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有没有“中国模式”这回事？这取决于对“模式”一词的定义，如果认为“中国模式”等于“中国道路”，是基于中国国情而对发展经验的一种总结，并不讳言错误与损失，并不排斥反思与改进，大概是不会引起太大疑惑的。但非要将“中国模式”抽离出来，刻意与“美国模式”、“日本模式”对立，提出非此即彼的经验法则并上升为某一套条条框框，就很有些贻笑大方了。

　　警示高增长模式背后的隐患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亚洲问题专家黄亚生认为，后一种“中国模式”根本就不存在。在他看来，中国改革开放后三十多年内之所以能在经济、社会等方面所取得巨大成就，最主要的是在一些时期、部分领域内遵守了市场经济规律，由此调整了体制机制。相对应的，造成近些年效率与公平相失衡的发展局面，正是因为政府深度干预经济、过度偏好外企、歧视和过于约束民企等有违市场经济规律的做法。在新出版的《“中国模式”到底有多独特？》一书中，黄亚生对上述违背经济规律的做法进行了分析，警示人们说，“我们不能只看到国内生产总值的两位数增增长，也要关注这些高增长背后的隐患。”

　　黄亚生对似是而非的“中国模式”所提出的批评，在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所著的《中国梦与中国道路》中得以进一步深化，后者还对如何摆脱和修正“高增长背后的隐患”，提出了翔实的政策建议。

　　周天勇在肯定中国道路(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发展模式)及其发展成就前提下，提出要注意规避“中国陷阱”。所谓“中国陷阱”，即如果继续偏重重工业发展，偏重大企业、大项目、大资本的拉动效益，从实际政策方面忽略服务业，很难保持较充分就业和社会和谐的局面，并从深层次上阻碍城市化进程和经济增长。

　　在他看来，当前最紧迫的是放宽创业就业的政策，理顺开办和经营企业的审批监管机制，为中小企业减税并尽可能免除其行政规费，并打破金融垄断、大力发展面向微型和小企业的社区小型金融机构———在黄亚生《“中国模式”到底有多独特？》一书中，也能找到类似的建议。也就是说，清除基于企业规模而形成的政策歧视，激活民间创业就业动力，由此来祛除中国模式的内在硬伤、保障中国经济长期健康成长的不竭动力，已经成为不同身份、不同观点立场学者的共识。

　　激发社会创新活力还需给民企加把火

　　黄亚生书中提出的又一个重大命题是，近年来由政策驱动的“政治城市化”，不仅扭曲了城市发展规律，而且更麻烦的是，通过户籍等制度门槛，使得巨量的公民群体(农民工)不能分享公共物品，由此破坏了内需这个根本性市场需求的正常回路，让刺激和扩大内需变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周天勇同样认为，现行的城市化路径在不断制造和积累社会风险，需要有计划、分层次并最终打破户籍制度障碍，在具体操作层面上，为推动农村人口向城市顺利转移，必须致力于解决农民进城的居住成本障碍，譬如设定农民进城原有利益的保护和可选择退出机制，使之依旧保有承包耕地、林地、草场和宅基地等既有收益。

　　此外，这两本书还分别强调了对“中国模式(中国道路)”延续升华构成挑战的重大命题。黄亚生批评指出，如今各地“对外开放，对内(民企、民资)不开放”的情况依旧严重，民企、民资在法律、金融和市场准入等方面遭遇的所有制限制依旧严重，这就压制了我国市场的竞争程度，也是当前创业创新缺乏活力的根本原因。而周天勇意识到应对和破解资源环境约束的重要性，针对性地提出了解决中国资源环境产权、建立资源和环境产品价格机制、开征环保税等解决方案。

　　近年来，有关中国模式(中国道路)的议论很多，如前述，很多专著或宏论因为对“模式”的定义存在区别，又分别各自寻找并不全面的数 据 、 案 例 证 据 ， 得 出 了 截 然 相反、南辕北辙的结论，让普通读者无所适从。《“中国模式”到底有多 独 特 ？ 》 和 《 中 国 梦 与 中 国 道路》是这类图书中较为客观公正、著述质量较高、学界和读者反映较好的代表作，值得一读。归纳两位专家的观点，可以认为，中国模式(中 国 道 路)只 有 不 断 总 结 经 验 教训，才能趋于完善并保持对内外环境变革变化的适应力，而这才能从根本上促进人民对未来的憧憬和期盼 ， 进 而 使 “ 中 国 梦 ” 像 “ 美 国梦”那样，建构起足够的吸引力和感召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