大，主要利用存贷利率差额的盈利模式完全可以改变并优化，不降低政府干预，银行没有压力和动力去改。”

　　“严重扭曲的价格体制必须理顺。”黄益平说。他表示，央行对主要的利率工具实施管制，实际存款利率很低甚至为负，投资者都愿意以资金代替其他生产要素。“中国从十年前一个低收入国家，到如今很多产业成为资本密集型产业，这不正常，不符合我们的发展阶段”。

　　黄益平对“金融大家谈”说，一个部门的价格扭曲会造成另一个部门价格相反方向的扭曲，温州等地民间出现超高利率，就是由于正规市场、银行部门利率太低导致资金需求过剩造成的。

　　对外管制也是如此。黄益平认为，“资本项目不开放的成本越来越大”。比如居民不能投资海外证券市场、对外直接投资依然要经过复杂的审批程序等，已严重限制资金配置的最优化，加大了央行管理流动性的难度。

　　他说，根据国际经济政策的三元悖论，即在自由的资本流动、稳定的货币汇率和独立的货币政策之间，三者不能同时成立，决策者只能选择两个。随着经济开放度的增加，短期跨境资本流动日益活跃，在汇率相对不灵活的前提下，一旦资本流动管不住，就只能牺牲货币政策的独立性。

　　黄益平认为，中国目前已具备了资本市场项目开放的条件，包括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健康的财政与国际收支状况，以及良好的金融资产质量和金融监管能力，远优于印尼、印度和俄罗斯当年开放时的条件。但他同时强调，对于金融市场的改革，中国网球经验可借鉴，但中国足球职业化的教训也不可小视，市场化的条件和改革的次序必须充分考虑。

　　黄益平最后向“金融大家谈”表示，根据其他新兴市场的经验，放开后风险最大的是证券投资，可以考虑在放开其他限制的同时，保留现有Q FII(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和Q D II(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的框架，允许个人和机构做跨境投资，但大幅度扩大投资规模并适当减少具体的限制，既能保证资本流动，又可以避免资本流动逆转过快。(记者张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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