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锴

　　 一直以来，商学院与MBA教育被看作培育社会精英的圣地。从1991年9所高校成为中国第一批招收MBA的试点高校起，中国的MBA教育经历了快速发展的20年。根据21世纪传媒本周发布的首份《2010-2011年度21世纪商学院竞争力调研》，截至2011年7月，中国共有236所高校获批开办MBA，2010年，全国累计招收MBA（含EMBA）学生超过25万人，MBA教育已然成为国内培养高层次管理人才的重要渠道。

　　 然而进入21世纪，对商学院存在的目的与使命的讨论却达到了一个高潮。在诸多批评者看来，如今的商学院无异于是为一群有志成为咨询顾问的学生提供一个练兵场所，MBA教育未能传授有用的技能，未能为企业培养领导人，甚至无法直面真实的商业问题。

　　 这一说法虽有失偏颇，却也绝非无中生有。看看MBA学生们的典型经历，就不难理解：为何这个特殊群体会给人眼高手低的印象？为何商学院会被指责为理论与实践的脱节？甚至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被指责需要为商业失德负上部分责任？

　　 如果商学院不肯主动改变，那么它们或许会被学生们逼着改变。所幸的是，如今不少商学院正试图变革落后的教学及管理方式，与学生们共同创造管理知识，在实践中为管理理论带来新的价值。在此基础上，商学院们开始重视输出价值观念与伦理主张，并通过其培养的商业精英，影响整个社会。

　　 过于乐观？

　　 与攻读MBA的成本逐年上升相反，MBA学位带来的薪酬优势却逐渐减弱。《21世纪商学院竞争力调研》显示，MBA学生对毕业后的工作薪水预期过于乐观，实际情况虽优于平均薪酬，却未能达到预期标准；此外，半数的MBA毕业生（51.7%）都未获得自己所期望的升迁。

　　 在中国农业大学MBA教育中心主任傅文阁看来，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重的，“既和目前的就业形势及劳动力市场有关，也和MBA教育与社会脱节有关。”——这种“脱节”是指，商学院中教授的方法常常无法真正反映现实中的商业运作方式。

　　 “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是，许多人将MBA错误地理解为一种研究生教育，把管理学课程设置和普通研究生混同在一起。事实上，MBA是一种高级职业教育，绝不是研究生教育。”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郭沛表示。

　　 事实上，国内的商学院目前采取的依旧是追求学术地位的办学模式——这种模式既不要求教授们分析复杂的社会因素与人为因素，也不要求他们实地考察管理者面临的问题。于是，教授们不愿走到现实的管理世界中，而是倾向于建立一个虚拟环境，考察学生们在实验设计环境下的行为。与此同时，国内的MBA学生在毕业时需要交出规范的学术论文，“更类似于学术型硕士生”，相比之下，欧美院校则鼓励学生将为企业撰写的调研报告作为毕业设计。

　　 进一步说，国内的商学院似乎还停留在卖产品的阶段——这个产品就是理论、课程和学位。在商学院眼里，知识等同于货币，它们从管理者和创业家那里收集实践经验，再将其转化抽象为一般的模式和理论，印刷成学术刊物和书籍，回头卖给管理者。但事实上，真正的学习来自创造性的动态交互，而非单向的传授——尤其是管理知识。理想的状态是，所有的学习活动都围绕着MBA学员们本身担任的领导角色开展，教授们则为他们提供相关的理论和模型，指导他们在实践中完成挑战性、涉及面广的项目。

　　 不过这一切知易行难。教师聘用、晋升和终身教职授予制度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教学与实践的脱钩。用上海财经大学商学院副院长骆玉鼎的话说，“大学教授要获得晋升，主要决定因素是科研”，商学院聘用的大都是经常在学科杂志发表论文的人，从而造成了教师队伍中大多数人以科研为终极目标，并逐渐形成了以研究为核心的文化。

　　 “一方面，大部分的教师原本做的都是研究工作，很多管理技能来源于书本。他们教授MBA课程时，被本身的时间经验制约。”四川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副院长邓富民称，“另一方面，商学院要聘用经验丰富的企业家或经理人做专职教师也难以实现，因为体制问题，学校更看重其是否具有很高的学历及研究水平。”

　　 这些现实的因素使商学院们对解决真实商业社会中的问题显得力不从心。但可以肯定的是，商学院必须重新建立起与管理实践的联系。为此，教授们需要接受一个事实：企业管理不是一个学科，而是一门职业，商学院的教育必须满足职业教育的要求。

　　 值得庆幸的是，并不是所有商学院都削弱了实践的核心地位。如今，不少意识到问题严重性的院长和教师们，正在尝试改变。

　　 以四川大学工商管理学院为例，“一门MBA的课程可能会请两三个老师来上，”邓富民说道，“其中一个是学院派的教师，主要教授理论，另一个则是具有实践经验的教师，来为学生们开设讲座，引导大家讨论。”

　　 对抗浮躁

　　 对商学院而言，另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学生们正变得越来越浮躁。

　　 此次的调研报告称，有50.4%的MBA学生明确地持有“MBA学历能带来职业生涯规划转变”的打算而选择就读，其中多数学生期望在深造后，能够转换职业跑道或是自己创业；还有一些人则期待通过MBA学习提高在原单位的待遇。换言之，约半数的学生将就读MBA当做工作转换的重要跳板。

　　 毕竟，商学院为年轻人的职业发展提供了不可多得的优势：与同龄人相比，他们往往能更快、更早地跻身工商界的核心圈，最典型的例子便是哈佛商学院的毕业生郭士纳，他完成了从麦肯锡到American Express，再到 Nabisco，IBM的光辉职业生涯。对于中国学生而言，用一两年时间，几万元的学费换来在竞争激烈的职场中实现蛙跳的机会，自然趋之若鹜。而至于他们在商学院中学到了哪些知识与解决问题的能力，是否梳理了正确的价值观，倒成了摆在第二位的问题了。

　　 于是，到处都是不安和失去耐心的人们，从商学院的管理层、教授们、讲师们，到学生们和行政人员。似乎，人们最关注的是商学院的地位以及录取比例的悬殊，而不再是学习的内容。

　　 在付文阁眼里，中国的快速变化造成了整体社会的心理浮躁，自然影响到了商学院。“许多学生的期望值很高，觉得上了MBA可以解决任何问题，其实不是那么回事。MBA只是人生那两年而已，不必看得太重。”

　　 但人们的急躁心理无疑会伤害商学院的教育。就教师培养而言，国外一个助理教授要经过6至7年才能升为副教授，但中国的年轻学者似乎不愿经历这么漫长的等待。骆玉鼎坦言，国内的商学院当下有师资年轻化的问题，“要找出一批经过了严格的理论基础训练，又有比较扎实的实践经验的人有一定困难。”

　　 为此，财大商学院特别开辟了多个渠道寻找合适的教授。“我们聘用教授的方式一般有三种情况，一是特聘模式，招的是海外成熟的教授，他们的主要职能是为博士生上课，并辅导新来的教授。第二种是年轻的海归教授，他们在六年聘期内的主要任务是了解中国的国情，并不承担太多的教学任务。第三则是中国本土的教授，他们本身也非常优秀，目前最受欢迎的恰恰就是这些本土教授。”

　　 值得一提的是，商学院的发展必须遵守循序渐进的规律，而不能采用企业惯常的并购式、跨越式的发展。毕竟，中国要诞生世界一流的商学院，需要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而当今中国商学院的参与者，则要抱着“殉道者”的精神，来承担时代赋予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