窃听事件并没有因为《世界新闻报》的关张而偃旗息鼓，相反，随着一个个黑幕被揭开，窃听事件不断发酵，被捕人数不断增加。从这一事件可以看出，一些西方媒体为了追逐利润，不惜侵犯人权、违反法律，而政府慑于媒体威力，与其暗中勾结，共同侵犯了公众的利益。

　　 人权成为利润牺牲品

　　 西方媒体习惯于把自己标榜为“人权卫士”，但事实上，其中一些媒体，尤其是小报往往不择手段，采取窃听等侵犯公民隐私的方法，以获取“独家新闻”，吸引眼球，从而实现利润最大化。

　　 近些年来，英国媒体领域的竞争日趋激烈。这个国家只有7000万人口，但面向一般读者的全国性小报却有好几家，其中包括已经倒闭的发行量最大的周报《世界新闻报》，同属新闻集团、英语世界发行量第一的《太阳报》，以及《每日镜报》《每日星报》等。《旗帜晚报》和免费报纸《地铁报》也在不断蚕食这些小报的市场。

　　 此外，随着手机、网络等新媒体的异军突起，英国报纸，特别是小报面临的压力进一步增强。为了遏制发行量不断下滑的趋势，小报从业人员使出浑身解数寻找新闻线索，例如翻垃圾桶、非法侵入他人电子邮件账户等。

　　 美国媒体也不例外。2003年5月，《纽约时报》记者布莱尔编造多条虚假新闻的事件曝光，在美国新闻界引起强烈震动，致使该报执行主编豪雷恩斯被迫辞职。此后，《波士顿环球报》《今日美国报》等主流媒体也纷纷曝出造假丑闻。

　　 标榜独立其实不独立

　　 虽然西方媒体号称是“独立于政府的力量”，但实际上它们与西方国家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往往成为政府“隐性宣传”的工具。

　　 以美国为例，其媒体就远未做到对外声称的“客观、公正”，还往往因为与政府的密切联系而成为政府影响和塑造民意的工具。

　　 例如，2005年美国媒体曾被曝出在伊拉克战争期间以及在众多领域内“预制新闻”，为美国的政策包装、开道。从表面上看，美国政府对媒体并没有政治上或组织上的直接管理，但政府将自身拥有的强大新闻资源作为与媒体进行协调的重要筹码，吸引媒体进行发布，从而引导媒体，让其心甘情愿地宣传各项政策。

　　 此外，在信息化时代，西方选举政治深受媒体舆论导向的左右，政客为了捞到更多选票或者巩固其政治地位，往往拉拢媒体站到自己一边，而媒体为了捕捉新闻资源，也主动靠拢政府。

　　 此次英国“窃听门”事件除暴露出警方的诸多问题之外，也曝光了卡梅伦政府与新闻集团及其英国子公司国际新闻公司高管不同寻常的密切关系。

　　 例如，卡梅伦组阁后在首相官邸接待的第一位媒体大佬正是默多克，他甚至一度让《世界新闻报》前主编库尔森担任自己的媒体主管。

　　 媒体公信力遭严重质疑

　　 丑闻迭出导致公众对西方媒体的信任危机愈演愈烈。根据盖洛普公司今年6月公布的民调结果，目前只有不到三成美国人表示对媒体“非常有信心”，而在上世纪90年代末这一比例曾高达54％。

　　 此次“窃听门”事件在较大程度上降低了英国公众对整个传媒业的信任。《泰晤士报》发表评论说，“窃听门”事件将媒体和警察这两个民主自由的关键机构都卷了进来，它们重新获得公众信任的唯一途径是建立一种负责任的文化。

　　 英国副首相克莱格就表示，一旦公众开始丧失对警方的信任，情况就太严重了。

　　 信任的流失源自监管的缺位。从英国的情况看，该国没有专门的报刊监管机构，主要靠行业自律，由行业发起并出资的新闻投诉委员会进行松散管理。然而，《世界新闻报》的一系列窃听丑闻让人们对英国自我约束性的媒体管理体制提出强烈质疑。

　　 目前，改进和加强媒体监管在英国已成基本共识。

　　 据新华社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