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日本三公经费管理方式可资借鉴

　　据中国之声《新闻纵横》报道，继监察部、卫生部等7部门本周公布"三公经费"后，目前，98个中央部门中已有24个了晒出账单，"三公经费"公开的步伐正在逐渐加快。

　　公布的部门越来越多，当然是好事，但与此同时，民众似乎觉得"有点晕"，因为公开的数据扎堆摆在眼前，似乎有点雾里看花的感觉，不太能看懂里面的"门道"。"三公经费"怎样公开更科学、更透明？其他国家和地区是怎么做的？又有哪些可供我们借鉴的地方？

　　“三公消费”公示“粗线条”

　　继周末刚刚结束的一轮公示高峰之后，目前，98个中央部门中已经有24个部门晒出了账单，但还有74个部门没有公示自己的三公支出。而且即使是这已经公示的24个部门，中国监察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毛昭晖教授也认为公示表现参差不齐，随意性较大：

　　毛昭晖：中央曾多次谈到关于三公消费压缩的问题，在2010年的3月份，温家宝总理曾经谈到三公消费应当在原有的基础上还应当压缩5%，但是从我们目前所看到的2010年决算和2011年的预算来看，就是已公示的很多部门它的三公消费是上升了。

　　另外一个问题从公示的内容我们可以看出来，国家审计署相对来说公示的是比较详尽的，但是绝大多数已公示的部门来看非常的粗线条。

　　再有一个方面，实际上从中央角度来说，明确说了应当在6月底之前公布，但是现在98个中央部门，截至到今天只有24个中印部门进行公示了，这个问题实际上就涉及到了一个中央政令畅通的问题。

　　香港：三公经费细到一张纸

　　事实上，"三公经费"公示虽然对于中国内地来说还是首次，但是其它国家和地区，这样的做法早已不再新鲜。就拿香港来说，香港资深媒体人陈少波就向记者介绍了香港的做法，他说，从一辆车的花费到一张纸的开销，香港的公示以"细"著称：

　　陈少波：细到一张纸的开支，一张桌子花多少钱，那么这个预算是通过立法会审议通过的每个部门按这个预算支出，每年还要通过审计署去审计各个部门的费用使用的是否合理，这是法律方面的一个公布。

　　另外一个每年从大到官员自己的股票的收入，拥有物业的情况，每天政府都会给予公开，公开的信息包括特区政府的高官，也包括特区立法会官员的一些官员他们的收入，这些东西都会通过媒体广为传播的。

　　同样包括特首出访的一些费用，某天去的哪些地方，见了哪些人花了哪些钱，政府定期也会公开这些资讯。具体到公务员的一些开支接待也都是有标准的，比如说中午吃饭大概是多少钱，晚上接待是多少钱。具体到用车方面，特区政府车牌有特定的号码，市民一望即知，真正的拥有独立用车的大概是政府的一些特殊的官员，副局长，比如说中央法院他们的车，其他部门用车实际上是特区政府专门部门来调配的。

　　日本：不仅要“看得到”，还要“值得花”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不仅是香港，我们的近邻日本，对政府部门支出的监督同样很严格。专家表示，公示只是手段，不是目的，真正的目的是让政府支出更合理、更透明。

　　日本东海大学教授叶千荣已经在日本工作生活多年，他说，日本虽然没有"三公消费"的概念，但是全部行政经费都必须做出完全透明的公布，而日本市民和在野党着重敲打的已经不是"看不看得到"，而是"值不值得花"：

　　叶千荣：这种公布首先是由政府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提交给议会，也就是国会和地方议会，同时在网页上全部公开，根据这些公布，各在野党包括市民都会不断的提出许多的质疑，包括某一种办公用车是否级别太高，以及某一些议员乃至其他官员的外访和待遇是否过高，包括外方是否有必要，有内容等等。目前公布不慎已经作为一种法律所规定的义务，并且成为一种体制，市民和在野党着重敲打关注监督的是在这些费用背后它是否值得使用，以及使用了这个数额是否有必要。

　　在叶千荣看来，日本民众对于行政经费的公示现状还是相对认可的，而在此之前，日本已经走了一段很长的路：

　　叶千荣：能够走到今天这样一种必须全部具体细致的公布的地步，也不是一次实现，它是经过战后几十年来执政党和在野党之间相互制衡，相互的抨击、监督，以及市民通过选举等一系列参与行为所施加的压力带来的结果。因为上台之后像国会议员直接与各中央部门的预算负责人进行面对面的质询，砍去那些已经纳入预算的不必要的经费，包括自民党在内的各政党也是相当肯定的。

　　公示不是目的，要从源头上进行制度性压缩

　　毛昭晖认为，中国的"三公"经费公示应该奔着这样的目标去，那就是要有机制，要能问责，要刚性预算而不是豆腐预算：

　　毛昭晖：中央必须要出台一个三公消费的规定。第二个方面就是在三公过程中实际上有关的监督部门是需要进一步跟进的，建立相应的问责机制，第三公共财政我们现在有的情况像我们看还是政府财政，从预算的角度，从源头的角度怎么使三公经费能够达到制度化的压缩，这个也是值得我们思考的，真正使我们的预算变成刚性预算而不是豆腐预算。

　　当然，"三公"问题并不是单纯的公示问题，公示不是目的，最终目的是从源头上对预算进行制度性压缩。

　　毛昭晖：很多地方现在正在搞公车改革，我们说公车的货币化，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央机关有没有必要在这些方面，比如说公车的货币化，包括我们公共招待一些方面这种公务卡制度等等，在这些方面做一些创新，这些做法才是真正解决我们所说的公共财政支出过大，公共财政指数过高的治本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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