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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现在的居委会已经在行使政府延伸下来的管理的职能，成为政府的一个触角，原本自治的职能几乎没有了，它已经没有精力去做社区调解等柔性服务了。” ]

　　“你们这里有什么好玩的？”湖南口音的少妇抱着两岁大的小孩，站在九龙镇家庭综合服务中心门口大声问。接待处学生模样的女工作人员马上站起来说：“您先进来吧，我们暑期里有很多为小朋友准备的项目。”

　　这个家庭服务中心是太和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在广州市萝岗区承接的两个项目之一。德教太和观是新加坡最大的慈善机构之一，萝岗区政府出资250万元/年，向其购买家庭综合服务，而在十多年前，这些服务曾是居委会大妈的专长。

　　2011年，对于广州乃至整个广东而言，基层组织成为破解社会管理难题的突破口。增城“6·11”等事件充分暴露了多年来基层管理中存在的巨大漏洞，街道、居委会、村委会，这些基层组织的管理职能不断强化，而服务职能却逐渐弱化。

　　“仅有管理没有服务，那就是管理的最大漏洞。”社会观察者如是说。那么，服务谁来做？这时，社会组织开始走进基层舞台，承接服务工作，同时也带来了基层组织管理变革。

　　来自新加坡的“居委会大妈”

　　“我做社工已经十二年了。”揭晓伶对本报记者说，她是太和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的执行主任，新加坡人。

　　近几年，广州一直在和新加坡密切合作，共同构建中新广州知识城，在双方领导人互访的过程中，新加坡基层服务模式得到广州的青睐。于是德教太和观的服务于2010年被引入九龙镇，揭晓伶也随着项目来到广州。

　　在服务中心一楼大厅的墙上，贴着所有社工的照片，揭晓伶指着照片告诉本报记者，社工都很年轻，刚大学毕业，“这里只有我最老了”。

　　服务中心提供咨询与转介、个案管理与辅导、外展服务、家庭儿童、青少年及长者服务、义工培训、残障康复等服务，这也是新加坡社工组织所提供的基本服务类别。

　　今年6月30日，服务中心成立，不到一个月已经处理了八个案例，其中一个就是找上门来的婚姻问题。

　　“那天，有人找到我们说，他的朋友正在闹夫妻纠纷，妻子认为丈夫在婚前承诺给予的经济条件并没有兑现，两个人开始吵架，然后闹离婚，我们感觉到这非常紧急，就马上派社工去做家访，先稳定了夫妻情绪，但这仅是第一步，此后还要继续跟进。”揭晓伶说。

　　以前，调解家庭纠纷是居委会大妈的专长，谁家夫妻关系不好、谁家孩子找不到工作，居委会往往一清二楚，但揭晓伶认为，他们和居委会大妈的区别在于，他们是专业的社工机构，社工们大都是大学社会工作专业毕业，受过专业训练，遵循新加坡的专业服务理念开展工作。

　　虽然九龙镇上居住的人们并不是熟悉服务中心的背景，但对于其提供的全免费服务项目接受度颇高。在服务中心二楼一个叫做“群英会”的小游戏室里，原本两人的游戏位子上却挤了十几个小孩子，走廊里也有小孩子跑来跑去。

　　基层服务网络新思维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社区居民得到免费服务的背后，是萝岗区政府的埋单。

　　“我们通过社区服务项目招投标来吸纳社会组织。”萝岗区民政局副局长徐穗给本报记者算了笔账：每个服务站点购买服务经费250万/年，另外还提供免费场地、装修及基本运作的开办费，算下来，每个服务中心政府投入大约在400万/年。

　　除了太和社会服务中心，在萝岗区，像这样的服务中心还有五家，在萝岗区的五街一镇实现全覆盖。

　　在广州，政府购买公共服务起步于2007年。最初的试点是海珠区政府出资200万元，向启创社会工作发展协会购买了3条街道和两所中学有关青少年事务的服务项目。2010年之后，政府购买公共服务进入快速发展期，2011年，购买服务资金达到8000万元。

　　在中国的基层网络中，有政府最基层的派出机构街道办，有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居委会，为何还需要购买社会组织服务？

　　徐穗告诉本报记者，社工组织所做的事情此前分散在各个板块，区的部门、街道及居委会等都在做。

　　“但这些机构是分散的，不可能全程跟踪的，一方面，政府机构承担的更多是管理的职能，无法细化到人的心理感受，另一方面，现在的居委会已经在行使政府延伸下来的管理的职能，成为政府的一个触角，原本自治的职能几乎没有了，它已经没有精力去做社区调解等柔性服务了。”

　　在今年的广东“两会”上，一位政协委员就提出，现在的居委会承担着社会治安、救助、就业、计生等100多项政府下达的管理工作，再也没有能力去服务了。

　　徐穗说，萝岗区在购买社会服务方面非常彻底，全政府购买，纯社会机构运作，年中、年末对其做评估和考核，“我们认为要找专业机构做专业的事，必须要和政府运作分开，政府不能大包大揽，否则可能导致政府机构越来越庞大。”

　　7月底，《中共广东省委、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社会建设的决定》（下称《决定》）即将公布，《决定》中一项内容即为推进政社分开、管办分离，鼓励各种社会组织参与公共服务。一方面，政府下放社会建设权力，由“万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型，不管具体社会管理事务，通过监督管理社会组织来实现；同时，政府为社会建设做好服务，鼓励基层自治、让渡社会管理权力、购买社会组织提供的服务、培养和培训社工及志愿者等，为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者提供空间。

　　响应外来工多元诉求

　　在萝岗区联和街道，本地人1万人，外地人9万人，给社区管理造成困扰，一直以来，街道办对外来工的管理多限于办理居住证、劳动纠纷调解等，而居委会、村委会的职能更是没有延伸到外来工群体。

　　“我们当时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外来工服务。” 中大社工服务中心总干事张良广是“联和一家”的前任总干事，他告诉本报记者，政府对外来工的服务相对来说比较简单，比较刚性，但“80后”、“90后”外来工需要非常多元，他们不仅仅是工人，还是生活在城市里的新市民，有着生活、社会交往、自我发展等多种诉求。

　　目前，广东有2600多万登记外来人口，占全国2亿多流动人口的十分之一，早年，外来工组织曾一度兴起，但当时这些组织带有强烈的维权色彩，往往处理不好同政府的关系，维权有时演变成对抗，无法获得当地政府的信任和支持。

　　而这些政府购买服务的社会组织，服务手法更柔和，延伸到农民工的生活、情感、教育、社会交往等诸多方面，做了大量预防性的工作。

　　张良广说，下一步，他也在和广州的民政系统探讨向其他外来工聚集区推广社会组织的可行性。

　　“这些工业镇和工业村，本身无力解决社会管理问题的时候，就需要中介组织的加入，我们就可以发挥专长，起桥梁作用，让本地人和外地人能够共荣共处，营造外来工的归属感、参与感和获得感。”

　　在张良广看来，广州在做的是一种社会管理新模式的探索。随着中国产业转移进程的加速，广州今日的外来工管理问题，将来也会在其他地区、城市出现，而广州的经验或许可以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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