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员 谢勇

　　7月14日，广东省委十届九次会议闭幕。本次会议以“社会创新”为主题，强调加强社会建设、创新社会管理是一场深刻变革。在当天下午新闻发布会上，广东省委副书记朱明国介绍《关于加强社会建设的决定》时表示，广东将畅通农民工融入城市渠道、鼓励社会组织应运而生，发育成长，到“十二五”末，广东将有上千万社会工作者，在政府权力让渡出的社会空间里发挥作用。而政府亦将由全能政府转型为有限政府。

　　此次会议当令民众感觉振奋。坦率说，广东此次推进社会建设与管理创新，既能看出地方执政者高瞻远瞩，推动社会进步之努力与睿智，也无法排除社会危机发生所产生的“倒逼”作用。

　　纵观此前发生的一系列影响广东社会稳定的事件，不难发现其中存在着一致性。那就是，随着经济发展，整个社会撕裂的风险却在不断加大。社会撕裂包括了传统意义上我们观察中国社会存在的官民阶层的对立与撕裂，更包括本地人与外地人之间的对立与撕裂，城乡之间的对立、撕裂，贫富差异导致的民众之间的对立、撕裂，甚至，从新生代农民工的选择上面，还能看出这些青年与父辈所习惯的权力格局、成长路径之间的对立和撕裂。而如果我们把前述事件按照时间轴排列下来，不难看出事态发展是循轨迹而行，且通往何处难言乐观。

　　事实上，广东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一贯领风气之先，而从民间社会建设的角度，也被认为是中国大陆各地域中走在前列的。省委书记汪洋网络问政，建立民间智库，加强官民沟通等举动，也被认为是解决中国社会现存问题的不错方法。而民间层面，从民主选举业主委员会等社区组织，到广东省人文学会与中山大学等一系列社会团体致力推广的ngo组织培养和训练、乃至媒体人如邓飞等个体社会建设实践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在番禺垃圾焚烧等社会事件中的良性互动，都使广东社会呈现出清新气象。

　　不过，广东面临的问题在于，既然已经做如此多工作、拥有如此良好的社会氛围，为何还会有前述一系列事件发生？这是否说明开放、宽容的执政思路无力解决社会深层次的矛盾、冲突？是否只有强力维稳的思路才能保证中国社会的稳定？

　　回答当然是否定的。仔细审视最近广东几起社会事件，会发现其根本原因依然是传统治理手段对改革开放造就现实极端不适应。

　　前一段广东省发生的一起较大事件由当地治安队与小商贩的冲突演化为地域族群冲突，背后是由于旧有的由当地人组成政府与社会管理机构的方式不能适应外来人口大量涌入的形势，其他地方同样发生的官民矛盾，由于广东地域的特殊性而成为地域族群冲突。冲突中外来人口无明确诉求的发泄行为，更说明这种落后管理方式造成大量积怨。

　　培养大量真正民间的社会组织，使之能够服务社会、服务民众是化解社会撕裂风险的有效手段。这已经是一种常识，共识。

　　而最近郭美美所引发的对于红十字会等官办社会组织的质疑和声讨，更是说明，旧的政府办社会已经造成严重的社会信任危机，而新塘事件中“同乡会”灰色组织的存在，更加说明，如果不进行深层次转型，万能政府所注定制造的社会空白地带，会滋生出怎样的暴力细菌。

　　7月19日，广州市委书记张广宁在市委九届十一次全会上发表上述讲话，提出“今后大到城市建设，小到社区改造，城市发展的理念都要改变。社区改造，不应该是政府决定怎么改，而是应该先征求居民的意见，政府收集居民的想法后，根据他们的意见设计方案，经居民们讨论通过后，再开始改造”。

　　从这一提法看来，广东社会治理转型已经开始，“有限政府”也正逐步成为共识。

　　其实，广东遇到的社会治理问题，不仅是广东一地的问题，更是中国社会面临的问题。只不过，由于广东先行一步，由于广东更早进入改革深水区，使得它更早遭遇到了其他地域迟早亦会面临的问题。另一方面，广东所遭遇的社会撕裂风险，也在说明其所进行的改革，虽然走在全国前面，但是对于历史变化而言，尚需快马加鞭。须知，改革从来都有时间表，历史所能给予的时间有限，不能永远拖延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