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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疲弱复苏

2011年07月23日 03:29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曹理达 周慧兰

   主持人(钱颖一):对欧元的未来,诸位怎么看?欧美和日本等主要经济体今年将有怎样的表现?全球金融市场的前景如何?

   缪建民: 德国是欧元区最大的债权国,希腊70%的债务由法国跟德国的银行持有。如果希腊的债务发生违约,按市值损失50%,法国、德国的银行将受到很大冲击,欧洲的银行体系面临崩溃的危险,这对全球经济的冲击将远大于雷曼倒闭。

   日本的情况和欧美略有不同。日本没有通胀的压力。三月份地震后工业产出出现了15%的负增长,但随后几个月反弹很快。总体上日本经济上半年还是负增长,但是复苏比预期快。但是日本股市没有长期投资价值,日本的人口结构决定它不会出现长期的可持续经济增长。

   从市场的角度讲,经济不好不等于市场不好。股市是经济的晴雨表,经济影响市场,但流动性决定市场。从两年宏观经济角度来讲,我们的经济表现是最好的,经济增长率是全球最高的。但是我们这两年资本市场的表现是差的,去年是全球倒数第三。今年美国一季度经济增长1.9%,我们一季度增长9.7%,美国的股市在上涨,我们的上证综指却下跌。由于全球流动性仍然充裕,所以尽管经济仍疲弱,全球金融市场仍然是繁荣的,这个繁荣可能还会维持一段时间。

   钟伟:现在,欧洲、美国、日本公共部门的债务包袱都很重,美国债务占GDP的比重是80%,假定中长期国债收益率为4%,就意味着3%都会被债务偿还吸收掉;若美国中长期收益率上升50个基点,累计7-8年,美国为了支付国债利息支出,会额外增加一万亿美元,相当于打一场阿富汗战争。因此,我认为回归常态利率非常困难,尤其是全球发达国家中长期利率还很低,债务包袱越重的国家,国内利率水平会越低。

   若利率不能回归常态,未来两三年全球资产价格泡沫定会卷土重来,恢复到次贷危机前的水平;若中长期收益率持续较低,欧洲、美国实体经济未显著恢复,这对美国而言是有利的。因为仅从政府、居民债务方去提供,解决不了问题;短期和中长期利率较低,有可能推高资产价格,使得政府尤其是银行体系资产方得到改善,居民资产也得到改善,当然这种改善也是印刷出来的。

   通胀与增长的博弈

   主持人:下半年国内经济的走向如何?是否存在硬着陆的风险?宏观政策应如何进行调整?

   连平:实体经济当中的信贷需求在二季度以后出现了一些变化,短期贷款增加了,票据融资也连续两个月增长。票据是商业银行信贷的“蓄水池”,为未来的信贷投放增加一些灵活性,现在这方面的灵活性是很低的。此外,中长期贷款比重相当大,已经达到了贷款总量的60%,这种贷款放出去以后在一定时间不可能收回,存量

   调整没有多大的空间。所以票据融资从二季度开始有回升现象,这说明在实体经济中的信贷需求出现了局部减弱。有人会说:中小企业融资这么困难,怎么说需求不足呢?这当中有融资瓶颈的问题,通常来说某一地区分行在信贷额度宽松时,也很难调剂到另外一个地区分行进行投放。实体经济信贷需求的下降是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对未来盈利预期下降的一个信号。

   调控政策是影响下半年经济走向的重要因素。下半年的宏观调控思路已经比较明朗,控制通胀将是首要任务,而对于货币政策,要把握好节奏和力度。下半年的物价涨幅将会在高位逐渐走缓。居民实际收入将会提高,促使消费需求提升。我个人认为上半年货币政策的节奏比较快,力度也是比较大的。在货币政策实施的过程中,要充分估计其滞后效应和叠加效应对下半年经济运行的影响。从政策角度看,下半年节奏和力度都会有所放缓,经济增长会保持比较平稳的态势,既不会硬着陆,也不会偏热。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大概在9%,即便今年全年略高于这个水平,达到9.5%,也谈不上过热。

   李迅雷:中国的货币政策比较严厉,今年上半年央行已六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为什么我们的经济增长还这么快?原因在于财政政策仍比较宽松。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如何协调?控制流动性、提高准备金率以后,利率水平上升,吸引热钱流入,又会导致外汇占款增加,这样又得收紧流动性,提高存款准备金率……这就是个死循环,所以政策确实需要反思。

   宏观政策面临多重目标:抑制通胀、保障房建设、水利建设……一方面为了人民币国际化,我们先推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导致外汇储备大幅增加;另一方面各地有各地的目标,东北要振兴、中部要崛起、西部要开发、上海要搞国际板,每个目标都要实现,最终使得总目标很难实现。货币政策收紧是总量目标,包括结构调整、促进消费都很难。所以在目前体制下,经济增长没什么问题,内在动力非常足,关键是统一目标。中国“十二五”提出的主要目标是调结构,若没法实现,拖下去问题会越积越大。所以决策部门需要在政策、制度方面有一个很大的改观。

   转型机遇与新金融前景

   主持人:在当前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形势下,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转变应如何推进?金融业应如何实现创新、为经济转型服务?

   汪群斌:从企业发展角度看,中国应坚持产业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发展作为基础核心,未来应大力发展资本市场,以新金融来推动和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

   实体经济在全球发展的机会也很大。一方面欧美处于滞胀,但中国的发展动力仍然强劲,且在相当长时间是可持续的,这是我们的企业在发展过程中转型、调结构的好机会。中国发展所需要的品牌升级,在全球有很多机会,如日本一些品牌类企业价值已非常低,虽然在中国香港的PE要26-30倍,但在欧美、日本只要5-10倍。这些品牌已经是全球化配置,而在中国刚刚起步,我们成为它的重要股东,甚至控股,这样的机会非常重要。同时在中国影响强大的时候,支持中国的品牌、消费类企业走向全球,也非常重要。此外,和非银行金融系统的投资合作,使我们能够利用国内资源和全球对接,有更多的资金支持我们的品牌和产业升级。

   杨金国:金融行业资产的结构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区别很大,尤其表现在金融租赁方面。在中国的金融界,包括企业对金融租赁的认识和手段的使用都特别陌生。未来的新金融研究需要关注以下问题:一是需要认真研究中美差距,二是如何通过金融租赁来进一步促进中国金融市场的功能的完善,三是如何进一步完善金融租赁公司的监管体系,四是中国的金融租赁发展需要怎样的外部环境。现在国家税务总局、外管局、海关等都在出台相应的制度办法,上海作为金融中心应认真研究香港、新加坡等金融租赁业的政策环境,完善上海的区域金融环境建设。

   (本文有删节,完整版见www.cf40.org.cn。本期中国金融40人论坛专栏文章请见2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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